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面对人，
也不想再面对电脑
即使互联网行业再萧条，也不会少了凌晨两点下班的人，王东俊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做了8年算法工程师，他的睡眠就是这样被偷走的。“37、8个大老爷们成天围着bug转。有的bug就是一个月都解不开，天天干到三四点，就不行。”等红灯的时候，他坐在驾驶座上揉了揉眼睛。
来北京这么多年，王东俊的工作始终没离开过西二旗，就是那个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软件园。外界常说，在这里上班的人都拥有两幅画像：一个是“高学历、高薪资、朝阳行业、平均年龄29岁”，另一个是“996、猝死、脱发、35岁裁员”。
王东俊清晰记得，自己曾经对工作充满热情。毕竟当初那家公司把他挖来的时候，还不到20人；第二年产品上线，口碑很好，顺利完成了B轮融资，团队涨到80人，自己工资也翻了两倍。但做到后来，他渐渐感觉到，自己把生命浸泡在了一种无意义的状态里。
很明显，生活没有了。为了更新一个推荐算法，他曾经连续三个月没去过任何地方，只在工作-家之间两点一线，和同事聚餐也就在公司附近，“可西二旗有啥吃的啊，”他忍不住吐槽。头发也是一把一把地脱落，“因为真就不睡觉啊。”
“有一天突然觉得没意思了，怎么也坐不住，然后就辞职了。”他也不是逢人就讲自己的故事。只不过后座上这位乘客双眼无神摊在那里的样子，实在太让他想起当年被工作干趴下的状态。
是的，躺平半年后，他又回到了软件园，也依然在每天凌晨两点回家，只不过身份从年薪40万的算法工程师变成了网约车司机。原先跳槽去某BAT大厂的同事还试图把他挖回来，他干了三天就退还了工卡和电脑，“挣的不比之前少，但有啥意思呢？”
这是发生在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真实的夜晚。放在2022年“大厂裁员”的浪潮下，王东俊这样的人或许该称为“先知者”。
最近两年，在市场、监管等多重压力下，中国互联网行业靠人力与资本堆迭出来的红利愈发遥不可及；同样，对程序员个体而言，靠高强度体力、脑力投入换取财富的掘金时代，也要结束了。
转行跑路，或许也是他们的一条退路。
一
维持现状
十字路口这家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不会想到，那个每天在楼下给他们做咖啡的小伙子，两年前曾是他们的同行。
小伙子叫小夏，29岁，做过六年网络安全工程师。讲起他和咖啡的渊源，不可避免要提到加班。
总是在周五晚上，时针快要指向10点，小夏抬头看办公室里没人，掏出一台手摇磨豆机就开始独自“疯狂输出”。
高强度的编程工作让小夏没时间去健身房，磨咖啡豆可能成了他每周最大的运动量：二十分钟后，右手整条胳膊又酸又疼。“一天10克咖啡，5天就是50克，”他要提前准备好接下来一周的量，“不然会困啊，没办法。”
毕业后进了互联网，他的觉就再也没睡够过。租房到公司要一个半小时，他每天7点起，从上了通勤车就开始瞌睡；“弹性工作”到晚上8、9点，到家什么事都没有做，一天又结束了。
干这一行，也要对“突发情况”抱有随叫随到的觉悟，有时候需求来了，一口气干24个小时还算说少了的。
2017年，一款名为WannaCry的强大勒索病毒席卷全世界，中国多所高校及政府机关的官网也纷纷沦陷，弹出了比特币的支付页面。
小夏对此记忆深刻，因为那次突发，他和同事整整一周都住在公司。日复一日写代码解析、查杀、建立抢修工程……任务结束的时候，他对工作发自内心感到恶心：“我宁可面对人，也不想面对电脑了。”
2020年8月26日，北京，停用近10年后，地铁西二旗站老站房开始拆除。这里曾是“码农”们买早点的地方/视觉中国
理论上讲，程序员最忌讳重复，他们称之为DRY原则（Don't repeat yourself），一层意思是“不要在编程时把一段代码重复两遍”，同时还有另一层意思，“警惕消耗性的重复劳动”。但在实际工作中，这样的重复不可避免。
即使是抵抗不断升级换代的电脑病毒，小夏的工作周报也可以用“一成不变”来形容：查杀病毒——分析病毒——病毒入库，连名字都不需要提及，“你只要守护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他把自己手里的工作视作一块“责任田”。
做测试工程师的安安也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用“遗憾”来形容编程工作带给她的价值。上高中时，她受到电影《黑客帝国》的影响，“当时就觉得写代码是一件很酷、很帅、充满成就感的工作。”
等到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行业头部的明星公司，她发现自己需要做的只是跟着别人的规范做测试、写报告——照着一模一样的模板，然后更换几个数字。“没有破坏，也没有重塑，大企业的生存原则就是维持现状。”
工作一年后，安安心里的落差感积累到“绝望”边缘，她很痛苦地意识到“这个工作让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一种生而为人成就感”。甚至每天早上起床，一睁眼想起今天的工作，她的脑子里就会闪过“不想活了”的念头。
“我真的觉得我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她觉得自己盯着屏幕的样子好像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即使还有情绪，可能也跟参加自己的葬礼差不多。
在北京打工期间，安安拍下了动物园的火烈鸟
在互联网行业，能逃避无意义加班的程序员少之又少，而能在这种高压下还保持工作积极性的人更是极其罕见。
离职前，做前端的佟雪最后一次加班是凌晨四点半下的。不到六个小时后，她又坐回了自己的工位上。
“我也觉得不至于那么急，但是项目就是要提前到今天上线。”佟雪躲在地下停车场给男友打电话，“我如果不来的话，出了问题全组人都要背锅。”
匆匆抱怨两句后，她戴上浸了泪水的口罩重新回到写字楼里。
佟雪租的公寓就在公司的隔壁栋，出了家门，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办公室。省去了通勤路上的时间浪费，结果让生活与工作不分你我。
职场上的“鞭打快牛”效应体现得很明显，因为佟雪可以工作到更晚，她就成了全组加班最多的人。才入职一年，她手上的项目就从来没断过，最长工作记录是连轴4个月，没有歇过周末。
代价在这个身上女孩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明明只有24岁，穿的衣服就跟个大老爷们一样——每天T恤、短裤，然后趿拉着拖鞋就去上班。“程序员没有性别之分”，一直到离职的时候她才发现，公司50人的团队里，女生最多没超过3个。
直到工作第四年，佟雪才终于“享受过”星期六和星期天。她约了一同在深圳做老师、做公务员的朋友出门玩，才刚到地铁口集合，就感觉累到虚脱了。强打精神逛了一家店后，她和姐妹们请辞：“我不行了，我太虚了，必须先回家了。”
程序员的身体有多不好？B站up主“三太子敖丙”晒出过自己在互联网行业打拼五年后的体检报告，22个指标异常：肝囊肿、双肾结晶、鼻炎……不健康的作息在身体各处埋下隐患。
佟雪的腰、颈、肩都有问题，而且刚工作一年就出现了，每天都被办公室的空调吹到到僵硬。一遇到连轴加班的时候，支气管炎也能咳很久都不见好。
据她观察，自己身边做程序员的朋友身体也都不是太好，高血压、高血脂、尿酸高……问题一抓一大把。
持续性熬夜，加班、不规律作息会给程序员的身体带来巨大损伤/ unsplash
但比起身体上的疲惫，佟雪最受不了的还是高强度代码工作后大脑被消耗一空的感觉。“就是一种用脑过度的状态。因为有时候太想把项目做得更好，然后你就会花很多脑子去想这个东西。”
她分明记得自己上大学时还是一个充满创造热情的姑娘，动不动就端着相机给人拍照、拍视频，每一份作品都洋溢着活力。
但工作四年后，她却变成了一个沉静的人，这种“沉静”并不来自于成熟，只是对着电脑拼命消耗脑细胞换来的麻木。
她想起一个做后端的前同事，三十多了回老家买房结婚。结果见了相亲对象，女方完全没有看上他程序员的“多金”背景，反倒和媒人说他“眼神呆滞”，担心脑子有什么问题。
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敲打打、复制粘贴，时间和生命浑浑噩噩地就流失了。最终，所有的热情被消耗殆尽，佟雪主动跟领导请辞。“与其让他们淘汰，我不如我尽早的去寻找一份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
二
淘汰机制
踩在风口上的互联网行业，没有一刻风平浪静。
资本膨胀的时候，“高薪”是程序员行走的名片；但当头部企业纷纷喊出“降本增效”的裁员口号时，很多人才明白，自己的角色无异于一台报废的机器。
年龄是所有程序员无法逃避的一道槛，虽然常说大厂“35岁裁员”，但小夏的经验是，不到30岁就应该未雨绸缪。
工作大概四年后，小夏的公司经历过一次“缩编”。他本以为自己辈分小，首当其冲要倒霉，结果没想到第一批被裁的是另一个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大哥，30岁刚过。
因为有孩子有房贷，小夏的同事求职时只要月薪3万，算是保底，何况他也在这行干了十多年。但整整半年过去，没有一家公司给他offer。因为在很多招聘者眼里，同样的代码交给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能写，成本只要8000，而且“要求少、身体好”，不用请假照顾老的、小的。
“程序员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技术性，但是也不太重要。”在小夏看来，只要会使用相应的工具、看得懂汇编语言、搞清大部分代码的底层逻辑，就算这一行里合格的员工了，“然后你就发现这行很没意思，还老得加班。”
经验有价值，但做编程语言的“迭代”却在无时无刻倒逼着行业里的人。对程序员而言，不同编程语言意味着不同的思维习惯，但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总会诞生更合适的新语言。“你让他们30岁、40岁了去学一个新东西，怎么学？”
一代码农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一想到自己年过三十还要跟一群正当年的小伙子拼命，小夏决定不如趁早转行。
转行后，小夏在家盯着电脑上的程序控制烘豆时间
根据工信部的统计，中国目前有超过700万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者，连续多年保持增长。不过在小夏看来，这一行不缺在不同产品里重复同一段代码的“码农”，只是那种钻研先进技术、保持创新活力的“大牛”永远不够。
“985学历”是如今程序员踏入一线大厂的招聘门槛，除了门面，高学历也意味着学习能力强，脑子好、有逻辑，解决问题自然也快。但抛去这部分专攻前沿的精英人士，行业金字塔中下部的局面用“鱼龙混杂”一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安安在公司里认识了不少初中毕业就来搞这一行的同事，其中也不乏在网吧里自学成才的，扎下根来一直做到了领导或中层。“只要肯吃苦、想挣钱，大专、中专毕业一样可以干，”安安对这一行的底色看得愈发透彻，“做程序员最高的门槛可能是2万元的培训课。”
学历不重要，但学习能力却不能不看，它最终决定了一名程序员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为了方便管理，很多成熟的大公司会对编程细节进行“封装”——“相当于别人做好了很多工具，你直接拿过来就直接码了，”佟雪解释说，“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工具是怎么做出来的，很多的底层细节你也都不清楚。”
在她眼里，这种工作就好像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你只需要在你的岗位拧那颗螺丝钉就可以了。”
在杭州的一家大厂实习过三个月后，佟雪意识到，自己最终很有可能因为环境安逸而丧失竞争力，“除非我有很强的自驱力去一直去学习”，她执意推掉了大厂offer来到一家深圳的中小公司。
在小公司里，职责划分并不严格，写前端的佟雪偶尔也会去帮忙分析后端，或者自己直接和UI、测试沟通。
她很幸运地被领导看重，送去了“政企部”，一个项目回报丰厚部门。只不过真到上手的时候，她发现压力比之前预想的都大。
佟雪办公室，加班的夜晚
工作的头半年里，佟雪主要把上班时间耗在了读前人写的代码上。
这是一段“有历史”的代码，历经十几任程序员整顿，不同人喜欢不同的语言、习惯不同的框架，甚至“中途有些人还没那么负责”。
“太难看了。”佟雪摸摸自己因为高速运转而发烫的额头。遇到实在看不懂的地方，她还会自己跑到楼下哭一会儿，然后再回来继续看。
“我觉得我一直在用自己的劣势来去跟人家的跟人家的优势去拼。”即便才刚入行，佟雪就已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适合当程序员。
她掰着手指头把程序员划分为三种：
一种是真有天赋的，可能确实智商比别人高出一截，能很轻松地保证不出bug，并且做出来的东西也优秀耐看；
一种不管真懂还是假懂，入行只是为了拿一笔可观的收入，平时工作只想着浑水摸鱼，能拿出手的全靠糊弄；
她觉得行业里可能50%的程序员都属于后面这一种。
至于她自己，很不幸，属于第三种，“没有第一种那样有天赋，但又不甘心，只能通过自己很辛苦的努力，痛苦地把这个东西学会了。”
佟雪的工位
安安真的见识过第一种“天赋型选手”。她有一个农村出生的朋友，16岁凭自学通过了CCIE的纯英文考试，这是全球最权威、也最有价值的IT行业认证。
20岁出头的时候，朋友就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全款买车买房。坐在他那辆100万的特斯拉上，安安第一次见识到，小轿车还能装平板电脑。
“有天赋的人是真的会有很多奇思妙想，是以我这种普通人的思维根本想不到的方法。”安安无比羡慕地赞美那个朋友。
在互联网行业，没有天赋的程序员最终会被淘汰掉。“互联网很残忍。”安安说。
但转念，她又想起自己上班时，对着电脑面无表情的样子，狠狠补充了一句，“被淘汰的也未必是人。”
三
逃离代码世界
长期浸没在编程工作的枯燥和压力下，佟雪最想做的就是逃出去，呼吸些不一样的空气。
程序员转行，做运营或产品经理都是最顺的思路。她也跟同学、朋友打听了一圈，看着offer上20K的薪资，她心里只有一种“赚钱赚麻了”的感觉。
虽然也舍不得在这一行攒下的经验，但脑子已经警告她不能再搞开发了。“我觉得首先应该先让自己把脚步放缓，同时也是一种对身体的修复。”她看了看工作四年后的存款，够在深圳过几年饿不死，决定彻底离开互联网。
离职后，她像很多分手的女孩一样去剪了个头发，但透过镜子看到倒扣在自己头上的发型，她怎么都不觉得顺眼。
“我就很好奇，怎么理发店就是整不出来我想要的发型？”她抱着试试的心态，掏出一万元给自己报了一套美发“全科班加总监班”，“女生做发型师会更了解女生吧。”
上手不到十天，佟雪认定，这就是可以让她“谈未来”的职业。
上课的时候，老师总以她为标杆：“某些学员啊没有定力，一会儿去厕所、一会儿坐那打游戏。你们看看人家，一站就练一天。怎么人家就能坚持呢？”
“我那不是坚持，我真的觉得站着好爽，”佟雪心里暗自发笑，“干这个我根本不会觉得累。”
她很喜欢这样“轻体力”的工作。比起坐在工位上僵硬地敲一天代码，体力上的消耗让她感觉到了自己地生命力，最重要的是，脆弱的睡眠和劳损的腰肌都能得到改善。
还有一点比写代码好的是，它不吃“青春饭”。“我现在学会的各种手艺都可以慢慢积累，等到我30、40岁拿出来用的时候，只会越来越熟练，而不是用到最后给我一种身体很受伤的感觉。”
学理论、换发色、练卷杠、去楼下小区义剪……每天为理发的事忙里忙外，佟雪觉得自己就跟复活了一样，整个人浑身上下充满新鲜感，话也变多了。
只不过，她还是会习惯性地把很多程序员的“黑话”带到日常里：“不同发型需要不同技术，但他们的‘底层’是一样的”“我突然感觉把那个高级造型‘解码’了，然后再教他们我是怎么弄的”……
在互联网行业做程序员，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单调，只有“家”和“公司”两点一线。佟雪觉得自己唯一话多的时候可能只有和后端沟通，或者说battle，“大家的状态也都很紧绷，可能才开口就吵架了。”
但在理发学校，这里人群复杂到令她惊喜：“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很多都是人精。”佟雪很喜欢在一旁观察这些人。
有的人情商特高，三言两语就把楼下路过的阿姨哄了上来。几百块给人家烫了个头之后，还把阿姨说得心花怒放地回去了。
也有不少3、40岁来学剪发的大姐，就想学门手艺回家开店。佟雪跟着她们，把租店面、雇人、看账本流水这些经营知识都学会了。
“原来看别人说话也那么有意思，”佟雪很庆幸自己有机会认识这么多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我突然感觉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狭隘了。”
相比起每天在电脑上机械地敲敲打打，她感觉自己的生活热闹了起来。
“说话”确实是很多程序员的短板，别看他们电脑上精通好几门编程语言，但跟人说起话来却经常感到尴尬。
小夏刚转行做咖啡师时，一次帮客人点单。客人刚开口说“你好”，他站收银台旁，脸涨到通红，嘴巴张着就是说不出一个字来。
“天天写代码，写得都差不多，思路确实容易固化。”这是他给自己找的理由。另外，办公室里死气沉沉的感觉也让他压抑。
小夏公司有一项规定，所有员工交流沟通都必须使用内部的通讯软件，“即使我跟我对桌两人面对面说话，都不行。”
这种枯燥沉闷的氛围让他必须依靠咖啡因来提神。所以工作没两年，他的咖啡鉴赏力就从超市里的“三合一”特浓速溶，变成了“肯尼亚的豆子浅烘后，好的是西红柿味，坏的闻起来就和醋一样”。
现在的他再也不用加班了。每天早上九点半在一家大厂楼下的咖啡厅打工、学手艺，空闲时间还可以蹭店里的大屏电视看电影和NBA；下班时间最晚不超过六点半，回自己租的小屋研究烘豆子。
小夏做出的咖啡拉花
“自由啊。”谈起离职前后的生活，小夏反复感慨“自由”这两个字，“坐在这看别人上班感觉特别爽。”
手艺学成后，他考虑回老家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名字早已经想好，叫“风线”——这门咖啡生意能像一根风筝线，拴着在天上自由自在的他。
但实际上，在连锁咖啡店打工的时候，小夏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800，这还是在北京。
或许也应该这样说，像小夏、佟雪这样能裸辞、能开店、能转行的人，都是程序员当中的“幸运儿”：年轻，有积蓄，老家没有负担，更没有买房、结婚、生子。
小夏今年就明显感觉到，朋友圈里还在干老本行的程序员同事们“状态不好了”：年底发了奖金也没见到有人得瑟，反倒吐槽孩子的幼儿园2万多怎么这么贵……“被裁然后去了二厂、三厂的更难，在甲方爸爸眼里就和狗一样。”
这种“不景气”的预兆让他恐慌自己工作时还没有好好攒钱。
程序员的爱好不多，但都很烧钱，小夏是占了比较全的那一类：一副专攻音乐发烧友的高保真耳机一万多，单反相机、机械键盘也一个不落。“我要是早把钱投在咖啡上，现在也不用打工了。”
安安倒是那种精打细算的人。工作一年后，她算上工资、项目奖、实习存了差不多20万，果断和领导提了离职，回到大学时的城市考研、考教资。
“说是备考，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调节自己。”安安终于有机会补上自己之前一直没时间看的书和电影。不忙的时候，她最喜欢看《破产姐妹》，讲述的是两个女孩为了筹钱开蛋糕店在餐厅打工闹出的一些笑话。
“再落魄的生活也能有梦想，还能留下珍贵的回忆。”这让安安备受鼓舞。
辞职后，安安在出租屋里悠闲地看书
离职之后，她的节奏立刻慢了下来，可以没事在小区门口的书店坐一下午。“我觉得我现在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台为了工作而生存的机器。”
反过来，她也质问过自己：“当初做程序员这个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除了银行卡里的存款，好像再也没有其他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