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的那个村子，是晋中平川腹地上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大村，四五百户，两千四五百口人，又地处祁县、汶水、清徐三县交界，东南五六十里是浑厚的太行余脉；西北四五十里是峻峭的吕梁边山，汾河从村西自西北缓缓地向东南淌过。村子旧日人口流动大，经济活动也频繁，一年有两个庙会，阴历七月七和十一月初二，这两个日子是村子里盛大的节日，这会不仅左右祁县村里人要来，汶水和清徐县的村子里的农人也要赶来，那就是个全村的集市，小到针头钱脑，大到骡马牛驴，乡下人屋里用的，地里用的，男人用的，女人用的，集市上都能找到，除了贸易交流，会上还要请戏班子唱大戏，请来的班子，多是省里和专区的，不少山西邦子的名角都要来的，要是遇上好年景，那大戏是要唱几天的，欠收入的年景也得唱上三几场。
有这种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滋养，村子里自然会生出些社会之精英，新、旧社会都有，该是金子就是埋进土里，遇上个翻动，一定发光。村子旧时就出过不少名人，有文化名人也有进天津、北京开卖场的坐商，还有跑过口外的游商。又由于抗战时期这里是游击区，鬼子、二战区、八路军都来过，村公所里的掌门人多是红白两道都能应酬的能人，明里打点二战区，暗里又为八路军筹粮、送信，村子里的老百姓也就与人为善者多。就是共产党建政后，搞的各次运动中，平和多于斗争，不论是从城里撵回来的右派，还是本村自产的“四类”遇上运动斗起来，也顶多是个口诛，绝少动其体肤，最多扫两日街衢也就过去了。
我们进村之前，村里也曾经游斗过前县委书记，台上喊过阵子“打倒”之类的口号后，下了台，村民们争着拉书记去家里吃饭，好酒好菜地款待，都是平时他们自家年节都舍不得吃的货色。要说书记本人究竟给过村里人啥好处？还真没几人能说清楚，要不是斗争会，他们中的大多数见都没见过这父母官。那又凭啥这好生招呼？是因为他们自古就见不得受难的人。我在村子里的那些年就见过，有讨饭的不管进了谁家的大门道，都没空着碗出来的。就是那会儿，遇上荒年村民也不富裕，可人家讨到你门上，好歹也得给人家弄一口，因为谁都晓得，讨饭人的日子比咱村里人更难。
我们那个知青点是1968年冬天才有的。这青年点还真和这村子及村里人有缘，都是良善之辈。知青点三十个人，十男二十女，却来自北京不同区县的七所中学。没有团伙，也没有权威，谁比谁不高出半头，也谁比谁矮不出寸分。因此，各行其事，每个人的个性在此地能够尽可能地张扬，我不管你，你也休想指使我。这种生态环境与村子里的人文环境相对一致，只要与人为善，不算计人，不祸害庄稼，不管你劳作不劳作，是不是在家睡大觉，或者乱串知青点，都不会有人收拾你，批斗你，把你打成另类，也只是不给你计那值不了仨瓜俩枣的工分便摆了。这自由、宽松的日子对我们后来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以及后来的自我心境成长有着相当积极作用。
因此，插队那些年，我自然不是个安分的知青，我不喜欢总在一个地方猫着，总过一成不变的日子，我喜欢新鲜的环境，新鲜的人际，新鲜的世面，为此有出民工的机会，我要一定去，不为劳作挣工分，只为见见世面，看看自己以前没有见识过的山水、村落和人文，尝试一下民众们生存之艰辛与苦乐。为此，我还找书记要求走吕梁的大山，为队里放羊。在这些农业社外出的营生之外，还有一种我视为最为快乐的生存方式，就是串知青点，附近的青年点和外县的青年点都是我常常光顾的去处。去不同的青年点，看看同道们各自的生活，去听听同道为生存而整出来的各种故事和传说，是那个时代我最为美妙的生活。
下面的亲历就是我串过的众多青年点中，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有趣旧事。
这村穷得连个地主都没有，还阶级斗争个球
崔家山是我们的羊群进山和出山的必经之地。这村地处吕梁边山，山石陡峭，瘦弱的草从石缝里钻出，稀疏并缺少水分，羊群吃不好，也就不大好放，不像深山里尽是宽坡大洼，草深且厚，大群的羊儿撒出去，羊儿吃得舒服，羊夫也得空歇息。这村别说大群的羊儿难放，连养活老百姓的山地都薄得很，用手扒几下薄土，就露出了的山石。这地要是再没有我们的羊群给卧地，早晨撵起来羊儿留下些屎尿，撒下去的种子，秋后怕是都收不回来。所以村子里特别希望我们的羊群给他们卧地，自然也就好吃好喝地款待我们这些羊夫。据说，自打我们村子里有羊群走吕梁山起，就顺道给崔家山卧地，多少年一贯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进山的头一年，羊夫头儿老喜维就告诉我，这村里的老少，都要好生对待。打他年轻时就在村里给乡亲们放羊，那会儿还没农业社，春天各家的羊儿集中起来交给他进山放。因为谷雨过后，平川地里的青苗出来，羊儿不能进地里了，羊儿吃不上地里的枯草，就得走山，进山活个大半年，地里的庄稼开了镰，割出了空地，羊群才能回川里，吃地里的枯草败叶。春天进吕梁路过崔家山，秋里出吕梁还要途经崔家山，那村里的山民也熟悉羊夫，人到了总要热接热待，每个晚上，圈了羊，烧酒、莜面栲栳栳这些当年金贵的吃喝总是短不下的。
那年，我春天进山时，村子里还没有知青点，可出山时，那小山村也来了帮知青，是从太原城里下来的。
那天，我刚把当年羊群下的羔子们安顿进了圈里。便有人和我说话。那口音有点儿普通话的意思，又带点儿山西味，但肯定不是当地人的口音。他问我，这羔子能不能卖他一只。一抬头，见是个一身工装的小伙子。我说，羔子是队里的，卖不卖我做不了主。他听出我一口京腔，便很兴奋地问我，是不是北京下来的知青？我便反问他，是不是也是知青？我说，你是新来的？春天我们过来时，没听说这村有知青点。他笑了，很和善地说，他是太原的，他们刚下来个把月，这村就有了知青点。
晚上，他到我们羊夫住的窑里找我，说，他们点的知青听说来了个北京知青都挺高兴，想请我过去和他们聊聊，交流一下插队日子的心得。我便跟他去了。
那孔窑里大概有十来个男女，一盏不知他们从哪儿弄来的大汽灯把屋子照得通亮。我这时才知道带我来的人叫小代。小代给大伙介绍了我。他们便要我讲讲自己插队的经验。我笑了，说都进山放了羊，还有什么经验？大家随便扯扯就是了。他们见我语气俏皮，便也随便起来，闲扯了几句各自的自然情况，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儿便一本正经地和我说，能不能谈谈知青参与三大革命的体会？
我说，你这问题对我来说太深，我是比你们多下了两年乡，可我对这三大革命真没有多少能拿上桌面的体会。你们要听，我就讲讲自己的看法。从字面上说，三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个革命。可据我在村子里的感受，那阶级斗争绝没有电影和报纸上宣传的那么尖锐复杂，那么惊心动魄，那么你死我活，那么轰轰烈烈热气腾腾。老乡中间，贫下中农有地富分子的亲戚；地主老财中也有不少在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的子女。你说，他们之间能有你死我活的拼杀么？能分得清哪是阶级阵线，哪是亲情么？生产斗争是啥？是出工不出力，拄着锨把子站在地里扯闲篇混工分么？是深翻土地，把阳土翻进去，再把阴土亮出来，完成上面要的指标？还是动不动就来个大兵团作战，天不亮就把劳力们撵到地头，顶着露水有一搭没一搭地收拾庄稼？还有科学试验就是弄些朽木枯枝培养些假灵芝或者其他什么不知有啥用的菌类？要不，再培育些高产的“三尺三”，亩产达吨粮的高粱？这东西在国外可是连牲口都不吃的。
听我这么反问，那女孩儿有点吃惊地望着我，说：你在村里待了两年就收获了这些和报纸、广播唱反调的体验？不是我批判你，你这说法儿我不赞成，咱们看看毛主席是咋说的，他老人家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面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早就把阶级斗争是革命最重要的动力说清楚了。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我笑了，我说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四十多年前，他是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时提出的。如今人民政权建立二十年了，你还和谁暴力？就说你这村子，穷得连个地主都没有，你斗个球呀！听我这么说，那帮小知青都笑了。那女孩仍不甘心，但声调显然放低了，嗫嚅着说，还有苏修、美帝呢，难道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不该和他们斗？我说，他们当然是敌人，是国家敌人，但不是你眼下最该打倒的敌人。
这回她语气和善了说，那我们目前的敌人是谁呢？我说，是你们自己。女孩吃惊了，那帮小知青也大眼瞪小眼地盯着我。我说，敌人是你们自己的意思是说，战胜自己要先学会在这个小山村里生活下来，学会自己造饭，自己能够适应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适应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人情世故，让他们把你们当成他们的姊妹兄弟，自家的儿女。你们才能活得有吃有喝，活得快乐，才不会被虱子、臭虫吓着，才不会被这弯弯的山道愁死。
我自己都被自己这番一本正经又有点儿创意的鬼话惊住了。说出这话，我不知道该感谢谁，是那些让我说得目瞪口呆的小知青，还是川里那个村子对我们思想十分放纵，从不用政治口号吓唬我们的父老乡亲。
那晚，那帮小知青和我说了不少他们当初的打算，要先开个批斗会，正正村子里没有一点政治敏感性的风气。他们也知道村里既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但阶级斗争一定要搞，他们有两个方案，一是和公社联系，能不能从外村借来个“四类分子”斗一斗；二是抓几个把山里核桃弄到山外去卖的偷机倒把分子，斗一斗坏人，才好扬扬知青的斗志，给死气沉沉的村子带来些朝气。另外，还要开展生产斗争，要开山造田，那么大片的山地总不能一点变化都弄不出来吧？也要搞些增产的科学实验，比如搞些能提高产量的高粱、玉米试试能不能改变多少年来村子只种低产的谷子和莜麦的传统农作物种植方式。
我说，你们征询我的看法，就阶级斗争这条，我劝你们要慎重，你们要清楚，村民们对血缘关系的纽带的倚重，远远要比理论上的阶级斗争对他们的生存重要得多，这里一个人联系着几个家庭，几个家庭又会联系着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家庭就是这个村子，这种亲缘关系不是你们几个学生就能撼动的。至于你们关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打算，我不清楚村子里的实情，这两个问题该多和老百姓商量，他们祖祖辈辈生息在这里，知道种植哪些作物的利弊，他们才最有发言权；科学实验的事更复杂，我不知道你们的学识有多深。可我知道，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搞科研的基础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更不是动动嘴就能办成的。
这帮小知青直爽明朗的态度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想把青春过得红红火火，也想证明他们是改造山区落后农业的生力军，可他们偏偏还没来得及扎进底层人群时，就生出这些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美妙梦幻。我没有奚落他们的意思，只是因为两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比他们更能理解村子里的现实，生态和人文的现实。但这并不会拉开我们同为知青的距离，在离开崔家山时，我和小代成了朋友。
很多年后，小代回到太原当了产业工人，我那时在太原读大学，工休时他常来学校看我，每次来都请我去校门口的小馆吃浇肉面，他说，这会儿他才明白，革命还真就是请客吃饭，是绘画绣花，也是做文章，要不你上那大学做甚呀？
他还告诉我，那个和我聊过的挺漂亮的女孩儿早早就回太原了，不知是那回的见面，我打击了她的心气儿，还是她本来就只会说几句领袖的语录，反正那以后，她改天换地的情绪不那么高了，也很少再说大话，她更大的兴趣是打听回城的信息，到底她成了他们青年点最早回太原的知青。他们那个青年点的知青都挺羡慕她，当然最终他们也都各显神通地回了太原，以后那个崔家山这个词只出现在他们偶尔的聚会里，而且这词随着时间移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了……
一是图能吃饱，二是图快乐
1972年，村子里的知青开始各想各的辙了，前一年在知青中招工的风已经从陕西的知青中刮开，很快刮到了山西，并且实施了。先是本县的财贸和服务行业开始招那些表现好的家庭社会关系没啥问题的知青去县城端起了月薪三二十块钱的公家饭碗。后是，剩下的知青虽人还在村子里，心里却算盘起自个的前景。家庭出身好，又有些想法的知青，便思谋家里给的信息，大学已经开始招生，这事要是成了，前景可比小县城里站柜台强出许多；家庭出身不大好，或多少有些问题的知青眼光虽没那么贪婪，但也盯上厂企招工的动态，他们把省里、地区、县里可能招工的厂企，一个一个地比较，其实这些被比较的厂企都是他们从小道消息中得来的，究竟有多少可信性，知青们是顾不上多想的，好像那些招工的师傅都已经住进了县里的招待所，很快就会有电话打到村子里，招他们去面试。
说心里话，我对招工还真没多大兴趣，一来在乡下混的这几年也疲了，适应了这种闲散的慢节奏生活，吃的淡饭口感是差点儿，但填饱了肚子还是没有顾虑的。老百姓的口粮一年的原粮也就三百多斤，都能活着；国家给知青订下的口粮指标却是五百二十八斤，生产队分的不够的那部分，公社粮站能一斤不少地补上，吃的有了，还有什么可愁的？二来，爹妈还都在干校劳动，至少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回到人民一边，就是我想去当工人，好点的厂企人家一政审，不是白扯了么？因此，我犯不着劳那神，犯不着想那些想也白想的球事，还是怡然自得地过着想下地就下地，想读书就读书，想串知青点就串知青点的日子。
想离开村子去外面逛逛，我既不用和谁打招呼，又不要开什么介绍信，想走了抬腿就走，像个旧时的云游僧人，甩开步子，四海为家。
那年大秋后，我决定去晋南绛县逛逛，我哥曾在那儿插队。只是那会儿他已经转插去了黑龙江。走之前，他曾给过我信，说绛县还有几个他挺要好的哥们，聋子和猴子最铁。聋子是有大号的，只是这哥们耳朵有毛病，听不见，本来政策上有残疾是可以不插队的，但他也是为家庭出身老财所累，只得带个助听器下了乡。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毛病，大家才叫他聋子，他自己并不恼这有损人格的绰号，日子长了不少人竟忘记了他是有大号的。猴子也有大号，但村里人随知青叫猴子日子长了，他的大号也就只留在生产队的户籍册页上，他和聋子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互为哥们。猴子也是因为有个不大符合出身政审标准的先人，自然去不了好些的厂企，只得留在村子里继续插队，打发时光。
刚下乡时，我去过绛县崔村，我哥他们的知青点，那回见过猴子，没见过聋子。只知道聋子在另一个自然村，时间紧也就没去过。这次横水火车站下车后，接站的是猴子，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说聋子在家等我。
上了那条通往崔村的土路，快到村口了，猴子却领我拐进了一条深沟。我问他，咋不进村？猴子说，现儿今聋子已经把家安在了这沟里，咱们先吃个饭，你要是愿意在沟里住，就沟里，要是想进村，吃过饭，跟我走。
进了沟，才知啥叫别有洞天。一沟的果树，虽已深秋，叶子仍郁郁葱葱，透过沟口枯枝扎下的栅栏，一地散养的土鸡摇摇摆摆地树下觅食，那沟里一片从地垅钻出长得胖胖的白萝卜，一条土狗冲猴子兴冲冲地摇着尾巴，扑在柴门前。聋子正在地里伺弄着什么作物，真是一幅悠然的田园风光图画。
见我们到了门口，聋子迎上来，笑了笑，只说了一句：来了，便把我们引进沟壁前掏出来的窑洞。后来我才知道那窑洞还真是他自己设计，自己招呼他的小伙计们掏出来的。聋子的身世我上次来横水就知道一些。说聋子老财出身真是冤枉他了，老财出身对他来说只是个符号，他既没有享受过老财出身给他带来的丁点儿好处，也没有继承老财先人留给他的分毫实惠，白白担了个老财公子的名，在北京他实在是个地无一垅房无一间的穷小子，而又正是贫穷度日，造就了聋子为生存从小就练就的极为强大的动手能力，遇上啥活儿都能应付，都能很快进入角色，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
聋子的洞不大，当间有个树枝编成的床，还有个破砖头垒成的灶台，灶台上已经摆上了几碟有刀工有色彩的小菜和一只蒙着蒸锅布的竹编笸箩，几个木头钉的小凳子散放在铺前。
聋子把铺上的铺盖卷起，猴子便把那几个小碟摆在了铺上，对我说，来吧，聋子在这就给你接风了。聋子把那笸箩上的蒸锅布揭开，竟是一摞白面葱花油亮亮的大饼。
聋子说，你来得急，也没给你准备个烧羊肉、炖小鸡之类的硬菜，来日方长，有时日给你补上，今儿咱就是大饼摊鸡蛋，我这就把砖茶烧上，你要是能吃羊奶，一会儿往砖茶里兑上鲜羊奶，撒把盐，就是蒙古人待客的奶茶了。
吃饭时，我才知道聋子盘踞的这条沟里俨然是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园。这沟里有个四季长流的泉眼，他种了玉米、谷子、大白菜、白萝卜，还有果树，苹果、柿子都结了果；他还养了百十只鸡、几十个兔子、七八只羊，还有一只产奶的山羊。所以他要请我喝奶茶不是笑话。他还说，他这沟里，植物和动物相辅相成，动物吃植物，植物又吃动物的粪便，而他又是它们的主宰，不是神仙胜过神仙。
我问他，咋就相上这块宝地的？他说，本来这儿就是条荒沟，没人看得上。有次他来这里闲逛，看到了这股泉，这股清澈得能搅动他心灵的泉，他动了心，想，要是把这沟两头堵上，能种能养，不就过上了个吃喝不愁又不求人的日子。
我说，队里能答应你占了这沟？他说，这沟荒了多少年，不是没人看上，是看上的人主不了当官的事儿，而当官的谁也不愿意管这讨不了好的屁事儿！哪个农民敢占？谁占了众人还不眼红，？还不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哥们是知青，占着国家对知青政策的便宜，咱占了，农民眼红也没辙，再说咱干活种地，不给队里惹事，自己养活自己，不比那些说大话，扎根农村却四处卖嘴的货色强？我和队长说了，兄弟我经营这沟，待里面的果树能下果了，队里来人随便采，那队长不出劳力，光得实惠还不乐？本来是条荒沟，有了人烟，有了收成，总是好事么。
我说，你还有点集体主义？他笑了，说，啥集体主义？咱就图个清静，图个自得其乐，你见那羊儿、鸡娃、兔子，还有这条狗多喜人，不比和那些装人都装不像的人打交道心情舒畅？这年头咱能图啥？一是图能吃饱；二是图快乐，这两条我不都占了？就是当上公家人，又有几个比哥们活出了自己，活出了自在！你哥去东北还不是这里活不出他要的自我，活不出他要的自在，才另去找一个天地的。
用我当时的知识和智慧真想不出知青中还有如此宽大境界的人，他还真有点儿“肚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禅意。
晚上，我和猴子说，兄弟就住聋子大哥这儿了。猴子便回了他的庄上。
从二天起，我就和猴子在这沟里过上了为自己更好生存的日子。和他一起刨那些长得又胖又长的白萝卜，去搓那一堆堆收下的玉米棒子。聋子说，那玉米粒子是为鸡儿、羊儿和兔子过冬准备的，当然麦子吃没了，人也能吃。
我在聋子窑里住的那些天，每到晚上总有一些当地的村民来窑里闲扯，那些人中大多是些半大的孩子，每每他常从吊在窑顶自己编织的篮子里摸出些馍给他们吃。我曾问过他，那都是些啥人？为啥要给他们馍吃。聋子说都是他的小伙计，给他们馍吃不是可怜这些半大的娃常常吃不饱肚子，是因为他们帮他，是娃儿们自己挣下了干粮。我说咋帮你了？他说，咱窑里的玉米、柴草不都是娃儿们帮着收来、打来的么？娃儿们出了力，就该有回报，馍就是回报。我说，你这不是成了地主老财雇佣小短工么？他说，干活吃粮，天经地义，哪朝哪代都是这个理儿。
睡不着时，我就想聋子的这条沟和伺弄这条沟里动物和植物的人，聋子，还有那些他叫做伙计的娃儿们。越想越感到这条沟和这沟里的人与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塬上的人生存的模式竟是一个样的。想不明白，来这里改天换地的知青咋蜕变成雇短工的小老财呢？还快乐地过着千年一样的日子。
自给自足的沟里生活让聋子满足，也让来此玩耍、帮忙的娃儿们有吃馍的快乐，还给我带来了追寻久远生存方式的遐想，真是一举三得。直到我离开那条沟，接过聋子递给我的那一篮子叫我道上吃的葱花大饼，我也没想明白，聋子是这个时代的知识青年，还是从前朝喜气洋洋走来的自耕农。
当年老财这个出身没给聋子带来丝毫好处，还把他划到了另类，而在这条他开发的沟里，他却过上了在北京从来没想到过的如同老财般的生活……
谁还不知道你长了个啥
我串知青点串得最多的还是M村知青点，主要是因为那村的知青中有几个从小玩儿大的铁哥们，还因为那村子景致好，村子地处太行余脉，后山景致尤其有活的风景画特征，特别是秋日，一眼望去层层叠叠起伏的林带，红黄交映，很像山水大师李可染那幅《万山红遍》中的林木舞动起来。我们常观着山景，扯些去城里饭店吃过油肉，喝烧酒，再顺几个柜台上笸箩里馒头的趣事，这些快乐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我等生活中的自娱自乐。
那村的知青平民子弟多，不张扬，多是自顾自，没有闲心管我们这些外来的知青是不是吃了集体灶上的粮，少缴或干脆不缴饭伙钱。反正正房那条大通铺宽敞得很，我们去了，每晚灌饱几碗和子饭，睡下就是了，二天循环往复，直到我们自己住烦了，走人。所以插队那些年，没少去M村的知青点，蹭吃蹭喝，那里还是个我散心解闷的据点。
1973年的春节前，我们村本来剩下不多的知青差不多又都回家猫冬了。我积攒大半年的人民币实在不想交给火车轮子，便买了两条当时相当高级的群英烟，把那小卖部的杨老板喜得夸了我好几句“大大的良善”。我知道M村还有几个哥们也是同样的理由没回北京，便又将自留地里分下的粮（村里替我种，秋后按平均亩产分我粮，高粱、玉米随我选），送到村里过年杀猪的人家换了十来斤肉，心想要过年了，总不能一点表现没有干吃那几个哥们，便把那群英烟和红白相间的猪后丘一并扛到了M村，打算和那几个伙计一起过个肥年。
我进他们那间青砖砌得挺体面的正房时，已经傍黑了。几个伙计不知是刚睡下，还是根本晌午睡下就没起来。看了眼炕头的那灶口，灶火半死不活，就要燃尽了，看来伙计们情绪不大高。
我把带来的货很有点夸张地甩到炕沿，眼尖的伙计伸手拽过那条群英烟，没等我说话，便麻利地撕开，自顾自地插到了嘴上。他的行为立马带动起其他几个伙计的情绪大为好转，也都快乐地爬起来，吃烟。
他们吃烟的工夫，借着昏黄的灯光，我才看到炕上还有本翻得卷破了书页的《红楼梦》，便说，哥几个还都是文化人？有人笑了，说，那叫上红楼，还不是为看看贾少爷如何和他那堆帖身的丫鬟们云雨。我调侃，你们看了人家书上的云雨，就没动过心思实践一回？几人大笑，说，哥们还真不敢，怕弄出了动静，真要安家落户了，你小子要是有扎根的肥胆儿，哥们还真能给你找个能让你云雨的小妹。大家又笑，我只当这些滥话是男人间的黄色说笑，谁知二天，还真让我领教了这村知青中的尴尬事。
早晨，朦朦胧胧中有人拉着了灯。睁开眼，见一女人坐在灶台前的背影，我大惊，想这知青点啥时开化得多了这个风景。四下望望哥几个，有睁开眼想自个心事儿的，也有闭着眼继续打鼾的，总之没个人大惊小怪。我还没想明白这景致时，睡在炕头灶台前的王哥们出声了：别回头，哥们可要出窝了。很明显，他是冲着那女人的背影说的。
“叫什么叫，谁还不知道你长了个啥？”是那女人挺好听的京腔。
王哥们光溜溜地爬出被窝，穿上衣服起来了，对那女人说：今儿咱这儿来了远方的客人，你回你屋洗个脸，梳个头，要过年了，总得干干净净吧？也算是给咱村的北京家长个脸。
女人没再说话，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问王哥们，这是啥人呵，咋随随便便就进了男生宿舍？王哥们叹了口气，说，她病了，是神经出了毛病，都是谈朋友谈出的祸。
后来，他们才告诉我，这女生看上了村里的一个男生，两人处了几天，到了那男生没答应，好像是男生家里不同意。女生转不过这弯子，便自己糟践起自己，满村子张扬她那点儿想不开的事儿，像是不把那男生也逼疯了，她不算完似的。也许都是从北京出来的是老乡，从前些日子起，她总是一早就来这男生的屋子里报到，进来也不言语，就坐在灶火边烤火，一次两次有人说她，次数多了，她还那样，哥几个说疲了，也就习惯了，由她去了。
我说，还有这样的事儿？你们不插门么？
王哥们说，插啥门？你插门，她真叫起门来，四邻不安，老乡们围上来看热闹，还不是丢咱自家的人？再说这人也可怜，本来到了该恋爱结婚的年岁，可那条件呢？看不见摸不着呵，是不是要想想知青将来分配的去处？俩人能同时去一处么？有政治条件，也有经济条件，还有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的条件，哪一样条件没对上，就都有拉倒的可能。这“知青”名义上是从城里来的，前景听着好听，处个对象还真没乡里人利索。村里人谈对象，关键就是个彩礼，彩礼齐了，啥都好说，没那些前程和社会关系差距的顾虑，两家人招呼父老乡亲吃个酒，小两口睡到一处就算一家人了，扯不扯公社给的那个证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家人认可，村子里的老百姓认可就行就好。
听了王哥们的话，我突然记起读过的一本啥书里关于男女关系的论述：男女关系说到底就是性活动，这性活动就和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是一个道理，是人类快乐和繁衍不可或缺的手段。可这女生为实现这手段付出的代价着实大了点儿，不说尊严不尊严，也不说羞耻不羞耻，关键是个来时好好的姑娘弄成了个头脑有毛病的病人，还是难治的神经病，以后的日子叫她咋个熬？也是，混到这一步，又该怪谁呢？怪她中断了本该完成却没完成的学业，早早下了乡？怪她还不曾学会处理青年人总要面对的情感问题，就走出了这一步？还是怪那个“再教育”忽视了青春期中的个体？再细细琢磨，这怪得也不对，和她同村的其他哥们、姐们怎么头脑没毛病，怎么都全须全尾地活着？
当天，我把带来的那些肉，做了个粉蒸肉，锅一打开，满屋飘香。王哥们夹出了一盘，给那女生送了过去。回来他说，好歹又过了一年。
吃饭时，我没有把刚才的那些突如其来的想法告诉我那些已经咀嚼起油汪汪粉蒸肉的哥们，不是怕坏了弟兄们的兴致，是因为我自己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
第二年秋天，女生的母亲来把她接回老家了。后来听那村的知青说，她走的那天，村里特地派了挂大车送她们去火车站，她穿得干干净净上了车，看不出是个病人，可那大车一出村，女生就大叫起那男生的名字，声音凄厉，飘出了老远。不少送行的婆姨、女子都抹了眼睛。
而那男生那时已经离开了村子……
串知青点的日子离开我越来越远，可我每每想起，都会生出不同的感受，五味杂陈，这次是这样的：
崔家山的小知青刚下乡，那热情其实只是宣传手册和宣传广播鼓动起来的，他们对“三大革命”的理解还仅限于书本上的文字，就是对那些文字也没有弄明白，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理想和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鸿沟有时需要血汗的付出才能填埋，而有时即便你付出了血汗，未必能在这鸿沟上架起过往的桥梁，因为这鸿沟两岸的土质并不都那么坚实，能顶得住桥梁的重压，弄不好是要坍塌的……
崔村的知青聋子的理想和努力都是要回到我们先人几千年传统的农耕文明，为啥？他的出身已经注定了他是那个社会底层人中的底层人，他最好的生存环境就是不受当时社会政治影响，在那个自给自足的沟里快乐地劳作，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和他的小伙计们享受劳作的果实。这就是他的人生乐趣。因为他养的植物和动物不会歧视他，他的那些小伙计还会帮衬他，他们吃着他的馍，会和他一同快乐。可他们的这些快乐总是要受不断变化的知青政策制约的，也就不可能长久。但是，聋子又确实在那条沟里度过了与我们不一样的知青生活，所以我们就真要想想“再教育”的成果该是什么了？
M村的女知青想爱，可想爱和能爱毕竟是两回事，在该爱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爱的条件，生理的，心理的，家庭的，社会的，传统和现实的，这些烦琐的条件都会在她没有长成的心智前搅得她心神恍惚，搅得她手足无措地钻进了她本不该钻进的牛角尖。事后说这些话，还真有点儿卖乖的嫌疑。的确，那个年代，尊严、羞耻、善恶这些本该非常容易分辨、理解和掌控的词儿，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完全理解、吃透，并指导自己的生活呢？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指责那女知青这不对，那不好。在这件事上，我们能够做的是把这事情原本记录下来，警醒我们，也告诉后人，我们年轻时有过这段让人隐隐心痛的经历，这经历不仅属于她，也属于我们，属于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代价。记录下来，是为了永远不再发生。
于是，我想明白了，对那女知青来说，当时最有人性的记录就是：不管是她坐在男生宿舍的灶台前，还是走时凄厉地呼喊，回应只能是王哥们端去的一盘粉蒸肉和村子里婆姨、女子为她送行时抹去的泪水……
2022-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