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饥荒》（1929—1934）一书编者介绍，斯大林认为，要解决苏联农业分散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为农业现代化掣肘的状况，当务之急是“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来急剧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书第5页），于是推出了迅速发展发展农业的新政，这就是继续加强“在苏联的产粮区强力建立集体农庄，建设国营农场，同时消灭小农经济，因小农的低效率，农产品的低商品率，在工业化形势下不能满足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书第5页）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的全盘农业集体化。而消灭农村的剥削阶级——富农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具体做法是让富农多交粮，剥夺他们的财产。但是拥有多少财产的人就是“富农”，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于是在执行中，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便是富农。他们的财产被剥夺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苏联广袤的西伯利亚，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农作物生长期很短，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主要产粮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流域。他要靠农民这个“内部资源”积累工业所需的资金
集体化遇到抵制，斯大林开始整肃。为换取工业设备，1929年8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强硬措施，令各级苏维埃和地方党组织坚决配合政府征粮，严厉禁止私自买卖囤积粮食。安全部门、司法部门要全面介入，密切配合，监督各处执行情况，凡执行不力者，通通予以撤职（书第11号文件）。对于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个体户，要提高征粮标准，强迫他们加入。这样一来，部分地区缺粮的情况，是年就开始出现了。
1930—1932年苏联决定向西欧出口小麦等谷物，1930年初定额是1200万吨，但是已经建立起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特别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的社会组织认为这已经超过他们的能力，开始提出抗议，但是无效。一些基层农村苏维埃干部有人做起粮食投机生意，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农村矛盾开始激化。
由于“反苏分子”的破坏，一系列针对农民的严厉措施也开始实行。斯大林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于是整肃首先是针对各级干部。1930年12月2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研究粮食和肉类生产。会上认为肉类果蔬公司“充斥了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已经枪毙了48名）”。至于直接领导这些部门的共产党员，则根本没有直接研究考察果蔬生产，仅仅限于下发官僚主义的文件和一般性指示。故此要把粮食征收部门的经验运用到果蔬生产和征集方面，“要对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第174号文件）。
干部们是在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1930年农民粮食被征收后，已经有百万人缺少口粮，拿不到凭票证分配的定量，饥荒出现。使情况日益加剧的是，干部们没有或不敢说真话，斯大林手中没有确切的粮食产量统计材料，国营农场官僚主义严重，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为了迎合高指标，便高报产量，因为按科学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那样的产量是根本达不到的。然而，不照上级的意见提供浮夸产量就会被说成“右倾机会主义”“保守”等，从而招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于是浮夸数量变身为“政治任务”，一股脑儿压到农民头上。1932年主要产粮区遭遇灾害，旱涝交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产量，而城市人口增加了400万，又加大了口粮需求。书中称斯大林在1930—1933年出口西欧1200万吨谷物赚回的外汇4.42亿多（442109000）卢布，是用“白骨”换来的。据统计，1932年一年出口量就能养活700万人（书第47页）。
斯大林认为干扰其政策执行的不仅有国内反动势力，还有国外敌对势力，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把工作困难归咎于国外敌对势力的搅局的倾向，从而紧绷阶级斗争的弦，加强了对国外敌对势力的防御和斗争。如摩尔多瓦农民秘密挖掘了许多地窖藏匿粮食，以图自救，有关领导便认为那是当地的敌对势力受邻国罗马尼亚的鼓动进行的破坏活动。对国内，凡是完成上交计划不力的地区，则惟当地领导是问，因他们奉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那些觉悟不高的“贫下中农”没有进行足够引导和教育，致使他们受“富农”蛊惑，对党和苏维埃领导持激烈的对抗情绪，甚至从事破坏活动（书第158、207页）。一系列相当严酷的针对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措施因而出现。
斯大林及其近侍又“找到了”计划不能完成的原因：“富农抵制”，便组织干部对富农斗争，因后者破坏并鼓动阶级界限不清，觉悟不高的贫农、中农不向国家交粮，致使“贫农与中农都反苏。他们脱离我们的控制。挨饿，不向国家交粮”。（书第260页）
《真理报》公开发文，要求把混入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富农和准富农分子清除出党，因他们“破坏党的威信。”要求出现问题的地方立即“组织若干次审判”，以杀一傲百，威慑不参加集体农庄的个体户和部分集体农庄庄员。该报指示，若有必要则以“工作组”形式从上级派遣可靠的人前往领导不力的地区。（书第160—161页）
全民的悲剧，大饥荒。从各地发向中央的关于饥荒情况的文件在书中占绝大多数，大饥荒从粮食主要产区开始，因为国家向那里征粮的数额高于其他地区。
由于斯大林的农业政策，饥荒从1929年就出现了，农村形势动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过进口粮食解除危机以维稳。但是国家仅有的钱首先要发展重工业。此说遂作罢（第3—9号文件）。斯大林认为不能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书第79页），富农手里有了粮食，他们就有了筹码，敢向我们施压，所以“征收富农手中的余粮，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城市的供应、对红军的供应，而且是打破富农从经济和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手段”。（书第80页）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什么是富农的问题上。有多少余粮就是富农？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政策的随意性。在落后的农村，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靠天吃饭，维持温饱而已。政府派遣的征粮队，强行拿走农民的粮食，许多地方不仅口粮无法保证，连种子也被征收，来年播种无望，这才是普遍情况，乃至到1932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年初就专门开会研究保证种粮的问题。
一些征粮队的全权代表以支持国家建设为名，要求当地苏维埃让农民把全部收成一粒不剩地交给国家，然后获得自己的口粮（第123号文件）。然而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口粮。疾病多发，成为普遍现象。许多人的遭遇很是离奇。如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报告里有这样一些文件，称1930年7月29日，25名妇女抱着婴儿到村苏维埃要粮，遭到拒绝。当时的场景是：
“我们只给饿得浮肿的人发粮。”村苏维埃主席宣称。
“你们想干什么？要我们都饿成浮肿才给粮食吗？”众怒吼：“我们帮助国家，交粮食，可现在有些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到市场去卖，一个燕麦小面包就是80—90卢布。”（书第259页）
再如同日30余名妇女到村苏维埃要粮食遭拒，群情激愤：“你们这些王八蛋，把我们的粮食抢走，我们没有饭吃。等着，有收拾你们的时候！”报告称，叫嚷最凶的是富农的女儿。（书第259页）
1930—1931年春季，农民无隔夜之粮，饥饿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对抗这种掠夺式的征集，地方苏维埃的干部也和农民一起抢劫粮仓。严寒的冬季里，农民屠宰牲畜，存栏数急剧下降（书第287—288页）。运粮车遭抢的情况时有发生，当局通过安全部门监督，派遣军队武装押运。
许多人开始退出集体农庄。农民中更加普遍的情绪是什么主义都无所谓，不管你什么农庄，什么主义，不给吃饱饭是不行的，今天饿死了，明天看不到共产主义了。抵触情绪相当强烈，被剥夺基本生存条件的农民不再相信政府。一名《真理报》记者写给编辑部的密信描述目睹的惨状：一些农民用种种办法藏匿粮食，他们用火柴盒、罐头瓶、小口袋、玻璃瓶装起来，挂在桌子底面。万一被发现，后果可想而知。在摩尔多瓦，征粮队到后，为搜粮，几乎把一些村庄里各家的炕炉均予掀翻，脱掉女人的裙子，扒掉男人的靴子，把窗户连框一起拆除，房子无法居住。农民被打伤的情况司空见惯。有时候一辆大车上装满被打伤的农民。需要住院时，医生不敢写某人什么原因致伤残，只写“×××处受伤”。
因无法交足粮食，农村普遍存在私设公堂的现象，某一处村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就关押过120名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户，一般长达七昼夜。这是正式拘留，还有种种“不正式的拘留”。（书第158—159页）但是农民并没有被压服。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一些地方特别是1932年春季，农民拦截运载种子的车辆成为普遍现象，再后来，牲畜饿毙（书第485、680页），大量农民因饥饿患病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下地耕种，最后情况恶化到连政府贷予的粮食和种子都无法运到农民手中（第485号文件）。
万户萧疏鬼唱歌！在西西伯利亚，为了生存，农民剥树皮，挖野菜，许多人中毒或患病（第456号文件）。1932年情况更加严重，人们盼望着1932年庄稼快快生长，哪怕不等成熟也能充饥，农民要去“抢收”地里的粮食，从而酝酿着来年更大的危机。（第721号文件）
现用联共（布）中央收到的1932年3月26日报告中的一个文件，看西西伯利亚波克罗夫区的一个农户家的情况。这家的男主人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农庄庄员。
“鲍罗庭·菲力浦挣了650天的工分，家有妻子和五个孩子，最小的一岁半，最大的9岁。妻子卧病在床，两个孩子坐在炕上，面色蜡白，脸浮肿。一岁半的孩子面如土色坐在窗台上，全身浮肿，9岁的孩子衣衫褴褛，躺在地上。鲍罗庭·菲力浦本人坐在长凳上，一刻不停地抽着一种像烟不是烟的东西，气味十分难闻。哭的像个孩子。”他的家里臭气难闻，桌子放着一些无法下咽的东西。“他骂孩子们‘怎么不死’，懒得看你们。”报告人称“说实话，他有些精神失常，饥饿难耐，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吃掉”。（第506号文件，下册第105页）
这里的人用种种植物磨碎做成饼，有何营养可谈，最可怕的是中毒现象时有发生。家家户户的窗户框架全被拆除。街上没有牲畜，处处是粪便，偶尔见一个瘦削的狗。（下册第105页）
大饥荒中的苏联人
1932年7月11—16日《消息报》收到的政情报告描述的是一幅十分严重而悲惨的农村画面。
政策使“千百万人在呻吟，”“就因为不加入集体农庄，那一点点可怜的家产全被没收”，把一些“指示和计划强加于我们来提高收成，可这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去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
“报纸上说得天花乱坠，百姓生活幸福，人人满意，自愿完成所有任务和交税。”处处莺歌燕舞，可是“农民在挨饿，大批大批的人饿死。斯大林和他那些有意无意的帮手（莫洛托夫、加里宁以及其他‘领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他们是工农不共戴天的敌人……党瘫痪了，下有书记们的专政，上有斯大林的独裁”。农民愤怒地呼喊：“到村里来吧，看看农民怎样欢迎刽子手斯大林”（第474号文件，下册第65、67页）“人们满腔怒火，咒骂斯大林同志本人，是他造成了这场灾难。”（书第218号文件）
书中有30个（第475—484号）文件介绍了各地的形势和反抗。“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然而，令斯大林等担心的，并不是饿死多少人。他更加重视的是握紧钢枪以维稳。因为许多官兵的家在农村，他们的眷属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优惠，但是整个国家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时，遍地饿殍中有了他们的亲人。形势严峻，军心动荡，军队不仅粮食奇缺，肉食也一样。1932年主要产粮区遭遇旱灾，更加剧了社会危机。乌克兰军区把保证军队及其眷属的供应作为主要问题提了出来（第670—674号文件）。1932年7月7日苏联供应人民委员部主席米高扬致密信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科西奥尔，称已经决定从6月份起用鱼类代替肉类供应军队（第674号文件）。到这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感到问题的严重，开始“纠偏”（第675—681号文件）。
然而仅仅1932—1933年间（笔者目前没有见到第2卷，1929—1934年间饥民死亡总数还待查找）就有500万一700万人饥饿致死。饿死一个人给国家做出的是10个卢布的贡献（上册第47页）。
难怪学者们在描述编选材料时的心情说，对于神经衰弱者，那些档案令人发指。他们认为是斯大林“反农民的农业政策”制造的大饥荒，是他及其“帮手”制造了俄罗斯“全民的悲剧”，斯大林犯下的是“是反人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