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的说，国王路易十六这人，其实蛮有进步思想的。但毕竟太天真，一看这个问题难办，就发表了一个最高指示：“没钱啊，那就开会吧”。然后就去忙活他更心爱的锁匠行去了。
当然这种具体事务本也不该由国王操心。应该由宰相负责。
1614年的三级议会后，法国确立的体系是红衣大主教相当于事实上的宰相，相继出现了黎塞留、马扎然等权倾朝野的名相。
而到了路易十六这一代，辅佐他的这位老宰相名叫布里安，这个人在退休前一个月，提出了一个在世界宪政史上都异常开明也异常奇葩的想法：邀请全法国的社会贤达一起给国家上书，一起讨论三级议会怎么开。
这个“百家争鸣”的号召一出不要紧，国王在布里安卸任后相继收到了2500多份“陈情”，议题绝不仅仅涉及三级议会怎么开，还有法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怎么设计，哪些苛政需要被废除……等等等等。
这么多的信件，路易十六不知有没有经历仔细看过没有，但托克维尔是不辞劳苦的将存留下来的“陈情”一一详读过了。
读过之后的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这里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在瞬间同时废除。我看到的问题是，法国即将迎来的，是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诸多革命中最危险的革命。”
也就是说，如果路易十六真看过这些信，又足够聪明的话，他应该知道即将召开的这场“三级议会”将要打开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与会的各阶层代表们此次前来，不是来寻求共识的，而是竞相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的。所有人都把“三级议会”当做了一台“许愿机”，一旦愿望得不到满足，会议立刻就会破裂——毕竟，此时的法国，除了“都认国王”这个还在被迫接受的唯一共识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共识存在了，连会要怎么开，权利该怎么分，都没有达成一致。
于是通往法国大革命的路就这样被铺就了。
1789年7月15日的早晨，法国大臣迪克·德·利昂古尔走进凡尔赛宫，向国王汇报了前一天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
路易十六听后十分吃惊，困惑地问：“怎么，造反啦？”
大臣微施一礼，说：“不，陛下。这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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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革命”？
美国历史学者苏珊·邓恩在《姊妹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启示录》中曾经对相继发生的这两场革命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和二元区分。
按邓恩的说法，美国革命是一场参与者寻求共同底线的革命，参与者是在求“最大公约数”。
终整个美国革命始终，都似乎“卑之无甚高论”，革命前托马斯·潘恩的那本《常识》小册子，讲的只是无代表不纳税等等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识，1776年的制宪会议最后形成的宪法也非常保守，主要就是讲了讲联邦和州要怎么分权。
这种现象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美国各州精英们能达成的共识总共就那么多，说多了就吵起来了。
而与之相比，法国革命则是一场参与者各自阐述理想上限的革命，参与者是在求“最小公倍数”。
所以你看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比美国的宪法写的带劲儿多了。美国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保皇党，米拉波、丹顿、罗伯斯比尔，所有人在革命开启之后，也都争相阐述自己理想中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
但这种唱高调的结果，革命后的法国议会永远是吵作一团的，议长甚至必须做出规定“同时只能有四个人一起发言”——因为想要表达不同观点的议员永远多于这个数量。
而当议员们在议会里语言说服不了对方，“物理说服”就开始了，无休无止的街垒、运动、政变、派系互斗、屠戮由此产生。
诚然，在这两种革命当中，后一种似乎更带劲一些，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的将这场变革当成了自己的许愿机，期望社会呢朝着对自己阶层分配有利的那个方向走。
但这个所有人都兴奋迎接的变革，最终一定也让所有人都失望、甚至受难深重。
因为大家在谋划革命前景时，都只记住了自己梦想中所想的美好未来。一旦别人心目中的未来与你不同怎么办？那就只能杀了，用肉体消灭的方式屏除异见，所以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血流成河，重演当年宗教革命党同伐异的悲剧。
如果做更深一步的思考，你会发现，美国革命听上去虽然没有法国革命那么“来劲儿”，但反而是更幸运的——革命纲领能基于参与者们的“底线共识”，因为有参与者有这个“最大公约数”可以求。
相比之下，法国因为之前两百年里国王对民众信任的长期透支，各阶层间的底线共识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在革命发动时，为了调动大家的热情，不得不追求“理想高线”，宣称要同传统完全的、彻底的决裂，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世界。
当然，我们要报以同情之理解，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法国当时的问题，在于因为亨利四世之后历代王权的有意调配，导致法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如托克维尔所言，既互不往来、互不理解又彼此仇视。
用数学的语言总结，就是这个社会所有阶层彼此都是“互质”的，根本没有“最大公约数”可以求取。
于是求取一个其实很大的“最小公倍数”，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唯一选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喊的那么漂亮，宣称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因为在这个公倍数之下，法国人已无法再达成任何共识了。
而这样的愿景，固然能让所有人都兴奋期待，却注定是一个悲剧——大家的各自美梦，都在革命开始提前做好了，而社会必须面对的共识撕裂、底线被突破的风险，则都藏在兴奋的人们看不见的幽暗之处。
最终，如同两百年前人们怀着对宗教的热忱兴高采烈的走入宗教战争的地狱一样，法国人再次兴高采烈的走入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人间地狱之中。
“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会吸取历史教训”——至少对当年法国人来说，这个魔咒应验了。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那总被人遗忘、却决定了一切的前史，
这样的故事，昨天发生过，今天仍在发生，明天——我们希望——它不要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