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到国家图书馆调阅了上述22个县的县志，发现其中9部县志既有1976年的个人储蓄数又有人口数，9县合计7224608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3751.1万元。9个县个人存款总量不到毛XX个人存款的一半，人均5.19元，不到毛XX个人存款的一千四百万分之一。下面是这9个县1976年的人口、个人储蓄余额数据：彭德怀、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储蓄余额624万元；刘伯承家乡重庆开县，人口1252080，储蓄余额239.3万元；陈毅家乡四川乐至，人口795401，储蓄余额382.3万元；徐向前家乡山西五台，人口287256，储蓄余额499万元；粟裕家乡湖南会同，人口277162，储蓄余额100万元；徐海东家乡湖北黄陂，人口885686，储蓄余额610.5万元；罗瑞卿家乡四川南充，人口1268101，储蓄余额234万元；刘少奇家乡湖南宁乡，人口1113555，储蓄余额538万元；陈云家乡上海青浦，人口407767，储蓄余额524万元。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家乡的史志，没有1976年的储蓄余额数据，3县人不能参加上述与毛XX比金钱的集体。三县相近年份的数据为：朱德家乡四川仪陇，1975年人口740171，储蓄余额161万元；周恩来家乡江苏淮安，1978年人口1093589，储蓄余额453.8万元；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1977年人口1215781，1975年储蓄余额421.63万元。从上述数据，可以估算出三县1976年人均储蓄存款不足3.5元，不到毛XX个人存款的二千一百万分之一。（人口按每年增加1%估算，1976年人口3023358；四川仪陇、广安1976年储蓄量，按1975年上升10%估算；江苏淮安1976年储蓄量，当作1976-1978两年时间才上升10%进行估算。这样估算的储蓄量1053.44万，只多不少。）
在1927年湖南秋收暴动之后，1949年进驻北京之前，毛泽东曾经长期住宿过的地方有三个：江西瑞金、陕西延安、河北平山。
由于在延安、平山史志上找不到1976年的储蓄余额数据，我想让三块中共革命圣地人民联合起来与毛XX直接比金钱，就比不成了。不过我可以告诉读者：1976年，江西瑞金有408619人，个人储蓄余额292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XX个人存款的百分之四，人均7.15元，只有上升百分之六点三以后才能与毛XX个人存款的一千万分之一打个平手。延安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公社化至文革前45元，“文化大革命”时期52元；平山农民集体化以后1956年至1976年人均年度收入，最高68元，最低29元。延安农民的纯收入，其实未必都是钱，也许是难以兑现的账。参见本书1.3.2《延安农民的穷困令周总理震惊和愧疚》。
现在中国大陆各地都已经编纂、出版了现代版县志，有心了解1976年前后当地人口数及个人储蓄余额的人，到当地图书馆去查阅本地史志即可。
毛鼓吹越穷越光荣自己却是超级特大富翁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就是当时最精辟、最形象的政治语言，高度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如果想逃出奴在身的集体经济制度和奴在心的社会思想环境，那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的。农民逃出毛XX创造的人民公社体制管束下的奴隶地位，可以种植、养殖致富自己，那是毛XX死了若干年后的事情。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穷困至极的畸形社会主义社会，以大公无私著称的无产领袖毛XX，实际上却是绝密地拥有高出一千多万人的私人存款联合起来的超级特大富翁，实在太惊人。形象一点来比喻，毛XX就是毛泽东统治区里如同大型食蚁兽站在亿万小小蚂蚁中的惊人超级特大富翁，体型差别实在太大。
穷别人是好事可不能穷毛XX及其身边的人
1957年11月，毛XX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讲反对改善人民生活：“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说穷是好事，是政治表演，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越穷越要革命。
但是，读者必须记住，穷别人是好事，可不能穷毛XX及其身边的人、家里的人，参见本书1.4《毛XX的富豪行为》、2.10《毛XX后辈的天堂生活》、2.11.1《毛XX夫人江青的天堂生活》。如果从“越穷越要革命”反推回来，富翁毛XX早就不要革命了，他只是尽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而已。举例而言，1959年毛泽东人祸大饥荒已经显现，但是毛XX不但打到了忧虑民间疾苦、反映民间疾苦的彭德怀等人，还开展了无中生有、祸国殃民的反右倾运动，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结果使毛泽东人祸进一步恶化，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
(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