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中六六届毕业生，一九六九年元月下放到湖南省沅江县黄茅洲区肖家坝公社柳树坪大队第十生产队。这个地方是洞庭湖区，当地人称“围子”，就是被堤坝围起来的沙洲，堤坝之外四面都是湖水。围子之内一马平川，除了隔不远能看见一道道废弃的堤坝，上面竖立着连绵不断的茅草房之外，放眼看去，全是望不到边的稻田。到过这里，你才会对“湖广熟，天下足”的古训产生一点切身体验。一块稻田，小的五六亩，大的一二十亩，站在两头说话，都得把双手罩在嘴上，扯起嗓子高声喊。要是双抢插秧，一趟到头，就能耗去半天的工夫。头上烈日曝晒，脚下水气蒸腾，“鱼米之乡”的劳作是辛苦得出奇的。为了缓解疲惫和枯燥，农民们大多会唱山歌，嗓子不好或是五音不全的，则必然会说些荤笑话解闷。我们知青对这两项都不在行，只能充当听众，跟着笑一笑而已。
生产队有个“贫协”组长，姓易，我们叫他达哥，却总能说出些让人费思量的话来，所以我特别喜欢与他一起干活。有一次，秧插到田中央，我俩直起腰来喘口气。达哥忽然伸手向四面一划，说：“这块田原来是我家的。”我不经意地问：“土改时分给你家的？”他摇摇头：“土改分的算什么！我是说，旧社会时候原是我家的。”我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贫农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田？”他笑了笑，用手比划了个枪的形状，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幸亏晚解放了几年，不然我能当上贫农？百分之百的一个死地主！”
我听不懂了，瞠目望着他。达哥笑了，又说：“你听着蛮新鲜是不？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爸爸原来有十几石谷的田，可是他又赌钱又抽鸦片烟，解放前三四年把家产败得精光，自己也病死了。传到我手上什么都没有了，不就只好去帮人家当长工？我这个贫农就是这样来的嘛！”听了这番话，我只能感叹人生命运的无常，福祸相互转化得竟是如此地轻易！同时又暗想，这就是农村真实的阶级状况吗？怎么似乎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不太一样？当然，后来这种事听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了。现在想起来，正是这些东西，才真正称得上是再教育。我们就是这样从农民的闲聊中，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历史信息，纠正了许多来自于书本的谬误。
还有一次，达哥说过一句更绝的话，让我至今想起来仍不禁要会心一笑。记得我们是先聊起了三年困难时期，他绘声绘色地说了怎么到食堂吃“大锅饭”，又怎么闹饥荒，饿得男人走路撑棍子，女人个个都不生崽了；接着他话锋一转，冲我眨了眨眼说：“说是说叫你们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这是毛主席的一条计策，你信不信？”我已习惯了他机巧的语言风格，就笑着问：“这倒猜不透，你说说看。”
达哥说：“你们好歹都是喝过墨水的人，让我们这些扁担掉在地上，都不晓得是个‘一’字的大老粗再教育你们，这不是笑话？但是毛主席不这样讲呢，你们戴起红卫兵袖章，在城里闹得有滋有味的，哪里肯下乡来盘泥巴喽？”我问：“照你这么说，是用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哄着我们来作田了事？”他摇摇手：“倒也不是那么简单。毛主席本是农民出身，你怕他不晓得作田的苦楚？他是要让你们下来体验体验民间疾苦，将来再把你们收回去派大用场，到那时候，你们就不会搞瞎指挥了。”听了达哥的话，我只是笑了笑，当时并没往心里去。那时知青都在望眼欲穿地盼招工而不可得，哪会相信有朝一日还能被派什么大用场！
语言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有些话当时听起来很有光采，令人捧腹、叫绝，可时过境迁，它就失去了魅力，从人的记忆里自然淘汰了出去；而有些话刚说出来时并激不起听者的兴趣，可时间越长则越让人觉得有琢磨头，就象陈年老酒，放的日子越久越会发出扑鼻的香味。这样的语言一定是集聚了言者得自于生活的智慧，说出了某种较深刻的道理。达哥的这些话，我以为就是属于后一种。无论是他还是我，都绝无可能预见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想不到当年连中学都没有读完的知青们，竟果然有一天成为了各条战线上的主力军。可他以一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的农民，竟能从历史的棋局上多看出一两步，而断言终有一天要将我们另派用场，这就已经比整日忐忑于不知如何安身立命的悲观的我，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为此，我对达哥所言又有不以为然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谁说没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