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老家所在的大杂院里住有一孙伯岚老先生，高高瘦瘦的身躯，清癯枯黄的面容，常年著一件破旧却干净的中山服，戴一顶深色解放帽，颈上风纪扣从来都扣得密实。大院里的人称他孙老师，其实他早已不教书，五七年在成都第八中学当教员时被划上极右派，从学校开除教职后，就一直呆在家里当无业居民。孙老师寡言少语，几乎不和人交往，成天在屋里老僧入定般的坐在一张老式写字台前，读线装书写毛笔字，白发老伴就陪在旁边缝缝补补做针线活。我和他是近邻，他家的窗户隔着一道半人高的矮墙正对我家小院，不管春夏寒暑，孙老师坐在窗前瘦脊的身影已成了一道固定的风景。我那时读中学，对文学渐渐有了兴趣，知道孙老师旧学根底深，年轻时曾在专门研究经学的乐山乌尤寺国学院读书，我不避嫌，时常拿一些书本上的问题求教于他。还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文言中“妍然”和“嫣然”的意义区别和用法，孙老师滔滔不绝的为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古汉语、古诗词中有关例句，他随口就念出一大串。一边讲一边摘下高倍度近视眼镜擦拭，眼神炯亮，脸色开展，声音也一改平时如蚊蚋的低哑，越发响亮起来。看他说话一副忘乎其形的样子，老伴心中惶恐，眼睛张望窗外，走过来对他说：你小声点嘛……。
孙老师无任何收入，靠老伴微薄的退休金再带着一个小孙女过日子。穷困窘迫的生活，家人之间很难不产生龃龉和摩擦。隔着墙，经常听见老两口因琐屑事拌嘴或老伴斥责的声音：“伯岚呀，你怎么又偷吃我的白糖呢？”“买米找补的钱没算清楚”！孙老师寒酸如此，家徒四壁，穷得来连写字的纸张都买不起，就从废品收购站里买回一堆堆废旧书本，在书页的边沿空白处，密密麻麻的写满字迹，这就是他研究汉语音韵学的文章著述。孙老师说，音韵学是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语言文字发音的起源与流变，其中学问大着呢，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就是这方面的行家。说起这些，他摇头晃脑意气洋洋，满面快乐的神情，还给我举例说道：譬如《离骚》中“夕餐秋菊之落英”中的“菊”字，在春秋屈原时代就读“鹊”音。我那时年少无知，不懂他说的深奥东西。只觉得他像孔乙己，又像古代陶潜一类的隐士高人。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社会政治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连居民地段上也是大小批斗会不断，弄得人心危殆，更不用说属“黑五类分子”的孙老师这样的人了。那一阵子，他接连被斗，挨了数不清的口水耳刮子，以致一听到开会二字，手脚就止不住地颤抖。他老弱之躯，一斗就倒，时常胃病发作恹恹卧床，人也被整得脱了形。路上遇见，只见他低头缩颈破帽遮颜，两手捂胸抖抖簌簌顺着墙根走路，看上去就像一截枯干而随时要折断的梅枝。
大院里的居民主任张玉英是直接管制孙老师的领导人物，孙老师随时都要接受她的监督训导、每月汇报交代思想。张主任一字不识，但无产阶级觉悟高，本能的仇恨鄙视孙老师这样的人。记得某日一个下午，我在小院里洗衣，听见孙家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张主任凛凛厉声：“孙伯岚，把你最近的反动思想老实交待出来！你成天都在写！一定写的变天账，交出来我审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孙老师慌了，哀声辩解：“我哪敢有反动思想，张主任您明察，这一段时间我大门不出半步，在家读《诗本音》，写的是音韵学方面的文章，你们拿去没有用的嘛”。“拍”的一声，张主任一巴掌拍在桌上，“什么狗屁音韵学，想耍滑头？只要你右派分子写的就是反动东西！不交出来就没你的好果子吃！”……据说张主任后来还对他老伴扬言，说随时都可以把老头送进专政机关。老伴就忧虑，不准他再写任何东西，硬性把钢笔毛笔都藏起来。孙老师更如兔子般惊恐，于是在做扫厕所掏阴沟等“义务”劳动时，更加没命的积极表现，污泥斑斑的老脸上，随时都保持着驯服的笑容。有次他悄悄对我说：荆天棘地于我都不难，唉！最怕的就是他们要拿走我的书稿，这比我这条狗命都还重要得多呐……。
文革中形势多变，有一段时间，社会上闹武斗，乱糟糟的局面中，对他这类人的管制反而松了，连张主任都戴上红袖套去闹派性斗争去了，孙老师的日子似乎也好过得多。那年秋末天气转凉时，老伴甚至还给他缝了一件新夹袄穿在身上，脸上也有了一些生气。一天我见他站在矮墙边，对着一簇长得肥绿的芭蕉树发呆，不时口唇翕动，念念有词。有几句我听得清：“寒灯坐高馆，秋雨闻疏桐”……。上午的阳光斑驳的洒在芭蕉叶和他的新衣服上，他眯缝着老眼抬头望天，枯槁的脸上一副目空无物气定神闲的样子。
孙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得到满足的人，贫穷也好，劳动改造也好，被管制也好，只要他一钻进故纸堆，提笔写那谁也不看，永远无法出版的音韵学文章，他就会找到快乐。我见他门窗紧闭，并用旧报纸把窗户从内里糊住，挡住屋外人的视线，我就知道他又在读书写文章了。一次我和他聊天，孙老师告诉我，他有老庄道家思想，身外遭遇不容易使他怄气，他指了指黑黢黢的窗子念了一句鲁迅的诗，我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我问：您喜欢鲁迅吗？孙老师不置可否，只淡淡的说了一句：“鲁老夫子若活着，把他也弄到革命大院里交给张主任一类人收拾收拾，那才是奇观哩”。
七十年代初，已七十多岁的孙老师更渐衰弱，三天两头卧病在床，无钱上医院看病，老伴熬点草药让他服下敷衍了事。做重劳动他早已力不能支，张主任虽嘴里骂他一句“老废物”，但也未过份逼他，算是开恩了。那年冬天，孙老师熬得油干灯草尽缠绵辗转于床褥，从他屋里不分白天黑夜，常传出时高时低的“哎哟……哎哎……”带哭腔的呻吟。那声音特别干涩怪异难听，有些像一支正被宰杀挣扎扑腾的鸡的叫声，刺激人的神经。大家都知道，孙老师日子不多了，一个善良懦弱的生命要完了，大院里弥漫着一种凄凉压抑的气氛。半个多月后，孙老师终于去了。儿子从外地赶回来草草办完后事，大院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九十年代，我离开老家大院二十多年后，路遇孙老师的孙女，当年的小学生，如今已是三十多岁的妇人。我问起她爷爷毕其半生心血写成书稿的下落，她说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回来清理遗物，不知道爷爷那些写在废纸片上的文字有何用处，拿来点炉子用了。直到文革结束后，爷爷的老友带一大学教授来家里找这部书稿，父亲翻出剩下的残篇，那位教授看了大半天，跌足叹息，责备我们把有价值的东西给毁了。“你知道的，我们家里除了爷爷，都没有多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