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置信，在这样一个枕戈待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经济腾飞的时代，鲁迅的眼里，竟没有日本的武士刀在屠杀和正在准备大屠杀；鲁迅的眼里，竟没有国民政府于内外交困之中竭尽全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在鲁迅的百万雄文中，居然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中国就像一个铁的黑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的人都在昏睡，如果有人醒了，会更加痛苦，还不如睡死的好，除非有外面的人把这屋子打破！（大意）
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中国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只有被日本人侵略占领杀害才能有生机？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费厄泼赖（FAIR PLAY，公正游戏规则，即科学文明制度）应该缓行，对资本家的乏走狗（指国民政府）应该痛打落水狗！”我们就不明白，鲁迅在那样一个民族生死维艰的关头，怎么就不号召“痛打小日本野心狼”？！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无不竭尽冷嘲热讽挖苦诬蔑之能事，讽刺“新生活运动”，讽刺文艺界“国防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口号。我们不明白，文艺家身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表演者，怎么可以对日本的巨大威胁无动于衷？当时军队在备战，人民在奉献，艺术界发起“抗日赈灾义演”、“慰军演出”、“抗日话剧”。文学界虽然有“国防文学”、“抗日文学”之争，但都是在尽国民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的“族魂”，却这样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这一切的努力？
甚至，鲁迅的作为，均是在讽刺中国一切的一切，包括中药中医，包括传统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辉煌历史和科学贡献，包括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看上眼的。什么，“决不看中医”，什么“中国的书缝里，只写着两个字：‘吃人’”！甚至，要彻底废除中文，什么“中文不灭，国无希望”……
很遗憾，看鲁迅的书，只有两个感想：
一是国民政府真宽容，可以让他那些“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文章横空出世，公然在《申报》等中国大报刊上发表（即使如此，鲁迅并不满意，出版《伪自由书》，以进一步揭露和嘲讽国民政府的伪自由）。据我们所知，在1949年后的大陆，无论你怎样变换笔名，都绝不可能有一句类似鲁迅的过激言论发表出来。不等政府动手，身为共产党一分子的编辑，就已经掐死了你的文章。比如，我的这种文章就只能在网络上发表，绝无可能登上大陆！
二是中国完了，没希望了，很消极，很压抑！看看阿Q，居然被学者认为中国人──人人都是阿Q。但是，阿Q是那样地无赖无耻，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形象？如果30年代的中国人有一半是阿Q，我们不等日本人打，自己就灭亡了！而鲁迅的眼里，人人都是阿Q。所以，中国被灭亡的命运，在鲁迅看来，就是“黑暗的铁的牢不可破的屋子，里面的人阿Q一样地在熟睡中闷死过去”！其它的形象更加不用说，用共产党今天的话说，没有一个“符合主旋律”，没有一个是鼓舞人心的“英雄模范”。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伤逝》里萎萎缩缩的小知识分子；看到的，只是《祝福》里不能抗拒悲惨命运、只有被吃掉的“祥林嫂”。一句话，鲁迅是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不过，鲁迅只给我们看“黑暗面”而已，仅此而已。看了之后，你会感觉浑身无力，觉得那个时代一片黑暗，你绝对不会想到为国捐躯奋斗。出路是：要么推翻政府，就像共产党所做的一切；要么接受日本鬼子“打破黑屋子”，就像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所做的那样。
我曾经怀疑，周作人和鲁迅一向感情良好，日本人侵略中国，周作人迅速成了汉奸政府的高官，是不是曾经受鲁迅的影响颇深？因为，如果鲁迅是个坚定的抗日主义者，以鲁迅的威望名声，在文章里对日本鬼子如果稍作攻击，我想在当时的民族精神上，该是多大的促进，该会激荡多少年青人保家卫国的心？
同时我又想到，鲁迅长居上海租界，与日本人内山书店老板相好。而在战争阴云密布下的中国上海，内山书店是否名为书店暗中却搜集中国情报？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瞎联想罢。然而，在全国一片抗日形势下，在人民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先生却躲在日本的书店与老板喝茶，谈中国“5000年只写着‘吃人’两个字”，谈中国社会的黑暗丑恶与没有希望，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谈痛打“资本家的乏走狗”──国民政府……，不是也太奇怪了吗？
对了，我也差点忘记了鲁迅先生的书，曾经就在内山书店出版并由内山书店贩卖。如果内山老板没有弃暗投明，放弃对日本天皇的效忠的话，那么，我想鲁迅先生的书，肯定不会有鲜明的抗日思想，不会与“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有冲突，才能在日本人的书店贩卖！
还有，让无数鲁迅迷们所难以想象的是：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当国民革命军为保卫家国浴血奋战的时刻，鲁迅先生在1月29日，就急急忙忙地躲到了日本人的内山书店。到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一直躲到4月。就在国民革命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时候，鲁迅却在避难所整理他的《三闲集》，《二心集》……
尽管无数的学者，可以给鲁迅涂脂抹粉，把他描绘成一个所谓的“民族魂”，尽管共产党可以感谢日本人的侵略给了他们夺取政权的唯一生路，也顺便感谢鲁迅对国民政府的攻击；尽管鲁迅的文章确实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然而，我要说：鲁迅，绝对不配当中华民族的“族魂”！
一个对中国的文字都看不惯扬言要彻底消灭的人，一个把中国的历史看成是一片垃圾的人，一个对中国的古代一切文明传统都看不顺眼的人，一个对正在抗日救难的国民政府努力进行着冷嘲热讽的人，怎么有资格做中华民族的“族魂”？！
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导师，在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却可以在文章里不发一言。鲁迅如果不是无知，如果不是汉奸，至少，他也是一个亲日的“堕落文人”，是一个大汉奸的亲哥哥！
不是有很多年青人至今还盲目崇拜鲁迅吗，那么，就让我彻底来打碎这个神像：
鲁迅，在和许广平小姐结婚后，许广平这个北京女师大的学运和抗日领袖，在鲁迅的约束下，竟然成为一个不能参与社会活动的家庭妇女。为此，鲁迅和许广平曾经发生多次严重冲突，几度面临离婚处境（其实只是长期同居而已，鲁迅早于1905年有发妻，但未尽丈夫义务，与许同居却又没有给其夫妻名分）！而“族魂”鲁迅，在日记里这样记载：某月某日晚，“洗脚”一次；某日晚，再“洗脚”一次……“洗脚”者何？和许广平做爱而已也！
把和妻子的做爱形容为“洗脚”，这是怎样的侮辱与伤害？这是怎样的高傲与自大？
本人不才，遍阅史书，鲁迅先生所视为粪土的人物们，似乎还没有人对自己的妻子有过这样的污蔑。倒是日本男人，对自己女人的鄙视与高傲，与鲁迅先生的“洗脚”颇为类同，从日本女人的跪式服务中，我们可以联想一二。
还有一个光环，是鲁迅自述说：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日本电影，看到麻木的东北民众，要么做了被杀的木头，要么做了无赖的看客；因此，他认为，强健民族体魄是无用的，医治心灵尤为重要，所以愤而退学，开始创作，云云。
我们一向认为那是真的。直到我读到一篇回忆录，才知道鲁迅很会撒谎。那篇回忆录说，大约在1918年，身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的38岁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作者作为同事，有一天去看望当时的周树人先生。看到他在家意志消沉，无所事事，旁边桌子上有一篇小文章，是该凡人向教育部撰写的公文。作者看了觉得不错，就劝他说：既然你无事可作，不如写写文艺作品发表。周先生就怀疑地说：“写作有用吗？”作者就鼓励他，然后……我们就知道了，现代史上的神──“鲁迅”诞生了！但是，我们也就知道了，所谓在日本留学辍学，是因为看电影受刺激发愤著作以医治国民精神云云，全是扯淡！因为按照时间推算，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已经是留学日本之后十几二十年了，鲁迅为何还没有专业写作？为何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写作的精神医治作用？还担心“有用”吗？
何况就算鲁迅当时真受了电影刺激，要写作，也完全没有理由在丝毫没有写作基础和经验的基础上，忽然辍学专门写作！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初出国门的青年，忽然放弃留学，专门写作以“医治国民精神”，除非他疯了！何况，作为写作行内人来说，没有足够的文学修养和生活阅历，根本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根本达不到他想要的“医治国民精神”的效果。这就是鲁迅为何在回国十几年后任职教育部闲暇有空之时才能写作的原因！
而鲁迅辍学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个人推测，一是因为我们众所周知的鲁迅家庭发生变故，父亲早死，经济困顿，难于继续支持鲁迅留学；二是鲁迅所就读的仙台医专，是一个私立的偏僻乡下的野鸡类学院，鲁迅的日语还没有过关（鲁迅散文《藤野先生》里交代他交上去的作业，几乎布满了红XX，藤野先生不仅要改他的答案错误，也要不厌其烦地修改其日语语法和单词的错误），而学习成绩也颇为糟糕（藤野先生如此负责和善待鲁迅，他所教的那一门课鲁迅也就好不容易混了个及格，其它科目就可想而知），根本申请不到奖学金。虽然有藤野先生热心帮忙，也难有起色。这严重挫伤了鲁迅的自尊心。鲁迅既经济困难，也开始对医学学习有畏难情绪，觉得前途迷茫，不宜久留，所以就借结婚之机辍学回国几个礼拜，之后居然就滞留东京长达5年之久。这期间，鲁迅的行踪成谜……除了刚开始的几个月要办一个杂志而没有成功；之后，鲁迅从来没有交代：他在生活费昂贵的东京，到底是怎样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生存下去的！最后，他回国担任师范教员（鲁迅自称：因为母亲和其他人渴望得到他的经济资助，所以回国任职）。
这样说，可能是彻底地打破了《族魂》高高在上的有力支柱，但是却最为可信，接近事实。
再说句很不客气的话，鲁迅如果真的有一点《族魂》的精神，有半点“医治中华民族”的气魄，决不至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重金延聘百般迁就，学生们嗷嗷待哺如影跟随的情况下，遇到一点点生活上的不如意，就哇哇叫苦，然后呆不到几个月就开溜！须知，厦门大学是新创办的，当然不可能事事完备，但已经竭尽所能为鲁迅提供方便；而中山大学更是可以迁就到聘请许广平担任鲁迅的助教，以方便其工作生活！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在人家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他选择了做逃兵！要不，为什么他自己也自嘲是“骗人家的钱”？须知，1926年月薪250─300元袁大头，换在今天，至少相当于月薪3万元！越看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就越生气，越觉得他们无聊兼无耻，互相在比赛唱衰自己的学校。全不知道：教育，本来就是良心的工作！遇到困难，也正好是显示个人才华的时候！看看南洋的“华侨领袖”陈嘉庚，毁家破产为了兴学抗日；看看南洋的“族魂”林连玉，一生为了华教而被捕和被剥夺公民权；看看南洋的“新民之父”许峥嵘，为了办学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向高利贷借款，竟连累后代还债30多年！当然，不比那些，就是比比清朝山东的武训，一生行乞办学的感人情怀……这些人，这些事，和《两地书》中那个哇哇乱叫、稍不如意就脚底抹油的鲁迅比起来，谁，才是真正的族魂？！
鲁迅是有钱兼有闲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国是最高薪的职位之一。他的稿费收入在民国达暴富阶层的水准（民国时期一篇评论文章的稿费可以让老舍在北京买一个黄金地皮位置的四合院）。他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和日本老板茶余饭后亲密无间合作愉快，享受着和许广平经常吊着膀子去“大光明”看西洋电影（见许广平回忆录），然后回家用许广平“洗脚”（见鲁迅日记）的乐趣，骂着这个给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内外交困忍辱负重的政府，自由出版着《伪自由书》。他还觉得这是《伪自由》。他到底还想怎样啊？──我们今天的国内文艺人士，有哪个不羡慕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自由、学术民主和教育包容的政策啊！
然而，他仍然《出离愤怒》了！他这样表达对祖国的感情：“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写在后面》）
“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面前站着一个（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的）中学生的话，我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的自由”（《答北斗文学社问”》“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本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什么全都是一样……”（《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我要骗人》）“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国民党掌权的时候起……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
在鲁迅的眼中，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
在鲁迅的眼中，他躲在上海的租界，通过民国大型报刊公开臭骂羞辱政府所享受到的超高额稿费，却不是自由言论的象征！
在鲁迅的眼中，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等同于垃圾，中国书会害人杀人！
在鲁迅的眼中，中国青年的动辄被日本人杀戮，不是因为日本人残酷残忍，而是因为我们不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