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题记：台湾歌后邓丽君主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风靡全球华人，可谁又知道歌曲的作者刘雪庵竟是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最后双目失明，瘫痪在床，成了时代的弃物……
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
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
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
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
——刘雪庵否定了中国音协几年来的工作，矛头指向党“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刘雪庵毫不隐晦他对49年以来音乐工作的根本否定态度，呼吁改变现状。就得由他这样“有学术修养”的同志来掌握。
——刘雪庵是音乐界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攻击的是音乐事业中党的领导……
——刘雪庵要以音乐为武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为反革命政治服务，为反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
——刘雪庵不仅要在音协领导机构中占有合法的领导地位，而且豪不掩饰地高抬他臭名昭著的《何日君再来》、为反动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农家乐》为香花……
——刘雪庵攻击过去的音乐理论工作都是教条主义，要求对过去为人民所唾弃的，影响恶劣的《何日君再来》、《红豆词》等歌曲重新评价……
——毒草《何日君再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珍宝……
——刘雪庵为黄色音乐鸣不平，想翻过去的案，他要恢复的是《何日君再来》的传统……
——刘雪庵是黄色音乐的代言人，要在文艺战线上配合政治路线向党进攻，用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来篡改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刘雪庵的歌曲有几首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
——刘雪庵是老牌右派分子！
——刘雪庵是反动的、黄色的音乐家！
——刘雪庵是一条噬人的毒蛇！
1958年3月31日，刘雪庵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
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的环境、人物思想，并不代表作者的思想。”
《何日君再来》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刘雪庵还在上海音专学习时，被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聘为特约作曲。这家影业公司成立于三十年代初，在以夏衍为首的共产党电影小组操控下，曾经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个重要阵地。田汉、史东山等都在这里工作，拍摄过《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第一批进步电影。
1936年，公司在中国华工实业社的资助下，拍摄了一部歌舞片《三星伴月》。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外国资本企业林立、洋货充斥市场情况下，艰难创业的影片。
影片开拍时，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该片写一首探戈舞曲，刘雪庵就将手头的一首探戈舞曲交给了他。这是一首未曾命名的舞曲，是刘雪庵在音专毕业茶话会上的即兴之作。那天，低班同学要求毕业班的大哥哥们每人写一首作品在会上演出，刘雪庵当即写了这首探戈舞曲，由俄籍同学过拉当场演奏，很受欢迎。
方沛霖拿到这首舞曲后，没跟刘雪庵商量，就让编剧黄家谟填写了歌词，成为后来的著名歌曲《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歌词共有四段，后面是重叠句，前面分别是：
“晓露湿中庭，沉香飘户外；寒鸦玉树凄，明月照高台。”
“玉漏频相催，良辰去不回，一刻千金价，痛饮莫徘徊。”
“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
舞曲变成了歌曲，刘雪庵事先不知道，后来看到歌词，对其中某些词句如“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等，觉得有些粗俗。他的这个看法当时向朋友潘孑农说过，但是碍于情面，没有向方沛霖导演提出，只是要求在署名时用“宴如”的笔名。
导演为什么将探戈舞曲改为歌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是在什么场景下出现的？还是来看看影片的故事吧——
实业家姜立源在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资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奋起开办生产日用品的兴华厂的经理。影片在讲述姜宗良兴办工厂的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
姜宗良为了工厂的发展，决定开办电台广告业务，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业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前来应聘，顺利通过考核，进入了兴华工厂。他在美国留深究的儿子姜宗良是学化工的，本打算学成后留在美国工作，但被父亲电令回国，担任了兴华厂的经理。影片在讲述姜宗良兴办工厂的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
姜宗良为了工厂的发展，决定开办事员台广告业务，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业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工团来在聘，顺利通过考核，，进入了兴华厂。她委婉动听的歌声，深深吸引了姜宗良，他们相爱了。但后来由于误会，又中断了恋爱关系。秀文痛苦地提出辞职，表示要离开工厂。姜宗良后悔莫及……
就在这个时候，在该厂任职的姜宗良的一位同学，试制新产品获得成功。工厂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艺会，演出歌舞剧《三星伴月》和《工艺救国》。秀文也被邀请在会上演唱，她满怀深情地唱了一曲《何日君再来》。
深情哀婉的旋律，伤感动人的歌词，充分表现了女主人公遭受爱情挫折的痛苦与忧伤。
影片中歌星的扮演者，是当时蜚声影坛歌坛的周璇，《何日君再来》是由她自己演唱的。她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使《何日君再来》不胫而走。特别是制成唱片发行后，更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当时，这首歌不仅流行于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甚至也流行到一些小乡镇，后来还曾被一些影片用作插曲。
1939年蔡楚生执导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就用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
当年在影片中扮演舞女的演员藜莉莉回忆说：“在这部影片中，我扮演一个流亡上海的北方舞女。她很同情和支持同住一楼的一群爱国青年，并与他们的首领‘神秘青年’产生了感情。这个舞女探听到敌特活动的情报后，参加了爱国青年商定的一个行动计划：在一次舞会上，以她演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作为采取行动的暗号，掩护爱国青年们巧妙地将敌特一网打尽，然后越墙转移，参加抗日游击队去。当我唱到最后两句时，计划已顺利实现，爱国青年们正在撤离。我目望着‘神秘青年’远去的背影，唱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彼时彼地，一语双关。”
《何日君再来》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歌星渡边滨子用日语演唱《何日君再来》，灌制了唱片，大受欢迎。日本另一歌星山口淑子更是反复演唱《何日君再来》。她的父亲曾在中国东北工作，她是在抚顺长大的。童年被她父亲的朋友、沈阳银行总经理李际春收养，取名李香兰。她从小爱唱歌，后来成了歌星和演员。她尤其喜欢周璇的歌，对《何日君再来》更是偏爱有加，用中日两种语言演唱，灌制了汉语唱片在日本畅销。
后来，她先后主演了鼓吹日本侵华政策的影片《白兰之歌》和伪满“映画协会”拍摄的影片《患难交响曲》，在这两部影片的爱情场景中，她都唱了《何日君再来》。
据李香兰回忆，这首歌在日本的畅销只是一时的，没有多久，《何日君再来》的唱片就被禁卖。她在上海一次独唱会上演唱这首歌时，还曾被工部局（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的管理机关）的警察传唤，问她：“唱这首歌是不是期望重庆政府再回来？”……
然而，二十年后，在反右派运动中，《何日君再来》成了“黄色歌曲代言人”刘雪庵的代表作，以后又升级为“汉奸歌曲”，刘雪庵被斥之为“汉奸文人”。
有人说“在抗日斗争最艰难，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时候，《何日君再来》宣扬消极颓废今朝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人说，“《何日君再来》消极不健康的情调，确实为敌人所利用起过很坏的作用。否则怎么解释日伪电台、国民党电台那么热衷于播放这首歌呢？”有人甚至说：“这首歌是为‘盼望皇军’而作的……《何日君再来》是出自汉奸文人的手笔。”
早在1949年秋，刘雪庵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就说过：“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的环境、人物心态，并不代表作者思想。我为朱彤名著《郁垒》（宝玉与黛玉）写插曲《红豆词》，大家以为缠绵悱恻，就是例子。”
《郁垒》是一部话剧，《红豆词》是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词作谱写的歌曲，表现的就是宝玉对黛玉缠绵悱恻的感情：“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尽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噫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
这首歌同样被斥之为刘雪庵的黄色歌曲。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刘雪庵只有低头认罪的义务，没有据理申辩的权利。他写了数百万字的“检查交代”。直到八十年代，采访他的记者问起《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他还是检讨说：“歌曲中不健康的成分，反映了我当时在人生观上存在的问题。”
谁来为他说明《何日君再来》创作的原委？当年影片《三星伴月》的主创人员大都已不在人世：导演方沛霖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词作者黄家谟早年移居美国，客死他乡；摄影师王雨声于抗战期间因车祸身亡；主演周璇、马陋芬先后病故——即便他们都还活着，能站出来为刘雪庵作证吗？……
刘雪庵先生至今还在检讨，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出现有人唱了《何日君再来》而变成反革命的事实。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留给同事们的印象是“工作极其认真细致”。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
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他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
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
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
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
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
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
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
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
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
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