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
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刘雪庵创作了大量歌曲，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
刘雪庵还同张曙、夏之秋、洗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
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十八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卖花词》，刘雪庵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小小刊物传遍全国的。
《战歌》在上海创刊后，曾有人向刘雪庵推荐歌曲《松花江上》，说这是当时在平津流亡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战歌》上发表。这首歌是谁的作品，推荐人没有说明。刘雪庵看后，认为的确是一首好歌，只是觉得它过于伤感，没有急于发表。
不久上海沦陷，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地。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他们谈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
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泣别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田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刘雪庵当即为这首歌词谱写了十分贴切、动听的曲子。
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
刘雪庵还曾为多部抗日影片，如《新桃花扇》、《中华女儿》、《十字街头》、《孤岛天堂》、《关山万里》等，谱写了主题歌或插曲，其中不少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家仇的故事。
故事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幼女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
潘孑农请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影片未能拍成。潘孑农和刘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联系。
这年九月，潘孑农在赴武汉的轮渡上，遇见一支青年抗日宣传队，他们正大演唱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歌曲。他觉得歌词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原来就是他写的《长城谣》。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影片虽未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这成了刘雪庵和潘孑农合作的一首名曲。当年，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演唱，并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发行国内外，使之家喻户晓，万人传唱，大大激发了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热情。
《长城谣》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今天。1982年秋在香港举办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声乐作品展”上，展出了《长城谣》；接着，北京广播电台在介绍“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中，播放了中国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在1984年的新年联欢晚会上，香港著名歌手张明敏演唱了《长城谣》；随后，上海歌手沈小岑录制的《长城谣》磁带发行到海外……
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这是一首雄壮如进行曲的歌曲，它庆贺战争的胜利，更鼓舞着人们抗日的士气。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共产党授意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成立“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在中共建政后，交给了军管会。
中共建政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
《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为中共写的颂歌，都是他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作品。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玩笑，“进步”的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突然成了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
事情还得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
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
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
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
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直面领导，刘雪庵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
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
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
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