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泽东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
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
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
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挨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
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告结束。
刘雪庵以为终于等来了出头之日，但仍没有人敢发表他的作品。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与《红豆词》定为黄色歌曲。
同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会上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
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目失明了。
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
他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贺绿汀、谢孝思等，有时来看望他、给他带来难得的安慰与温暖。
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
不料，正当他埋头于恢复《屈原》乐谱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
感谢记者沙青，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人们开始一个个站出来，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刘孟洪的《抢救历史》，黎莉莉的《幸存者有责任讲实话》，吴蔚云的《要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潘孑农的《澄清一件史实》，还有徐苏灵的《对‘艺华’不能一刀切》等，相继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继而被许多报刊转载。
葛鑫（当年《孤岛天堂》的演员）说：“《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来》的演唱者，颇有成就的早期歌星的周璇，一向以擅长唱民歌出名，我还没听她唱过什么靡靡之音……”“这部片子拍成于1937年，1936年这首插曲就在上海流行。那时日本鬼子还没有打进上海，又何以断定它的内容和客观效果是引诱观众脱离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模糊人民的抗日意志，转移人们对现实斗争的注意力？”“1939年有朋友刚刚从东北沧陷区回来，告诉我那里深受敌寇铁蹄蹂躏之苦的中国民众，很爱听《何日君再来》。唱它时心里盼望着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早日再打回来……”
当年《孤岛天堂》的摄影师吴蔚云说：“蔡楚生决定选用这首歌曲，并不是……把它当作反面人物的陪衬，如果它当时是什么‘汉奸’歌曲，我们是决不会让它在这部抗战爱国的影片中出现的。”
当一个个幸存者撰文见证历史时，反对的文章也陆续见诸报端。不过，这场争论总算有了一个共识：“把《何日君再来》列为汉奸歌曲是无稽之谈”，“刘雪庵是一位爱国作曲家。”
1980年11月，《北京晚报》刊登了曾白融的《文艺的社会功能》，论述了《何日君再来》的社会效果。文中写道：“一件艺术品，是作者、欣赏者共同创作的。因为人们的经验、思想感情并不相同。因此同一作品可以对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作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往往借用他人之情，甚至古人之道，以表达自己类似的感情”，“因此，‘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又可能是以离情别绪来打动人的。”
沈鹏年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刘雪庵先生至今还在检讨，其实是不必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出现有人唱了《何日君再来》而变成‘反革命’的事实，根本谈不到什么‘恶劣后果’，刘先生也不必为此痛心。”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的时候，会想起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刘雪庵瘫痪在床，一次次到医院求治，终不见效。自己不能行动，身边又没了老伴，苦不堪言。久而久之，身上长了褥疮。
1985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
他被留在观察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
他于1月1日住进观察室，在这里一直保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
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
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
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中国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音乐事业作出的贡献。可惜，这个评价来得太迟了，他那颗深受重创的心，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慰。
对刘雪庵病重期间有个愿望，在古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南北派十三套琵琶新谱》（李芳园编）重新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他曾向前来探望的音协领导提出，给他配个助手完成这一任务，可领导说“不行”，当场拒绝了。他很失望，不禁吟诵起李白的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倾吐他满腹的惆怅。
刘雪庵一生写了五百余首歌曲，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日歌曲。而一首不经意的作品《何日君再来》，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何日君再来》这首历经劫难，被禁唱了半个世纪的歌曲，凭着自身的艺术魅力流传了下来。录有《何日君再来》的磁带、唱片，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朋友们相聚时，会常常唱起这首歌来——唱的是人世的沧桑，对生离死别的倾诉，对流逝岁月的怀想，对故人的思念。没有靡靡之音，没有消极颓废，没有黄色情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何日君再来》陆续出现在一些歌本上。
1990年，《周旋歌曲100首》出版了。这是周伟（周璇之子）从周璇演唱的300多首歌曲中，精选了她首唱的歌曲105首汇集而成的，《何日君再来》选收其中。
1995年，王文和编著出版了《中国电影音乐寻踪》。其中选收电影歌曲138首，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音乐发展史上各重要时期的代表作。《何日君再来》及刘雪庵作曲的《定情歌》（《新桃花扇》主题歌）、《中华儿女》（《中华儿女》主题歌）、《思故乡》（《十字街头》主题歌）、《孤岛天堂》（《孤岛天堂》主题歌）均被收入。
1999年，田青编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其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
致刘雪庵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
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有骂他颓唐。
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便被赶下歌堂？
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会想起为此而使身心备受摧残，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完
铁流:邓丽君主唱“何日君再来”作者的血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