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显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短短56载，但拥有着无数学者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传奇经历和杰出贡献：
他是标准的“红二代”，18岁那年因一篇《中国向何处》的万字长文入狱10年。但在狱中，他却通过自学，成为那个年代接受教育最好的年轻人；出狱后，因历史原因再次遭受坎坷，最终却因祸得福，远赴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深造，并创造了三次“范式革命”：
●他以一己之力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成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
●他是超越经济学，从历史纵深研究制度与国家转型，提出“后发劣势”等洞见的思想家；
●他还是将国家兴衰归于个人自由，又将个人自由拓展到信仰维度的先知。
因此，学者赵晓称他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有人直接称他为世纪天才。
不过，杨小凯之所以收获诸多殊荣，原因在于：他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天分，却又比我们熟知的天才更勤奋；他一生厄运不断，但每次都以向死而生的态度超越；他是世界级的学者，但一生都在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近几年，随着杨小凯当年的预言逐一应验，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中国从来不缺天才，缺的是发现天才、保护天才的“伯乐”。那么，谁是杨小凯的伯乐呢？
他就是被誉为“当代的蔡元培”的刘道玉先生。
大家都知道小凯历经磨难，但熟知的，大多是他早年或晚年的传奇。对中间最为关键的这一段，不仅大家所知甚少，网上的报道也往往含糊不清，然而，在这段历史之中，却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2004年7月，杨小凯英年早逝，刘道玉“痛惜巨星陨落”，并撰写万字长文披露他发现杨小凯、保护杨小凯的曲折经历。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中，记录着这段历史最初始的文本。
简单来说，书中主要还原了小凯出狱后的历程，它们可以被概括为工作无着、求学无路、报国无门三大困境：
▌工作无着：被定性的反革命分子，有才华无处施展
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但由于所谓的“反革命背景”，没单位敢用，最后他只好在印刷厂找了一份校对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小凯又报考了北京某大学，虽然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他又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因同样问题被取消参考资格。
就在小凯濒临绝望之际，1980年，他终于因才华和毅力获得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帮助”，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然而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小凯依然只能作为临时工。
直到1981年，小凯的职业生涯才迎来了转机。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亦欣赏他的才华，希望将他调到武汉大学任教。几番辗转下，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得知了杨小凯的经历，认可并惊叹他自学和研究的成果的同时，刘道玉决心将他调往武汉大学。
在刘道玉的不懈努力下，小凯最终摆脱了“罪犯”身份。调动成功后，刘道玉还特意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先生，获得他的大力支持。一年后，刘道玉又经教育部批准将小凯破格晋升为讲师，给他定了工资级别。自此，小凯终于迈出了职业传奇的第一步。
▌求学无路：无法洗刷的“政治污点”，出国留学受阻
在武汉大学期间，小凯很快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他不仅教授“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更完成了《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与小凯交流后，对他的才华和成果赞叹不已，并邀请他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小凯很快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然而杨小凯出国的申请却因“政治问题”一再遭到否决。刘道玉并未放弃，通过多方求援，甚至拜托邹教授写信给中央，终于把小凯出国手续办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