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章近日频频传出香港记者协会正考虑解散，在今时今日的香港，一点也不意外，只是在面对终极挑战时，万望记协同仁以善始善终的态度，参考不同的应变办法，才作最后决定，切勿被恐惧所支配。
不错，解散记协是个艰难的决定。五十四年来，记协以捍卫新闻自由为职志，以维护记者利益为目标，特别自八十年代领导层本地化，工作更为贴地，积极监察香港新闻自由的表现，对妨扰自由的不当行为大声疾呼，并且专业与权益并重，致力改善同业的工作待遇，也通过培训工作装备记者，提升行业的水平。可见一旦解散，不但新闻自由失去监察，记者遇上问题时，亦欠缺工会支援。
不过，不解散的话，记协同样面对存亡的挑战。亲北京政客、北京在港党媒的点名批判，不断为政治压力升温；职工会登记处向记协索取资料，当然是从鸡蛋里挑骨头，查找记协有违会章之处，即可吊消其工会注册；以至执委的人身安全，也该是记协存废的重要考虑；还有资深会员衷心告诫大家时移世易，立即躺平以求平安，也是不能忽略的忠告。因此解散与否，确是个真问题。
记协当前面对的冲击，其实似曾相识。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职工盟等组织解散前，都有类似的遭遇和苦思的历程，最后敌不过挥之不去的白色恐怖，唯有宣告自行解体，以避过他们认为必定来临的更大灾祸。结果香港国安人员不费一兵一卒，两大公民组织已经连根拔起，也代表教育界和工会运动的民间力量遭到巨大的挫败和损失。
覆巢之下无完卵，也许已成民间社会的主流意见，完全可以理解，但同期间，也有民间组织者为免蒙上不白之冤，坚持到底，与当局对簿公堂。例如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拒绝向国安处交出该会的资料，为的是表明两点：首先，支联会既然不是国安指控的“外国代理人”，便没有责任按照国安法交出资料，否则等于变相承认；其次被告人并无责任自证清白，否则便违反国安法第四条保障人权的规定。无疑，审讯旷日持久，邹幸彤自己也不好受，但她既然选择走上这条艰难的道路，同路人除了尊敬，就是支持。
同样，“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面对国安法实施后的政治气候，依然坚持至最后一刻才告解散。该基金以信托形式成立，主要作用是提供法律服务及人道救援所需的资金，以实践法律公义和慈善目的，因此自问既无意图也无行为抵触法律，从后果看，更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所以紧守岗位运行下去，直至教协解散。因为“六一二基金”的众筹款项寄存于教协辖下组织“真普选联盟”的银行户口，但随住教协解散，该组织亦同步消失，该基金也就无法运作下去，才被迫停运。
“六一二基金”对今后的官非看来也会坚守到底，不仅为了保住清白，也通过审讯揭示执法者的天赋异禀。例如当局控告五位基金信托人没有申请注册成为社团，首先是假定信托基金一定要以社团身份注册，但信托和社团既是两类不同的组织，官方便须作合理解释，何以信托要以社团注册为基础，而各式各样的信托组织（如家庭信托、投资信托）又是否全都是注册社团，否则一切只是欲加之罪。
又例如官方喉舌指“六一二基金”以法律援助支持“黑暴”（反“送中”运动被捕的抗争者）的非法行径，以至“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在党媒说说大家反对不来，但日后若穿凿附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又怎能不以事实和法理抗辩到底，并展示法律遭人滥用？无疑，据理力争绝非易事，即使五位信托人基于现实考虑放弃抗辩，相信大部分支持者也会尊重其决定，但若然坚持到底，他们非凡的勇气和意志，大家又怎能不由衷佩服和支持呢？
参考上述，记协可冷静面对挑战。一方面，固然不能强人所难，要求现任执委不计后果也坚持下去，因为他们上任前相信都没预见今天的处境。不过，也不该盲目结束记协，特别是下届执委（有的话）都是明知山有虎而来（希望没有人参选是为求解散记协），他们见义勇为，对记协代表的价值和角色深信不移，不怕付出个人代价坚守阵地，以留清白在人间，我们应该敬佩也来不及，难道还站到压迫者那边，除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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