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大年三十,我回了一趟老家,第二天就离开,草草写了这一篇。或许,没有跋扈的县长,这返乡,也大可不必。
那一刻,我确定:在故乡,我成了一个异乡人。
我站在翠绿的麦地里,一时找不到我家的祖坟。附近的沟壑平整了很多,地貌大变。目之所及有两处坟群,我隐约觉得,西边的应该是我家的,却不敢肯定。
在这块地的西边尽头,原本是一大片洋槐,洋槐本是乔木,在这里长成了一人高的灌木,又密生为丛,盘根错节,极其难刨。往年,我总是以它们为祖坟定向。看来,2020年村民小组重新分地时,用推土机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这片洋槐树丛的旁边,埋着一个跟我同龄的女孩,她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小学同学。1995年的暑假,她因肺结核医治无效,从内乡县城拉回村里。那天瓢泼的大雨,我坐在屋檐下翻看一本《今古传奇》,只听得她家的方向传来阵阵哭声,以及斧锯凿“噼噼啪啪”的声响。
大人们为她现做了一口薄棺,又浅浅地埋进去我家祖坟几十米的地头。当时这块地还属于我家,秋收时,我妈用衬衫缠着口鼻,呕吐了好几次,才割完了那八分地的芝麻。
这个进不了祖坟的女孩,终究还是湮没在时间的黄土里。而我家的祖坟,也似乎岌岌可危起来。
说是祖坟,其实就埋了两个人,我老奶奶(曾祖母),和我二爹。我老爷爷死在1960年,为生产队赶马车的途中,或是饿死,也或是病死。没人有心思和气力拉他回生产队,据说在爬鱼河的东岸随便挖个坑埋了。
十九年后,他的妻子正在灶间烧火时,突然说一声,“我头好晕”,就再也没有醒来。我们只知道她姓杨,因为肤白,叫“杨白女”。
幼时我多病,动不动就发高烧卧床不起。我妈找村医抓来成捆的中药,煎熬后逼着我一口口喝完,连碗底的泥浆和残渣都不能留。
中药缓不济急,她又请来村里一位神婆“胡司令”给我看,毫无疑问,我每一次都招了邪,而每一次都有人搭救我。
搭救我的人,就是我老奶奶。“亏得他老奶奶拦挡着,要不这娃儿可悬。”胡司令一言九鼎,我妈忙连连点头。
我想活下去,我一次次感激老奶奶能在另一个世界,多次为我挡下恶鬼的诅咒。我们未曾谋面,她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我曾经相信,她仍在我们身边,日里夜里念念不忘她的子孙们。
直到我不再相信,我也不想埋进祖坟。我不认为一家人陆续埋进一片几十平米的土地里,便可以再行团聚。今生有缘,今生毕了,接下来不一定非要相见吧。
我最终还是借着东边姚家的祖坟,确认了我家祖坟的位置。我没有跪拜,对着老奶奶和二爹各鞠了一个躬,回到车上,我要走了,这次返乡不足一天。
过了三十岁后,每一次返乡,都像一次先扬后抑的奔逃。村里除了老人和你年龄上下相差不超三岁的人,你已经不认识其他人了,很公平,其他人也不认识你。
而这又不是全然的陌生,你必须在半生不熟中保持矜持和礼节。你不能再蹦跳着奔向田野,也无法和孩童们凑一群,把点燃的鞭炮掷向池塘,你必须假装你已经长大,活得快乐,而且有房有车,很成功。
那些你可以依靠的人,都老了,甚或死了。你成了被依靠的那个。过去的岁月里,那么多精壮的小伙,水灵的姑娘,都成了一个个满口恶俗俚语的中老年人,他们讨论的除了结婚生娃,就是发财致富。万古时空,狂想穿越宇宙的梦想,在村里都浓缩为一枚喜糖,一片幼儿尿布,再加一串账户数字。
老屋里那扇老镜子里,那张面孔连你自己都感觉陌生。不顾两手沾灰,翻出旧物老照片,打量后也无甚思量,仿佛旁观一个陌生的愣头青的少年,正在对世界散发傻气。
老屋里弥漫着一股酸味,会拉我们回到旧时光。那时候,因为贫困,父母的疏怠,邻人的恶意,在故乡经受过太多屈辱。那些屈辱的经历在现在看来,那么不值一提。可是永远都像一根根刺,扎在心脏的最深处。更要命的是,终其一生,我们都找不到能拔掉这些刺的人。
我们就这样被故乡始乱终弃。
待走出老屋,一切都像被某个魔术师给微缩了,房屋和树木都太矮,道路短且狭窄,三十年前拉着牛羊再也走不到头的阡陌,现在一个大跨步就能迈过去,只是迈过去之后,接下来又能去哪里?
据说是托了美丽乡村运动的福,爬鱼河的河道疏浚之后,政府又在上面建了多座水泥桥。主事者完成这些规定动作后,似乎已耗尽耐心,大多数桥就顺口叫做“爬鱼河桥”。桥的上下游,又新修或加固了若干堤坝,曾流淌无数人童年笑声的小河,也成了一条将死不死的水沟。
那片大地,被新建的婚房、新修的村村通公路和爬鱼河桥切割,成了一块凑不齐的拼图。天空也遍布灰霾,没有凛冽爽快的北风,也没有明晃晃恨不得把一个人照出两道影子的暖阳。田野里高耸破空的高压线杆,代表国家意志统治了一切。
故乡的天空,就像是从华北某个城乡结合部复制粘贴而来。一切都混沌了。
故乡先是散失了灵动,接着丢掉了逻辑,最后连记忆都假冒伪劣。
只有最矫情的人,才会念叨老家或故乡。
年三十晚上,我和朋友色色猴驱车回到村里。不到十分钟,我就开始焦虑。
起因是那条黑狗,我曾在《一条狗两头狗三条狗》描写过它的悲惨生活。它被拴在一条不到三米长的铁链上,幕天席地,每天靠残羹冷炙存活,没有阉割,也没有性生活。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我回来一两次,才会遛遛它。就这,还要顶着我妈的问责。
这晚,它听到我的声音,就狂吠起来,还夹着“唧唧”的哼叫,我趋近用手机灯光一照,原来它的铁链不知道何时缠上了地上的破棉袄——人们丢给它御寒所用,只剩下一米来长,这使得它想卧在地上睡觉,估计都很难。
“黑狗都快被吊死了,你不知道?”我有点生气,问我妈。
“我看它一时半刻死不了。”我妈不以为然。
我花了五分钟,才为黑狗解开了链结。门口的两只小狗,小黑和小灰见大黑解放了,恼羞成怒狂叫起来,大黑也往前狂扑。
我拉离了它,在附近的遛了一圈,它拼命地奔跑,时而深俯在地上,狂嗅着地上的枯枝败叶,然后拉大便,不拉那么多,只拉一点点。不到十分钟,它就拉了五六处。
它好像在宣示什么,却不承想,它只是一条被主人无意间虐待的狗。它注定会死得很惨。
色色猴窥出这狗的另一番心思,“不在自己窝里拉屎,是一条狗最后的体面。”
它想要体面,可人给它吗?
我这半生做过不少错事坏事,对不起过很多人,却很少对动物这么愧疚。每次回家见到大黑,我总会难受很久。人不是狗,不知狗之乐,狗被铁链囚禁的痛苦,人却一目了然。
我劝过我妈很多次放它一放,或者让孩子们每天遛一遛,我妈却根本不会听我的。在她看来,看门狗就活该如此拴着。
这世上日夜都在巴望着能见我一面的生灵,大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我却注定只能辜负它。每次看到它,想到它,我就知道,老家正在失控,我却无能为力。
是的,我是一个强迫症。又过了一两个小时,我的强迫症又发作了。妹夫和妹妹开车要离开了,我看到妹妹抱着一岁多的外甥女坐到副驾驶上,安全带也不系,脑子里腾得一声,就满腔怒火。
“让你抱孩子别坐副驾驶,说了七八年了,你咋还不听?”
“木事儿木事儿,咱们这又不是高速路。”
“不是高速路就能大意了?你这要是磕一下碰一下,窜沟里,小孩就成了你的安全气囊了……”
她讪笑着,没有换座,也没有系安全带,摆摆手,走了。
妹妹家还好,我妹夫不抽烟,车里空气还能闻。我弟弟的车里,烟味儿常年久不散。经常拉着四个孩子,他还仍旧在车里抽烟。我怒斥了好多次,没用。周围的人只会觉得我多事。
我不需要在故乡被谁抽几个大嘴巴,辱骂几句,才想着逃散。一根狗链,一条安全带,一团二手烟,父亲写一副歌颂盛事的春联,母亲做了几道咸得发苦的菜……都足以让我惊惧难安。
事情要回到年三十中午,在色色猴的撺掇下,我临时起意,打电话告诉我妈,我想回老家一趟,她不假思索回道:
“你白(别)回来了,太麻烦,还得招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