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眼中，我们的大水也没有日本的水温柔，什么都比，却忘记了日本没有长江黄河！
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是注定要像蒙古人那样征服中国的。日本的“勇士们”！亏我们的“族魂”喊得出！
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不是在侵略东三省，而是作为教授来《惩罚》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鲁迅的眼中，国民党成立以来到他发表这谈话的1934年，除了造监狱就没有干过别的事情！
鲁迅，某些人所谓的族魂，是怎样对待我们的祖国和抗日爱国运动的呢？《双十怀古》、《九一八》、《黄花节的杂感》、《航空救国三愿》、《沉滓的泛起》、《真假堂.吉柯德》、《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而作》……除了尖酸刻薄、无耻攻击之外，谁能够看出鲁迅这个所谓的族魂所发出的、哪怕是一句真心的对祖国的期待、对烈士的崇敬、和对爱国行动的积极支持？
当民族的脊梁从世界各地千辛万苦地为国家民族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金融财政建设、交通运输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统一大业、外交关系努力的时候，当民族的脊梁在奋力呼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起“女权运动”、“新生活运动”、“抗日运动”的时候，鲁迅却总是这样给年青人泼冷水：中国的一切都糟糕黑暗，中文中医等等文明都是垃圾，抵制日货等于给英美送钱没有意义……甚至对于中国的青年，他也表示“很失望”，对人性“很悲观”！
那么，面对黄浦江上那血红狰狞的日本野心狼的军舰上的膏药旗，他老先生实在是死得及时，否则，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汉奸周作人？
鲁迅在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事实上等同于李香兰的作用。李香兰用靡靡之音的《何日君再来》美化日本鬼子的罪恶；而鲁迅，用“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的方式抹黑国民政府、挑动国民内斗情绪、瓦解国民的抗日意志与勇气……
论文艺，李香兰和鲁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论抗日论爱国，他们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地为日本人对中国进行心理战。
鲁迅是大师，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也是大师。然而，鲁迅是抨击政府不遗余力，破坏传统不遗余力，揭露社会黑暗不遗余力，而独独没有像其他大师们那样，尽心拥护国策、潜心于学术救国、努力地参政议政、戮力于国家的统一和抗日。
胡适的实证爱国主义，在今天已经被公认为对国家最有建设性。他在破坏恶传统的同时，能够继承好传统；在揭露黑暗的同时，能够勾画光明的方向。
胡适和鲁迅，分别代表着中国成熟和幼稚的知识阶层，忠与奸的学术方向。
放在和平安定的时期，鲁迅起到的作用可能是好的；然而，国难当头，从根本上说，鲁迅所起到的作用，对于存亡绝续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分裂力和杀伤力的！就像鲁迅所说的，是像“匕首”一样，狠狠地，狠狠地，在扎向多灾多难的祖国！
民国时代，有人评论：国民党统治下，是民主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统治下，是民主有与无的问题！
民主的多与少总可以调整和提高，好像考试的分数一样；然而，完全不让考试，才是最悲惨的痛苦。
不幸，鲁迅滥用着那多与少的民主，疯狂攻讦着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直接间接地助了日寇、共产党一臂之力，让我们今天还在面对着无声的中国、分裂的中国，面对着惨被无数次共产运动蹂躏的民族伤痕，面对着没有机会体验民主多与少的13亿国民！
共产党的罪恶，鲁迅也有不可推卸的误导责任！否则，为何共产党总是那样地把鲁迅捧成至尊的神？
在鲁迅的眼里，谁好呢？
反正，他是至死都声称“一个也不宽恕”的！而他所不宽恕的，绝对不是日本鬼子，而是现代中国史上伟大的大家们，如胡适、梁实秋，等等。
虽然，说鲁迅“汉奸”可能是骇人听闻，但是，说鲁迅“族魂”就更加可笑和无耻！
回到老话题，我现在认为，鲁迅如果活到共产党窃国，也许他不会受到什么冲击。因为他冲击的是内外交困忍辱负重作为抗日支柱的国民政府。对于共产党，他有大恩。因此，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赞扬鲁迅。因为鲁迅的骨头，对于抗日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是最硬的”！加上，共产党政府对日本一向感情深厚，毛曾经表示感谢“日本人的侵略”，才能使“共产党死鱼翻生”。而鲁迅和日本人的感情也深厚，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立场。所以，倘若鲁迅当共产党政府的亲善大使到日本，一定可以配合另一个伪忠臣真汉奸周恩来尽快放弃日本赔款，尽快和仇敌日本建交！
中国的文字是不是应该灭？中国的中医中药是不是应该取缔？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只写着“吃人”两个字？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否就不值一文？
我想不需要多说，历史已经证明。历史仍将证明：中华文化是凤凰涅磐，虽浴火必重生！
附录：
在这里，顺便公布《鲁迅全集》里“鲁迅年谱”的几个细节：
1902年，22岁，留学日本，入语言学院。
1904年，24岁，8月入仙台医专。
1905年，25岁，6月回国与朱女士结婚，返日本时即滞留东京，不返仙台学医。
1905－1909年，谜一样似乎无所事事却能滞留昂贵的东京长达5年，度过其人生最美好时光；
1909年，近30岁，终于回国担任浙江师范教员。
1912年，32岁，担任教育部职务。
1918年，38岁：开始创作，笔名“鲁迅”（38岁始听人劝创作，距留学时日久矣，如民族果病，拖延十数年，族魂何以早早辍学却十余年不救治？）。
1919年，39岁：1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5月4日“五・四运动”前后沉默；8月买八道湾屋；11月修缮，与弟弟周作人共迁新居（本年是中国近代史开端，但鲁迅忙于爱情意见及个人住房，无评论或小说问世）。
1920年，40岁：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之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1923年，43岁：9月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呐喊》，12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屋。
1924年，44岁：翻译日本厨川白村论文《苦闷的象征》。
1925年，45岁：翻译日本厨村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1926年，46岁：3月，“三・一八”惨杀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达两个多月（遇难后第一个想到的避难场所是──日本人的山本医院）；9月担任厦门大学教授，12月辞职。
1927年，47岁：1月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4月辞职，10月回上海，与许广平同居。1927年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并开始执政的一年，也是大师顾颉刚发公开函控告鲁迅诽谤诬蔑案的一年，鲁迅选择辞职及逃避上海租界与情人同居。
1930年，50岁：10月与日本人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
1931年，51岁：6月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演讲，7月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8月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担任翻译，12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这里有必要指出，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后，鲁迅本年度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十字街头》，而鲁迅以“阿二”为笔名发表的，居然是令人难以启齿的辱国歌谣：《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比如“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讽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协商以军事外交途径化解民族危机的努力，比如“大家去偈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丑化国民党参拜南京中山陵发奋图强的举动，比如“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只差大柱石，似乎还在想火拼，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糖尿病……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从这些文字，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鲁迅的大作，简直就是日本鬼子配合军事侵略的心理战传单，把国民政府说得天下最黑最无能。但是，对于日本鬼子，却一个骂字也没有！我难以接受这样拙劣而恶毒的传单。然而，鲁迅全集正式收录这些作品，而且在《鲁迅年谱》中记载鲁迅与“友人”（？）合编出版这种传单式的所谓旬刊，却没有光明正大地公布那个“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莫非是日本人？
1932年，52岁：“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1月29日鲁迅再次避难于──日本人的内山书店；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时候，鲁迅在避难所整理《三闲集》，《二心集》；值此国家民族燃眉之急，值此日本鬼子疯狂侵占上海之际，鲁迅却由日本人转移来保护去，有“三闲”的功夫，有“二心”的准备，实在是爱国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罢。
1936年，56岁：病重，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鲁迅死之前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然而死前最后两天是外出奔波访问两个日本人，之后就去世。其厚待日本人程度，难以想象！
备注1：据现居美国的STEVE FU君亲自打来长途电话介绍说：其先人与鲁迅是日本留学的同学，而鲁迅在日本所就读的语言学校藤文书院是日本人的间谍培养训练中心！此说未能证实，特此存疑。
备注2：据鲁迅《呐喊》杂文集自述，该关键性访客为：与《新青年》有密切关系的老朋友金心异，观看鲁迅的古碑抄本而进言；另据台湾1989年辅新书局出版之《呐喊．彷徨》编辑前言所述，该访客为《新青年》编辑钱玄同主动上门直接向鲁迅约稿。据说，金心异即是钱玄同。但此处该访客的回忆录与以上皆不同：1，访客是鲁迅教育部同事，并非《新青年》编辑，也与《新青年》没有关系；2，是看到鲁迅的公文而进言，不是看到古碑手抄，更不是忽然主动约稿。那时鲁迅还没有产生，只有平凡无名尚未发表大作的周树人君，还不至于文名远播吸引编辑拜访约稿。由此推断，或许那时劝说鲁迅写作的人，不止一人次，而鲁迅在一次一次或者一人又一人的劝说下，才终于将信将疑地开始了写作。那么，鲁迅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完全自主自发性的，而所谓用“文字拯救民族灵魂”云云，更加空中楼阁，子虚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