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就是甄××拍摄的，那时他是《南宁晚报》的摄影记者，我也是该报的编辑记者。文革前我们在一起共事，两人都是三十而立的新闻工作者，比较要好，工作中曾有过图文并茂的友好合作。不曾想文革开始后，特别是自1967年4月起，由于广西军区在群众组织中做‘让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使群众组织中产生了不同观点的‘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我参加了反对韦国清的‘四二二‘派，甄××则参加了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自此我们两人分道扬镳，势不两立。现在我们的据点被他们攻破了，我被他们抓获，落入了‘联指‘派凶手们的手中，作为‘联指’派的甄××，大喜过望的他为了羞辱我，，故而要拍下这张照片以作他们‘胜利‘的纪念，谁知我命不该绝，甄××的此举却意外的碰上了解放军的到来救了我的命，实在是不幸中之万幸”，“1983年广西对文革遗留问题进行处理时，甄××于心不甘，曾情不自愿的向我负荆请罪，赔礼道歉。尽管他作了这样的表示，但至今我仍不愿与他有任何来往”。
“此后你被押送到何处、给你定了何种罪名、何时被放出来的呢？”紧接着我又向王先生提问。
王先生接着说：“解放军把我押送到看守所，一直关押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时，期间曾遭受过严刑的逼、供、信，诬我是现行‘反革命’，‘打韦、反军‘的黑干将，逼迫我承认是‘反共救国团的成员’，也曾被五花大绑、戴高帽、挂黑牌在南宁市区游街示众，受尽侮辱……其后未经司法审判，就把我送到农场监督劳动，直到1975年才把我从农场放回家中，恢复自由。”“释放回家后，不久对我落实政策，先把我安排到南宁化工厂工作，虽然不如文革前的工作好，但总算是摆脱牢狱之灾了。”
我接着又提问：“你的祖籍地是何处，是何学校毕业，何时参加工作的。”“听说你释放后成了一个优秀的多产作家，很想听你具体地谈谈这些。”
王先生笑着说：“我的祖藉地是安徽，迁居到广西南宁至今已经是第28代了”。“我是1958年南宁四中未毕业就留校工作的，因为那时是大跃进的年代，急需人材，我的学业优秀，就被抽出来当了学校共青团的书记。两年后调入南宁广播电台工作，1962年又调入《南宁晚报》从事编辑记者的工作，直至文革的爆发，此间我的工作都是积极肯干，是很优秀的一员”。“不曾想到1966年爆发了文革运动，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作为报社的新闻工作者而被卷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险些丧命，这些就无须再赘述了”。
停了一会，王先生又接着说：“我遭到非法迫害前后共有7年多的时间，1975年释放恢复工作后，先到化工厂工作，后到南宁粤剧团任编剧，其后又调到南宁市文联工作。1978年时我写出了小说《彩云归》，是以‘台湾回归’为背景、以统战工作为主题的小说，197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此书，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小说奖，此文并被改编成粤剧、话剧在广西和全国上演，获得好评”。“此后又写了多篇小说，如《汪精卫叛国前后》、《绵绵帝妃情》、《明宫艳史》、《雍正皇帝》、《草莽将军——陆荣廷传奇》、以及杂文集《不认命集》等等作品，获得过全国通俗文学奖。1984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优秀的作家，在此期间并担任了广西区、市的政协委员，区人大代表”。
“现在我们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王兄你比我年长一岁，你的经历是令我同情和敬佩的。你对过往所走过的路，有何体会与感慨呢”？我又再次提问。
王先生想了想，然后情有所思地说道：“回顾我这一生所走过的路，学生时代是勤奋好学，充满理想的优秀学生。1958年被留校参加工作后，是积极肯干，受到好评的优秀工作者；虽然那时生活较为艰苦，但自己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工作着想，心情是愉快的。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自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运动，结果却惨遭迫害达7年之久，险些丢了性命。这一段经历是我一生最痛苦的岁月，是一段永难忘怀的血泪史，至今想来仍令人心有余悸”。“事实证明，，文革是一场浩劫，，特别是在广西，出现了反人类的大屠杀，成了全国文革的重灾区，是历史少见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认识文革，反思文革，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文革之类的灾难永远不会再重演”。
“从上世纪1978年改革开放起，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宽容、宽厚、宽松的环境，平反冤假错案，经济上迅速恢复并高速发展，我的生活安定，工作顺心，使我能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可以说上世纪从1978年起至90年代末，这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期，令我留恋、难忘。2000年我退休了，过起了颐养天年的晩年生活，是美好幸福的。当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强盛了，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人是颇为满意的。虽然现在社会腐败，贪腐滋生蔓延，贫富分化悬殊，环境破坏严重，民怨多起等等社会问题严重存在，但我深信只要坚持打虎反贪，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努力犮展经济，重视文化教育和科技工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前途定会是光明美好的。这是国人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老年人的殷切期望”。
听了王先生的上述所言，他的人生遭遇令我同情，他的工作热情和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人赞赏和敬佩。非常感谢王先生对我说了这许多宝贵之言，也要感谢明先生，是通过他的安排我才得以和王先生相见、并坦诚交谈的。
是的，王先生说的不错，他的一番感慨令人同情和深思，此次相识并交谈令我获益不少，深受启迪。我很赞同王先生之所言，文革确是一场大浩劫、大灾难，而在广西所发生的灾难更为惨重，不但杀人手段残忍无比，杀人数量更居全国之最，无辜惨死者仅据官方的统计就达9万余人，学者和民间估计至少应在10万人以上，是广西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反人类大屠杀。就以王先生当年所在的解放路据点来说，包括周边“四二二”派所占据的数条街道，当这些据点被攻破后，竟有1340人被杀害（包括武斗中战死的数十人），被“俘虏”的“四二二”派人员6400余人，居民2500余人，这些被俘者其后许多人遭到了长期的关押、残酷的迫害。造成这样的严重恶果，这个责任当然是文革发动者毛泽东要承担的，林彪和江青的“四人帮”是罪责难逃的；但主要的罪责应该算到韦国清的头上，他是广西1968年出现大武斗及惨绝人寰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只要回顾一下广西文革发展的过程，许多事情就会一日了然的。
据史料所知，文革初期的1966年至1967年的11月以前，广西文革与全国其它地方是大体相似的，并无多大区别。但从1967年11月两派代表在北京经过谈判达成停止武斗，上交武噐，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后，韦国清、伍晋南、广西军区都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革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向毛主席认错，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认错……”。中央也同时作出了“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成立了“广西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此时广西的问题理应解决了，社会可以平静，人们也能安宁地生活了，广大人民群众是高兴的。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所料，广西的形势不但没有变好，反倒越来越糟。从1967年11月起至1968年春，广西一些地方（如玉林、容县、灵山、宜山、荔浦、全州、贺县、钦州、梧州、桂平、鹿寨、罗城等等许多地方），就不断出现“联指”派围歼“四二二”派的事件，一些地方并出现公开的乱杀人事件（杀地主、冨农和他们的子女，也杀“四二二”派人员），而“区革筹”、广西军区及各地方的军分区、县武装部等政权机关对此则听之任之，不能妥善解决和依法处理好这些事件，使事态不断发展扩大。
在此种形势下，各地受迫害的“四二二”派人员，有的被迫逃到乡下上山躲藏，有的则逃到“四二二”力量较强大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中以求得生存。如果此时的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能站在公正立场上依法正确解决好所出现的问题，广西就绝不会出现后来的大规模武斗，更不会出现一系列的凶杀案。因为“联指”派的既定方针是“消灭四二二，建立革委会”，而韦国清及军区、各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继续玩弄手腕，仍然在支一派，压一派，把南宁、柳州、桂林诬称为是什么“伍修集团三点一线的最后堡垒”，必欲最后除之而后快。为此，他们一方面向中央谎报军情，诬指南宁、柳州的“四二二”派和桂林“老多”派对他们的批评、抗议是什么“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当这些地方的造反派因受压、受到武装围攻准备武装保卫自己时，被他们诬指为“反革命爆乱”，为此他们就调动农民进诚、甚至公然调动部队协同“联指”武装围歼南宁、柳州及桂林的造反派。更为恶毒的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武力围剿，他们又通过当年的《广西日报》大造镇压“四二二”派的舆论，诬指“四二二”派“杀人放火，搞反革命暴乱”，并别有用心地发出“六·一七”公告，制造“反共救国团”冤案，并胡说“反共救国团”就在“四二二”派据点内，有的“反共救国团成员”成了“四二二”派的头目。他们的这一系列胡作非为就骗取了中央下达“七三布告”，于是他们获得了尚方宝剑，就可以打着落实中央“七三布吿”，打着落实“六一七公告”清查“反共救国团”的旗号，堂而皇之、公开围歼“四二二”派及桂林“老多”派了，终于造成了广西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至今也仍然想不通，广西在文革中会出现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事后又长期不作任何处理，让凶手逍遥法外，有的并得到升迁；韦国清和他的继承者乔晓光之流并严禁人们议论文革中杀人之事，谁敢于议论和揭露大屠杀之事，就会被他们以“现行反革命”罪抓捕判刑，如1974年桂林的张雄飞、李新等等20多人就是因为写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揭露广西各地大屠杀之事，就被非法抓捕判刑，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他们大肆宣扬文革中广西始终有一条“正确路线”，这纯属胡说八道的谎言。要不是那时中央新的领导人胡耀邦等人的英明决策，八十年代初两次派出中央工作组到广西调查文革中杀人之事，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开始了文革的处遗工作，广西的十多万无辜惨死者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得到平反昭雪啊！虽然那时惩办了极少数杀人凶手，追究了少部分凶手的刑事责任，但对大多数杀人凶手则未依法惩处，仅作党纪、政纪问题来处理，就未免处理过宽了，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受害者家属不满意。尽管这样，这样的处理仍是一个历史进步，比之韦国清和乔晓光当政时要好多了。
这段惨痛的历史悲剧虽然过去50年了，但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永远牢记、认真总结、深入反思的。
作于2018年5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