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英国领事馆门外放满悼念女皇的花束，不少还加上致意的字条，其中一幅写着：“当香港人在日常生活都被压抑时，感谢你给香港人表达‘民心所向’的机会”。
李家超特首讲得好，说好香港故事，画公仔要画出肠。“民心所向”就是心系女皇丶缅怀英国统治，因为他们认为今不如昔，旧宗主比新的优胜。英治的旧香港，都有不公不义之事，但总能畅所欲言，不愁言论入罪，如今悼念女皇，受访者说了“民心所向”，新闻片段也给新闻总监下令剪去，保安局长邓炳强再插一句，有人“宣扬危害国家安全意识，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何谓“日常生活都被压抑”，不用多言。
香港人对女皇依依不舍，当然不是出于自虐或自卑，恋栈殖民主义所代表的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而是欣赏并感谢殖民地宗主的怀柔措施，大权在握却没有用尽，更尝试自我完善，在英治的最后三十年，努力争取民意民心，建立廉洁政府，推动社会改革，加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却绝不强迫大家爱英国。
八十年代以来，由区议会选举开始，更逐步开放权力架构，过去视为禁忌的压力团体，在港英默许下，逐渐成为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的中流砥柱。最后五年彭定康治港，香港更是经济繁荣、政治开放、言论自由三者互相辉映。可以说，香港愈接近英治结束，愈远离以歧视和压迫为基础的殖民统治。料想不到，九七过后，“港人治港”理应是香港人当家作主，但愈往后走，却愈像回到未来，重投殖民年代之中的灰暗岁月。
英女皇过身前一天，五名言语治疗师因制作及发行三部儿童绘本，被法庭判处煽动罪名成立，当年箝制言论的殖民恶法，六七暴动后接近三十年备而不用，如今成为“港人治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而以言入罪的法律武器。国安法官郭伟健在判词一再认定，七十年前《大公报》社长费彝文煽动罪成的法理依据仍然成立，不啻是说，该报当年转发《人民日报》严厉批评港英的文章是罪有应得，也同时宣布香港虽然廿五年前结束殖民地身份，但却继承了压制言论自由的殖民地法律。
殖民地的另一特色，是权力基础建立于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之上，正是反殖民主义的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那个众生平等，但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世界。“完善”后的立法会选举制度，市民依然享有投票权，但参选者都要取得包括主要由港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组成的第五界别提名，不打算妥协的主流民主派自知提名无望，索性不参选。结果九十位立法会议员，没一位是民主派，比起37年前政制改革起步时还有不如，当年起码有司徒华、李柱铭两位反对派可以进入立法局。
又如行政长官由选举团推选产生，怎样看，本该比九七前伦敦委派港督为进步，如今也不见得了。九七后，民主派代表可以从专业界别以至一些基层界别胜出，成为选举团成员，虽然只占整体的少数，但总算有参与渠道甚至参选机会。同时，商界代表也不是全无作用。不错，他们支持谁，当然要看北京的取态，但人选若太令人讨厌，他们不能接受，北京也得临场换马，这是英治时代不可能出现的局面。不过，选举团“完善”后，民主派代表归零，加上官方认可的“爱国者”主导每个界别，商界过往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关键作用，再难有机可乘了。英国一手决定香港行政首长人选的殖民传统，二十五年之后，仿佛又重临香港，尽管我们不再是殖民地。
新香港的新作风，有些地方甚至殖民地年代也望尘莫及。《港区国安法》下，特首可以任命国安法法官，变相是挑选特定的法官审理特定的案件，完全冲破九七前司法自主管理的底线。英治最后十五年，以区议会为中心建立的民意网络和地方行政，也随着大量民主派区议员不愿宣誓或被取消资格，只剩下三份一民选议员，导致五个区议会无法选出主席，已经停摆一年。再如港英当年推动市政事务全面自治，更早在董建华年代废除两个市政局后烟消云散，时光大幅倒流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当英属殖民地告别前已变得不像个殖民地，反而在“高度自治”的自己地方，眼前却在还原殖民统治的法则，甚至以为严刑峻法可以修补官民关系，又怎教人不神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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