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玛格丽特·麦奎格-约翰斯顿（Margaret McCuaig-Johnston）不断看到中共反人类的真实事件，尤其是在中共国安肆意绑架、关押无辜的加拿大人后，她决定站出来，公开谴责中共。（梁耀/大纪元）
加拿大一位前资深政府官员6月3日在渥太华大学中国人权论坛上，讲述了自己从40年中国的老朋友，到认清中共本质，并公开谴责中共的心路历程。
玛格丽特·麦奎格-约翰斯顿（Margaret McCuaig-Johnston）从1991年到2009年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担任高级管理职位。她曾任加拿大自然资源部能源技术和项目部助理副部长，并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级主管，制造和加工技术总监，并在加拿大工业部担任主管——国家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助理秘书。她还曾是工业、科技部的科学战略主任和枢密院办公室的高级顾问。在安大略省政府，玛格丽特在联邦与省级关系、电信和消费者/企业事务方面担任要职。
玛格丽特目前是中国问题专家、渥太华大学公共国际事务高级研究员。这位与中国有40多年友谊的资深前政府官员，从六四时期就支持中国民主运动，自1979年作为政府官员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她参与多个项目帮助中国发展科技能力，并担任了两年的加中友好协会副会长。但几十年来，她不断看到中共反人类的真实事件，尤其是在中共国安肆意绑架、关押无辜的加拿大人后，她决定站出来，公开谴责中共。
六四前奏——西单民主墙运动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玛格丽特开始关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始于西单民主墙运动。
1979年3月25日，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作者是时年28岁的北京动物园电工魏京生。
她说，自己关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始于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1978年12月，魏京生在西单街石墙上贴了一篇文章，呼吁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以回应关于“四个现代化（农业、国防、工业和科技）”的官方文章。
玛格丽说：“很快，工人、学生和其他团体写的大字报也加到魏京生的文章上。人们每天都聚集在一堵长长的墙边，阅读贴上来的新海报，大家谈论民主和政府对这些提议的反应。”
当时，《环球邮报》记者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就此写的一篇发表在头版的文章非常吸引人，玛格丽特决定和她的丈夫去中国，亲眼看看这堵墙。他们在访问之前学习了一些普通话。到了北京后，他们在民主墙附近与学生和工人交谈。中国民主运动的消息在世界各地传播，许多人赶来亲眼目睹民主墙。
他们还在北京遇到了弗雷泽，“当时，他忧心忡忡，因为魏京生和其他的运动领导人被拘留，魏京生最终在监狱服刑18年，最后在卡特总统的干预下，被流放到美国。”
第一次对中国的长期访问促使玛格丽塔学习了更多普通话，并攻读了以中国为研究目标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玛格丽特说，民主墙的最终关闭和对其组织者的监禁，只是中共对1989年6月民主抗议反应的前奏。
六四后在渥太华的见闻
玛格丽特表示，33年前的六月，多达10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还有数百万人参与了全国400个城市的抗议活动，呼吁民主，开始时领导层允许甚至鼓励这一运动。周五（2日）和周六（3日）中共派出的坦克让许多西方人感到震惊。可悲的是，很多人在北京街头被杀，“那天晚上，他们死在了广场上。”
她回忆说，当时，在渥太华的中国学生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前，支持学生的运动持续了数周。人们被北京传来的消息彻底击垮了。周日（6月4日），国会山上，民运支持者举行了抗议和守夜活动。
“我戴着一朵由中国学生制作的守夜的白纸花。”
玛格丽特说，当时，抗议者把清晰印有“坦克人”图片的T恤分发给大家。她在周一早上打电话给渥太华大学国际办公室说：“如果有学生觉得他们不能安全返回中国，他们可以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直到他们找到落脚之地。”
一位来自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学客座教授侯教授和玛格丽特的家人住了一年半，之后，玛格丽特设法把侯教授的儿子也带出了中国。这位侯教授认为：“没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
玛格丽特说，当年，侯教授每天都被跟踪。有一次，当他走另一条路回家时，一个中国学生走过来问他，“要去哪里，为什么要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他在做什么。”
玛格丽特说：“不幸的是侯教授2004年去世了。”
她告诉大纪元，随着信任的加深，侯教授渐渐的讲述了自己在文革时的遭遇。侯教授也曾经是文化大革命的数百万受害者之一。在玛格丽特家借住时，侯教授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曾在南京大学楼梯下的壁橱里住了一年多，那时他就被人监视了。从侯教授嘴里，玛格丽特了解了文革。
在玛格丽特看来，中共的这些镇压和监视工具从未停止过。事实上，已经扩展到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华人在六四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在抗争，在西方，天安门被视为可怕的噩梦……
加中人权对话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