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每天早上9点，雅虎数据科学家金蕴从床边走几步到办公桌前，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在这里，效率不是唯一的追求，秒回工作信息也不是铁律，直到10点，金蕴很多同事才会把系统状态调成在线，他在9点发给同事的消息，通常能在11点左右得到回复。
下午5点半前，他合上电脑，就再也不会收到任何工作消息。每天属于工作和自己的时间，被两个数字精准分割开。这是一种一视同仁的分寸感，即便在金蕴做实习生的时候，美国团队的代教员工都会算准时差，不占用他的休息时间。
按照金蕴自己制定的OKR，日常工作通常在每天下午2～3点完成，剩下的时间由自己支配。“闲得长草”之后，他甚至在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读起了兼职博士。
每周不足38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还有可能继续降低，雅虎总部准备尝试在维持员工年薪不变的前提下逐步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这一政策在2015年～2019年在冰岛率先实验，取得很好的成效。
同一时间的中国，996工作制在互联网行业逐步推行开来，大厂们喜欢“雇两个人，给三个人的钱，干四个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的活儿，让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
李米的老东家打卡时间是每天10～19点，但她承认，绝大多数工作日“19点是走不了的”，“就算工作做完了也不行”。直系领导的作息时间成为了更可靠的参考系。
有一天晚上9点，直属领导拍下空空荡荡的工区，在工作大群里问所有人：“这才几点办公室就没人了，你们最近回家都这么早吗？”李米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从此以后，临近下班，她会先确认一下领导的动态，熬到领导先走，她才敢和其他同事一同站起身离开办公室。
对在另一家大厂工作的程序员王滔来说，在裁员招聘并行成为部门常态之后，她无意间得知绩效考核要和个人加班时长挂钩，于是她的最新目标是成为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
研发需求一个压着一个，为了拿出工作结果，每个产品经理都说自己“是新需求、优先级很高、尽量把功能都实现”，而她应急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加班。除了王滔不善拒绝的性格，最重要的原因是，她需要用又快又准的代码证明自己符合组织对人才的要求。
“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废话少说，放码过来）。”王滔原本很喜欢Linux创始人的这句话，但现在如果有机会，她想问问这位52岁的前辈，写多少行代码才能避开裁员的漩涡？
李双悦也经历过这种荒谬。武汉疫情复工之后，整个行业就“卷”得很厉害，不仅是自己的同事，从供应商到整个行业上下游公司都在“卷”。那会儿夜里11:30下班是常态，同事们为了让老板看到自己的勤奋，下午去商场排奶茶2个小时，直到6点再缓缓打开电脑。
她不一样，总是尽量在工作时间内把所有事情高效做完，7点钟准时打卡回家。但这样的工作态度，公司并不接受。去年4月，另一个部门的领导把她拉到小屋里问：“作为一个经理级别的人，你为什么每天按时下班？”
她好言好语地解释：“我的KPI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我和老公需要自己开火做饭，不可能每天都11点回家。”他立刻反问：“那你们两家老人是都死掉了吗？”听到这句话，李双悦整个人处在惊吓的状态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来到海外，她又显得太过勤奋。在瑞典，李双悦还维持着自己在国内工作的惯性——实时回复、事事同步。
哪怕她正在吃饭，只要听到办公软件的提示音就会扔下饭碗，立刻去回复工作信息。但显然，海外的同事都没有患上这种“强迫症”。“我发出的消息，隔两天才有人回复是常事。”她说，“每个人都会优先自己手头有时间表的工作，中途进来的需求就是得等。”直到大半个月之后，李双悦才习惯这种等待。
她的上司们也感受到这种勤奋所带来的压力。
李双悦每天早晨都会用Google Keep记下自己当天要完成的工作，在每一项任务后面打勾、同步给同事和上级是规定动作。来了瑞典，她依然如此。李双悦每完成一项工作，对方都会立刻收到更新推送。
没过多久，直属上级就不胜其扰地告诉她：“不要再把任务表单同步给我，否则打开手机尽是你的工作信息，我压力太大。”领导委婉地说，工作总结每周更新就可以，她又拿出自己在国内写周报的劲头发了个文件夹过去，对方只好直说：“不不不，我没有想看。”
超时工作更会被严肃劝告。为了树立优秀新人的形象，第一次独立交报表之前，李双悦连续加班了一个星期。直到周五，上司发现她竟然晚上10点还在工作，立刻严肃地给她发了消息：这个时间，你应该关掉电脑，和家人待在一起。她只能尴尬地回复：“我这就去”。这件“耸人听闻”的事甚至直接传到了老板那里，对方认真地告诉她：每周工作时长绝对不要超过45小时。
“他们都嫌弃我太卷了。”李双悦说。
而对张森来说，出国之后的工作强度反而更大了。他在半年前加入爱尔兰亚马逊云总部，负责IT支持业务，帮助大客户寻找服务器问题。
PIP制度（绩效改进计划）是每个亚马逊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新人，他一度在危险边缘徘徊。亚马逊云的考核标准只有两个维度——服务客户数量、客户满意度。这要求他必须又快又准地解决问题，每天6～8个小时的工作排得很满，“不可能像之前的工作还有摸鱼的时间”。
他从来没有想到，大学毕业14年之后，自己竟然回到了都柏林大学的图书馆自学长达900页的《ECS开发者手册》。“而这只是其中一个服务，亚马逊云可以提供超过200个服务，每个服务的文档几乎都是这么长。”
他的妻子夏晓似乎也感受到亚马逊云内部竞争的压力，“公司里（技术人员）都是高手，他也在追赶别人吧”。
更高的追求
最近李米、金蕴、徐坤总是遇到国内亲朋好友和陌生人的提问：“怎么才能拿到海外大厂的offer？”“有没有内推的可能？”还有一些人纯粹把他们当作许愿池，“希望我也能在新加坡找到工作”“学文科的也想留在爱尔兰”。
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人选择出海，这股风潮从两三年前就开始了，除了技术更前沿的硅谷、高福利的北欧，东南亚是更多人的选择，语言相近，文化相通，市场广阔，到处都是机会，特别像十几年前的中国。
李米当时去新加坡，就是为了陪男朋友，当时他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在新加坡更容易融资。现在她已经跟男朋友分手了，但不后悔来到新加坡。
成为下一个李彦宏的念头深深诱惑着徐坤。李彦宏从纽约州立大学硕士毕业之后进入硅谷infoseek公司工作。1999年，李彦宏带着彼时最先进的搜索引擎技术和120万美元融资回国，创立百度。至此，一个颇具统治力的互联网巨头拔地而起。
这是早被证明可复制的成功人生模板，但前提是学到一流的技术。为此，徐坤大学毕业就来到美国，先后转换几次赛道，最终选择在VR/AR领域研究三维模型重建方面的算法。今年3月，他在瑞士苏黎世参加了Google线上面试，但却失败了，接下来打算继续申请Magic Leap的职位。
徐坤很着急，想要快点找到最顶尖的技术人才合作，掌握最顶尖的技术，5年内回国创业。“2011年出国到现在，我错过了整个国内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房地产浪潮、创业浪潮，我肯定不甘心。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完全准备好，不只是运气不够，而是我还没有掌握到超一流的技术，没办法形成壁垒，创立一家公司。”
更多人选择离开，只是因为不想当一颗螺丝钉，不想做一台全年无休写代码、做产品的机器。
图源电视剧《硅谷》
在国内，没有刷过力扣（leetcode）200道题的算法工程师不足以面大厂。把整个程序一句一句写在白纸上被称为“手撕代码”。在金蕴眼里，“就是考察候选人的背诵能力”。但进入到实际工作中，往往并不需要解决那么复杂、高难度的问题，而是对已经构建好的代码大厦修修补补，这让很多程序员觉得没意思。
在雅虎、亚马逊云的面试里，刷题没有用。
雅虎的技术面试只给了3道题，金蕴除了第一题写完了程序，第二题和第三题都只写了代码逻辑。要做什么、得出什么结果、提升什么功能，“这要是在国内，我肯定过不了”。
有时候国外企业也会拿一些还在研究阶段的问题来考察候选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考察背诵Leetcode题库的能力。加入雅虎后，金蕴每天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开技术研讨会，真正写代码的时间很少，他还申请了兼职博士，雅虎也非常鼓励员工一边学习、一边研究。
国内企业的HR倾向于拿着题库问张森，“怎么在服务器调取某个文件，文件权限怎样显示”。但在亚马逊云6个小时的面试里，问题变成“谈谈你如何面对一些棘手客户？”
一个人过往的工作经验、思考问题的逻辑，甚至有无种族、年龄、性别歧视都变得格外重要。“这些企业不是想随便招一个人，而是想招到我这样的人。”张森确信。
但选择了诗和远方，就一定能躲得过生活的苟且吗？
来到爱尔兰都柏林，张森一家彻底变成月光族。妻子夏晓全职带孩子，张森的“收入一半交给政府、一半交给房东，剩下的钱只够一家人吃饭”。
按照张森的收入水平，每个月有接近40%的工资要交税，“税后的薪水应该不会比都柏林普通的蓝领高很多”。
《爱尔兰时报》去年调查显示，在全球首都城市的租房成本排名中，都柏林位列第六，租金平均每月1643欧，每月净工资为2960欧。张森居住的地段算是中产社区，不到80平米的房子每个月租金高达2350欧，并且按照合同约定，租金将以每年5%的比例递增。
“从前两个人工作还能攒钱，现在真的是一分钱都剩不下。”夏晓说。
父母虽然对李米出国工作的决定不置可否，但她知道，他们心里盼着自己唯一的女儿回国。
新加坡靠近赤道，全年潮湿多雨。在某一个雨天，李米看到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的《雨》。身在异乡的她记下了这句：
“你还不懂得时间的微妙。它不是只会流逝，还会回卷，像涨潮时的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