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苏州市气象台发布预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当天最高气温可达36～37℃，未来持续高温，提醒市民防暑。湿热的梅雨季刚过，34岁的农民工王远龙光着上身睡在出租屋里，吹着两个大风扇，一会儿就被热醒。身子黏腻，流汗的后背粘住了床上的凉席。一热醒，他就用凉水浇身子。一天要浇好几遍。
下午6点多，他再一次醒来，发现在旁边打地铺的母亲双腿冰凉、发硬。她身上没盖任何东西，一双布鞋垫在凉席下当枕头，电扇直对着吹。四小时前，王远龙还听见了她的打呼声，突然就没了反应，“咽气了”。
母亲叫于素英。在这个酷热的夏天，她在苏州一家电子厂里，已经连续值了10多天夜班。除了工作，于素英几乎没有别的生活——她要完成一个“任务”，即使冒着超龄、超负荷劳动的风险。
14小时夜班后
又是一个寻常的傍晚。于素英在苏州城中村的小阁楼里醒来，洗把脸，下一把面条，放点西红柿。喝完后，提着自己的小皮包，去上夜班。她今年60岁，是一位农民工，在苏州的一家电子厂里打工。
5：40,310路公交车进站，她在家门口上了车，八站路后到了厂门口。天太热，她去食堂先歇了歇。6：50，准时打卡上班。
这是极为普通的一天，和于素英过去三年多在苏州的生活一样。她做垃圾分类的工作，电子厂生产电脑、手机产生的泡沫、塑料、纸箱等废弃物运到厂房，需要按不同种类分好。垃圾堆得和房顶一样高，于素英站在垃圾里，像一个小矮人。有时，工业垃圾里也混有工人扔的剩饭、方便面盒，夏天飘出剩饭发酵的气味。这活儿年轻人不爱干，厂房里共有9个长期工，都在60岁左右，除了于素英的儿子。
7月8日，苏州最高气温36℃。经理临时通知要加两小时的班，今年新调了工资，加一小时15块钱，之前是10块，于素英留下来加班。工作的地方是一个铁皮屋，屋顶五台大电扇，地上放着几箱冰块降暑。往年没有空调，今年新装了两台，昼夜不停开着，但还是热。干了一小时，于素英的后背就湿透了。
夜班上到10：30，工厂放了顿饭，于素英吃了碗麻辣烫、两个馒头。她带着1.5L的水杯，到半夜2点时，已经喝了两大杯水。凌晨4点左右，运料的车还没来，于素英把一个泡沫板放在地上，在电扇旁躺了20多分钟。
这是跟她一起上夜班的儿子王远龙后来回忆的。那几天连续高温，白天，他光着上身睡在租的房子里，吹着两个大风扇，窗户、门都打开，睡着了，一会儿就被热醒。身子黏腻，流汗的后背粘住了床上的凉席。一热醒，他就用凉水浇身子。一天要浇好几遍。
早上7点，连上了12个小时夜班，王远龙已经熬得两眼发红。加了一小时班后，他受不了了，背着包就要走。问妈妈“要不要一起？”于素英瞅了瞅同住的两名工友说：“她俩不走（下班），我也不走”。
她们都是江苏徐州人，都年过60岁，同出同住，在厂房里称“三姐妹”。于素英话少、不爱生气、总笑嘻嘻的。她有点龅牙，笑的时候，几颗门牙会凸出来。
那天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活多时，工厂会招一些日结工。那天，两个日结工装包，见他们忙不过来，于素英和“三姐妹”中的王朝霞过去帮忙，她们扯住包，日结工拿着棍把垃圾捅到里面。于素英身高1米7,130斤，留着露出眉毛的短发，干活爽利，“比个大男人还能干”，王朝霞说，“她儿子都不如她”。
非要说有什么不寻常的话，就是7月9日早上，14个小时夜班临结束前，于素英向王朝霞挤挤眼，小声说“盒子里有渣滓”——刚来苏州工厂时，她们看到有人把垃圾里的废锡渣装在衣服口袋里，很疑惑，后来打听，这东西能卖100多块钱一斤。之后，她们也跟着偷偷捡废锡渣存起来。
“快，给我找个塑料袋”，王朝霞招呼于素英，但她似是没听见，没找。
每天早上下班时，于素英会在垃圾桶边转悠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捡回去。她捡过年轻女工丢的鞋子，“看着挺新的，拿到家里，用水泡泡”，王朝霞说，“三姐妹”都拾着穿。于素英还捡过别人扔掉的水杯。前几天，她捡回去了一张2米宽的凉席，拿给一起打工的儿子，王远龙反感她捡破烂儿，让她扔掉，她坚持把凉席留在了儿子的房间。
那天，不知道是累了还是怎么着，于素英没有捡垃圾。王朝霞和另一个姐妹走在前面，于素英的速度慢了点，三个人一起坐公交车回到了住处。
他们住在一个城中村的阁楼上，一间房子被隔成了两间，“三姐妹”住一间，儿子王远龙住一间。于素英的那间，有两张兑在一起的床、一张桌子，几个从厂里拿回来的塑料箱，上面摞着被子，还有一台风扇，除此之外，没其他东西了。房租一个月300出头，三个人平摊。入夏后，房东说，一个月加50块钱，给装个空调，但为了省钱，她们没安。
当天，于素英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到儿子的房间打了地铺。她把捡的那张凉席对折，一双布鞋垫在凉席下当枕头，穿着暗红色的短袖、黑色裤子，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电扇直对着于素英吹，窗户是打开的。下午6点多，儿子王远龙醒来，喊了声“妈”，没人应声，“妈、妈……”他又连喊了几声，于素英还是没回答。
他走到于素英身边，一摸双腿冰凉、发硬，吓得眼泪啪啪往下掉，连忙按心脏，按了半个多小时，于素英没有任何反应。他拨通了在苏州的堂哥电话，说：“我妈咽气了”。
7月8日，苏州护城河上空艳阳高照。
夜行动物
7月9日前五天，苏州的最高气温都在36℃左右。中午2点多，王远龙被热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拿着盆跑出门，到自来水池旁，接了一盆水，浇了下身子。那时，他还听见于素英的打呼声。
早上提前下班回家，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于素英到家，刚躺下一会儿，就吐了。“要去医院不？”王远龙问。“没事儿，我睡一会儿就好了”，母亲答。平时，于素英除了吃点降血脂的药、吃点钙片，也没啥大毛病。王远龙没在意，转身又睡着了，他没想到这是和母亲的最后一次对话。
王远龙伸出胳膊，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小疙瘩落下的疤痕，他对工业垃圾过敏。于素英也过敏，王远龙一年要给她三、四瓶治过敏的药膏。
在苏州的生活，对王远龙来说，实在谈不上满意。住的房子不是方正的，他身高175cm，在小阁楼的最高处，可以站直，到了窗户，只能半弓着腰。有一天下班回来，他看到地板上都是水，原来夜里下雨了，阁楼漏雨。他气得给房东打电话，让对方立刻给换个房间睡觉。夏日的白天，阁楼很晒，他买了两台电扇，还总是被热醒。没有淋浴，需要洗澡，只能温点水在房间里擦擦身子。
对令人糟心的生活细节，王远龙会奋起反抗。一次，开车送废弃物的小伙子把垃圾倒了王远龙一身，他伸腿就给那人一脚。经理过来了，于素英赶紧陪礼道歉，解释儿子不是故意的，下次再也不这样了。
于素英不爱和人起冲突。阁楼漏雨了，她拿出盆接雨，而不是给房东打电话。
这里是于素英在苏州的第三个住处。来苏州打工第一天，下了白班，“三姐妹”提着大包小包，像盲人摸象一样，在陌生城市的黑夜里四处寻觅——本以为熟人介绍的工作，住处是安排好的，没想到要自己找房。终于在的一个工人宿舍里，找到了住处。七八个人一个房间，上下铺，一人一月交260块钱。
住了两年要拆迁，她们只得搬家。东西很少，几床被子，几个包袱，借一辆三轮车，一趟就拉完了。第二个家离工厂近，但一间房子1200块钱，三个人平分，她们嫌贵。两三个月后，又搬到了小阁楼。
在王远龙今年春天来苏州前，于素英是“三姐妹”一起搭伙吃饭的。800克的面条，4块钱一把，连囤十五把。上夜班前煮个鸡蛋，切点西红柿，下点面条，喝吧喝吧，就上班去了。夜里10点多，厂里管一顿饭，她们会多留一个馒头，等早上7点下了夜班，回到住处，烧个汤，炒个菜，又解决掉一顿饭。白天睡觉，中午一般不吃。
苏州的蔬菜贵，夏天的豆角都要六七块钱一斤。她们吃菜的原则是“啥便宜买啥”，最好是能不花钱。到了菜市场，只瞅不新鲜的菜买，还捡过别人掰下的莴笋叶子，薅过工厂地上长的野菜，拿回家，用水、面粉拌拌，放在笼布上，蒸着吃。
王远龙跟着吃了几天，两代人之间就互看不惯彼此了。“锅也要买两个，一个炒菜，一个电饭煲用来蒸米”，王朝霞说王远龙只吃好菜，“不受这个罪”。而于素英的观点和她一样——打工是“要饭的生意”，“你出来就是赚钱的，要啥好呢？”
今年春天，因为疫情，公交车停了一阵，每天要步行一个半小时去上班，王远龙要买个电瓶车，于素英不让。她的生活哲学是能不花就不花，尽可能多地把挣的钱都带回家。
生活对于素英来说，似乎没什么是不可忍受或需要反抗的。以前在上海一家饭店的后厨打工时，王远龙每次给她打电话，她总说自己过得很好，“不累，住的地方可以洗澡，还有空调”。王远龙搬来苏州之后，再也不许母亲去菜市场捡菜叶子。于素英想让儿子吃好，“三姐妹”只好拆火了，她和儿子单吃。
她们的生活没什么方向感，懵懵懂懂的，但目标又极为明确——挣钱。“一出门，一天都不想耽误”，王朝霞说。
工厂没和她们签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一天的工资是160块钱，今年之前，是140块钱。“三姐妹”每天都想把这一百多块钱赚到手里，一个月，她们常连续上夜班，不休息一天。
上夜班专有拉车的工人，不需要抬重物，活儿轻巧点。在苏州的三年多，于素英几乎成了夜行动物。今年受疫情影响，厂里订单少了，常常做五休二，她的工作强度比起往年其实还降低了。
来这之前，于素英在上海打工了六年，王朝霞在昆山的工厂。一次，王朝霞去上海玩，遇到了于素英。于素英说：“咱们去苏州吧，我侄子能介绍活儿”。王朝霞爽快地说：“行，走啊”。
对她们来说，选择一个城市并不需要特别周密的规划，或特别的理由，只要是熟人介绍，能挣钱就行。
2019年，过了春节，三个60岁上下的女人搭上了从老家去徐州的公交车。从苏北坐夜班火车，第二天早上来到了苏州。她们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却有着很高的热情。下了火车，直接到厂子，就要上班。经理劝她们休息一天，她们说：“我们不累”。
循环
王远龙早已习惯了母亲对生活的顺从。父亲还活着时，两人吵架，父亲打她一拳，她坐着不动弹。本来话就少，生气时，更沉默。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的形象不是在弯腰，就是在下蹲。之前，家里种着十几亩的苹果树和梨树。夏天，在灼烫的阳光下，于素英和丈夫钻进深深的果园，蹲着套果套、打农药，或是半蹲着，挪着脚步捡落果。
秋天还是蹲着，把苹果、梨放在木头箱子里，库存起来，等到冬天卖给果商。装水果的木头箱子四十多斤，都是她和丈夫弯腰搬起来，六个箱子摞起来有两米高，需要踩着小板凳，才能摞好。在于素英的村里，女人们一般也臂力很强。
于素英的家和生活就在一次次的弯腰中构筑了起来。刚结婚时，她和丈夫只有几间旧瓦屋。十多年前，他们花了两三万块钱，给大儿子建了新平房，出了彩礼，给他娶了媳妇。
七月的苏北天空很高，蓝且干净。于素英的家乡在徐州丰县，村子在江苏省边缘，几里路外就是安徽。王远龙骑着电瓶车行驶在新修的水泥路上，指着路旁一条长河说：“之前这里是我们家的地”。几年前说要挖河，征用土地，家里现在只剩下两亩多地。每年年底，他会收到两万块钱左右的补偿。
王远龙的房子在村西头，二层小楼，房顶吊着大大的水晶灯，中间坠着一点红，白色的墙面已经掉皮。他今年34岁，皮肤黝黑，下嘴唇厚厚的，有一些斑点。和母亲一样，话也不多，问一句答一句，咬字有点含混不清。
初中没毕业，王远龙就去上了技校，做过汽修工，当过保安，在家里种过地。于素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两个小孩了，王远龙至今还未成家，以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前两年，于素英的丈夫去世了，王远龙一个人在家，于素英担心他吃不好、喝不好，就让他一起去苏州打工，好照顾他。
大儿子结婚之后，于素英就和丈夫操办给小儿子娶媳妇，这时，娶媳妇的标配已从平房变成了楼房。他们花了十多万给王远龙盖了楼，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一年年拖下去，适龄的女孩越来越少，彩礼也水涨船高。这几年，在王远龙的老家，男性结婚不仅要建楼、买车，还要拿三十万的彩礼。结婚的成本要60万左右。
我见过的所有当地人都在向我讲述为孩子成家的意义，这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任务”，完不成，“死都不能合眼”。这种观念也深深种在于素英的脑子里，像一种“真理”——娶不上媳妇是丢脸的，是失败的体现。但60万对农民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很多父母不得不找所有的亲戚借钱，甚至想办法贷款，再打工还债。
于素英也陷入这样的循环。种地的收入微薄，去年，她家收了几千钱斤梨，迟迟没有货商来收，梨子搁坏了，黑水淌得满屋都是。即便收购也很便宜，很难超过一块钱一斤。
而一个梨从梨树开花到换成人民币，一路上还要经历很多风险。有一年，授过花粉后，突然来了一股寒潮，村子里很多家的梨子没结果。大雨、冰雹、病菌……都是偷走收成的贼。
李存民今年65岁，和于素英一起打过工，也是老乡。“白搭，一年一年的。”这个种了几十年地的老农民语气里尽是失望。去年大雨，苹果树、梨树淹死了很多棵。因此，尽管做超龄农民工，不签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但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有保障的生活，“最起码见月来钱。”
孩子结婚早，已不需李存民操心，但他和老伴儿想为自己存点养老钱，晚年不拖孩子的后腿。总之，好像到什么时候，劳作都是无法停止的。当地农民对自己的命运有着透彻的理解，他们常说两句口头语——“挣命地干”“活着干，死了算”。
地被征走之后，于素英开始进城打工，丈夫在家料理果树。两年前的夏天，于素英的丈夫在套果套时，心肌梗塞犯了，送到县城的医院，半包吊水没打完，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丈夫生前性格火爆，于素英性子温吞，但在过日子这件事上，他们都好强。几十年的老邻居说他们“恨家不起”，过日子总不想落于人后。
短暂的农闲日子里，于素英也见缝插针地赚钱，不肯浪费一天。40多岁的时候，麦子收了之后，她和村里女人一起去山东剜蒜。带一个小小的包袱，装几件换洗衣裳，就走。一张大通铺上睡几十个人。铺盖、被子是共用的，睡一晚付2块钱。
在一望无际的绿色蒜田里，她还是弯着腰，拿小铲把一颗颗蒜剜出来。剜一天，收入20多块，于素英没有抱怨，有的只是满足和高兴。在自己老家，包装水果，一整天才挣10块钱。每攒够1000块钱，于素英就把钱存到银行。
“要不是为了我结婚，她不可能拼命地挣钱”，小儿子王远龙说。丈夫走后，于素英也不忘自己的任务。在苏州，她总叮嘱王远龙“少花点钱”。见她发愁，王远龙安慰她，“说个二婚的也行，（彩礼）只要十多万”。
她赚的每一分钱都打进一张银行卡里，这是丈夫生前专门为小儿子结婚存钱办的卡。为了防止王远龙乱花，丈夫走后，卡交给了大儿子保管。
几公里的世界
对于自己的生活，于素英本有自己的打算。四年前，村里危房改造，她和丈夫的老房扒了，政府补贴了三万块多钱。他们拿着钱盖了三间平房，花了几百块买了两扇二手大门，装新大门要好几千块，两夫妻不舍得。原计划小儿子结婚后，二人搬出来，单独住。没想到新房子一天没住上，两人都撒手人寰了。
“谁知道她寿命咋能这么短呢”，王朝霞觉得于素英离开得实在太突然，此前不知道她有任何疾病。在苏州，她们睡在一起，有时睡醒，她会捏捏于素英的鼻子、脸，逗逗她。“你捏我干啥？”于素英不喜玩闹，但面对王朝霞的“招惹”，她也不恼，只嚷一声。
7月10日，凌晨1：40左右，警车停在了小区外面，没惊动阁楼里的其他人。王远龙只掉眼泪，没哭出声，那个夜晚很安静。“三姐妹”中的王朝霞和另一个同伴要加班，早早地出门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于素英去世的消息。
凌晨三点左右，殡仪馆的车把于素英的遗体拉走了。法医鉴定，于素英是自然死亡。在这个酷热的夏天，于素英没能从死亡诅咒里幸免。她连“热射病”都算不上，法医推断她的死亡时间是下午四点多，六点多被发现时，已无法再送医院，没有病理诊断。
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体力劳动者是高温下最为脆弱的人群。于素英所在工厂认为她死在出租房里，不属于工厂责任，出于人道主义，给了不到三万块的赔偿。
生活中，即便是“三姐妹”也没感觉到有过于素英特别开心，或特别难过的时刻。她似乎没啥爱好，在老家时，丈夫偶尔打打牌，于素英不会打，也不和其他农村妇女一样跳跳舞或去信基督教。不下雨时，上地干活。干活回来，吃过晚饭，站在屋外和人拉拉呱，然后回家睡觉。“她就喜欢干活”，王朝霞说。
于素英一辈子去过山东、上海、苏州，但实际活动的范围却很小，她的世界始终只有几公里。
在老家，她的脚被拴在了土地上，到了城里，活动范围常常以赚钱的地点为圆心，只往外辐射几公里。在苏州，于素英没去过市区。她每天的行动轨迹就是工厂——住处、工厂——住处……睁眼干活，闭眼睡觉，如此重复三年。
唯一出去玩是在来苏州的第一年，“三姐妹”一起去工厂附近山上的一座庙参观了下。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山脚，于素英却不小心踩到了塑料纸，摔了一跤，她说，腰疼，没往上爬，在山下坐着等。之后，王朝霞又去过两次，但于素英再也不愿去了。于素英一直用老年机，休息时，偶尔用儿子的手机看看抖音。
“没有啥话说”，王朝霞说。她们在一块除了聊聊去山东打工、在老家的事，你爱吃点啥菜，地里种了啥菜，之间就没有更多的话了。
聊天也需要材料，没吃过、看过、玩过，能聊什么呢？王远龙见过母亲最健谈的时刻就是和哥哥打电话，“能拉十多分钟”。王远龙哥哥的孩子上小学后，就和妈妈一起去姥姥家住了，和于素英两口子不亲，“奶奶”都很少喊，于素英心里难受，常买好吃的送去，但她不会像其他老太太一样，“乖乖”“儿”地喊着哄孩子。
最近，王远龙老家客厅的地上，多了一个暗红色的相框，上面绑着黑花，是于素英的遗像，和丈夫的并排放着。在王远龙手机里留着母亲的一张照片：于素英戴着红色鸭舌帽、系着花围裙，双手掐腰，站在厂房的垃圾堆里。这是于素英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像素很低，看不清五官，她的遗像是身份证号上的照片。
当地有习俗，人死后，生前的东西要全扔掉。于素英在老家住过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两床破棉絮、一张没有抽屉的桌子，一台二十年前买的大头电视机和一个掉了盖的红木箱子，这就是这个女人在世界留下的微弱痕迹了。她的遗体在苏州火化后，骨灰被儿子捧回了老家，葬在了果园里，和她的土地融为一体。
（本文除于素英、王远龙外，其他讲述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