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有和苏联人就外蒙问题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的争辩，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对苏方关于唯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决定外蒙地位的观点心悦诚服。所以已经自认为今非昔比的毛泽东，首次访问莫斯科的目的，除了谈废旧约订新约的问题，其中也包括谈谈外蒙古问题。可没想到和斯大林刚一见面，他就是这副武断得不容商量的态度，不能不让毛大感意外！
毛泽东接下来的谈话全都是离题万里，不着边际的兜圈子。
如果说中苏国家利益冲突的导火索已在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时被外蒙问题的火星点燃，斯大林在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对旧条约问题的强硬态度，则使导火索继续燃烧。
尽管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没有再提及外蒙，这个问题显然在斯大林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向毛泽东强调1945年条约的每一条都要保留，这当然包括了旧条约对外蒙独立的有关规定。
为了防止毛泽东以中国革命胜利为由提出对旧条约的修改，斯大林搬出了超级大国在雅尔塔的协定作为挡箭牌。
一时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冷酷的权益算计，成为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过程中的基调。
斯大林显然也不愿意把气氛搞得过份紧张，和缓下语气对明显不快的毛泽东说道：“我们决定继续维持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是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借此提出其它问题，诸如萨哈林和库叶岛。但是，鉴于贵我两党的特殊友谊，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的条约。比如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你们的建议，我们可以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
绕了半天圈子的毛泽东马上又回到了他最为关心的主题上，但走的仍然是曲线，他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来，你看合试不合试？”
斯大林的脑子转得也够快的，马上回答：“你让他来干什么？我没事情需要找他谈，如果他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的话，你就让他来吧。”
斯大林一句话，又把话题给闷了回来。
毛泽东没有料到斯大林会搬出英、美国家作为限定中苏关系的借口，这对他剌激太强烈了，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斯大林：“对不起，斯大林同志，在考虑中苏条约问题时，中共从来没有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态度包括在内。我们的人民认为，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后，它与苏联订立的条约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斯大林承认中国人民的意愿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问题是，通过米高扬、刘少奇的党际外交，苏联领导同样认为中共不肯轻易放弃把蒙古人民共和国重新并入中国的计划。
在这方面，北京在1949年的外交步骤似乎证实了莫斯科的担忧。
这一年的10月3日，苏联成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在接下来的4天里，另外7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并提出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除了蒙古政府以外，其它国家都在发出建交邀请的当天收到了周恩来肯定的答复。唯有乔巴山是在难堪地等待了10天之后才接到中国政府答复的。在这个时期，北京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必然都在莫斯科的严密注视之下，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尤其如此。北京对乔巴山的肯定的答复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好迹像，可是北京表现出来的犹豫也足以使莫斯科对北京的诚意表示怀疑。
斯大林并没有消极等待、观望北京的动态，而是未雨绸缪，采取步骤使乌兰巴托做好应对北京的准备。
1949年八九月间，乔巴山赴莫斯科就医。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向斯大林探询他对当时蒙古领导层中有关外蒙入盟苏联的争论的意见。
乔巴山在9月底会见了斯大林，发现斯大林关心的是中蒙而不是苏蒙关系。
斯大林告诉乔巴山，最近毛泽东和苏方交换了意见，表示赞同内、外蒙统一。
乔巴山表示，虽然中共尚未直接向蒙古提出这个问题，内、外蒙合并是应该的，只是统一的方式应当是内蒙古加入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对此，斯大林讲了下面一番话：“这么说你是主张独立，而不仅是在中国国内保持自治权利的问题了？我也这样看。你们自己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决定。但是也没有必要马上决定统一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你们需要有一个不会引起和中国争端的妙策。毛泽东和他的政府现在正忙于攻占广东和完全解放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还没有时间考虑国内的民族问题，在这方面他们也没有经验。但是，在占领广东之后，他们也许会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你们也应注意。如果你们向毛泽东建议内蒙统一于外蒙，他多半会反对。他有自己的问题。蒋介石掌权时，把国家搞得七零八碎，甚至让外蒙古独立。毛泽东则不然，他要把被国民党肢解的国家统一起来。因此，毛泽东更难允许内蒙古统一于另一个国家。在十月革命以后，芬兰和波兰这样的民族从俄国分离，变成独立国家。这只有高度崇尚共产主义无疆界的列宁才能做到。你要明白，毛泽东绝对不是列宁，他才不会这样做。”
对乔巴山提出的外蒙加入苏联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蒙古共和国没有必要变成苏联的一部分。我们支持内、外蒙统一，希望它成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既不在俄国，也不在中国的管辖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