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相关研究在概念和事实层面，都比以往有所深化。王宏斌通过细致考证，提出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赵轶峰研究明清两代对外政策，认为明代不应被认定为“闭关锁国”，而是“有限开放”。清前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既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全面开放，同样是“有限制的开放”。
研究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在古代文献中找到“闭关锁国”的表述，它不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概念。】中国古代文献中“闭关”一词，最初是“关闭城门”之意，历代对“闭关”一词的使用，都是中性表达，不具有封闭、保守的含义，不是贬义词。
文章举例说，明肃州巡抚陈九畴为防范“土番”侵扰边境，上疏说“贼不可抚，乞闭关绝贡，专固边防”。
此处，“闭关”被视为一种军事防御手段。
到了晚清，“闭关”才逐渐具有“保守”之意。
但在涉及国家利益时，“闭关”又被视作与敌国抗争的手段或方式，被赋予浓厚的正面政治含义。
中文的“闭关锁国”是近代嫁接词组
文章说，【中文的“闭关锁国”是近代嫁接词组，是中国既有的“闭关”与19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锁国”相结合的产物。】
“锁国”概念被清末留日学人接纳，传至国内。这批留日学人大多是当时领国内风气之先的人物，影响自然很大。
然而，中文“闭关锁国”则强调人为的政策选择或主观上的保守与封闭。
1978年以后，基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出于对“文革”的反思，我国史学界在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时，主张用“闭关锁国”概括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
康乾时期热衷科技
文章认为，【用“闭关锁国”形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是特定时代“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产物，并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
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明清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如实行的海禁政策并不等于“闭关锁国”。实际上，明代的海禁政策针对的是本国人民，目的是切断敌对势力从大陆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并不是针对海外各国，更不是有意识地闭关锁国。
文章指出，明朝和清朝政府的上述举措，并非完全出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事实上，传统的自然经济同样不可能完全离开市场交易），主要缘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因此，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研究认为：“自主限关”政策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图，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有其历史合理性。最新研究表明，“自主限关”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鉴。自主限关”政策的局限性
对于科技进步，文章也拿出例证：事实上，康熙帝热衷于学习、研究西洋科技，深知其许多地方优于中国；
18世纪后期，清廷已经深悉西方科学技术远超中国。乾隆帝知道英国人“谙悉海道，善于驾驶”，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乾隆帝的皇子也“喜欢询问外国事物，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俱感兴趣”。
“闭关锁国”延缓了西方血腥东扩的步伐
衡量历史是非须置于当时的特定环境，后人不能苛求前人。
客观而言，自主限关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西方殖民主义者血腥东扩的步伐。
保守、落后、封闭不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会标签化为“闭关锁国”。
在16—18世纪不少西方社会精英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拥有高度政治文明的礼仪之邦，是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东方文化价值体系对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成为他们阐扬新思想、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武器。此外，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也对欧洲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19世纪中国形象在西方的改变，既是双方力量对比的结果，也是西方政客、文人、学者出于偏见刻意操作的结果。
今人既不能为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歌功颂德，也不能以“闭关锁国”全盘否定明清历史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