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看着忽然忆起很久以前学过的知识——如何从北斗七星找到北极星，于是经常痴痴地寻找。找到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北斗星原来是围绕着北极星移动的，于是恍然想起曾经在古文中读过的“斗转星移”，对这一现象有了亲身体验。这些微不足道的醒悟曾经给我枯燥的生活带来丝丝乐趣。但是夏夜的蚊虫和跳蚤则令我长久不得安宁，那是过去二十年在上海生活时从未经受过的痛苦，往往一夜无眠。冬天相对好些，长达七个月的冬季从九、十月份就开始了。我清楚地记得，下乡第一年的中秋节，突然下起鹅毛大雪。望着皑皑白雪，我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不久之后，严寒令我生畏，再也浪漫不起来了。好在砖厂有大量的原煤，火炕烧得还是够暖的，只是漫漫长夜，时不时还会停电，非常无聊。
不管怎样，这种生活注定属于我。
返回连队后，我仍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随时被驱遣到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劳动。有一天，分管后勤工作的张存仁排长（砖厂老职工）突然找到我，对我说，连里决定调你去打铁。我一怔，心想怎么单单找我这么个身子单薄的人去打铁？排长见我犹豫，便解释道：这是个有技术的工作，因为我们看你人老实听话，不会调皮捣蛋，才让你干这个的。这活不重，主要是给牛打掌。你去了就知道了。于是我便找到那个叫“小烘炉”的地方，给李中田师傅当帮手。李师傅是山东莒县人，大概比我大十多岁。后来我跟他相熟后，不但能够全部听懂他的方言，而且对他的经历也有了较多的了解。他在老家吃不饱，十九岁时，抛弃共青团员的身份，盲流到东北。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农村生活穷困，许多农民纷纷到城市中去打工。中央人民政府将这些农民称为“盲目流动人口”，简称“盲流”，严令各级政府拦截。
山东农民自满清以来就有“闯关东”的习俗，每当生活发生困难，便大批流入东北。李师傅“盲流”到哈尔滨，曾在铁路上当装卸工，抬过木头，那是从大小兴安岭上采伐来的一截截粗大沉重的原木。他最津津乐道的是给糖厂扛糖包。东北盛产甜菜，加工生产出的东北绵白糖闻名全国。那个年月上海老百姓每月才配给二两白糖，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才吃上一斤糖。对于穷困的农民来讲，白糖有多大诱惑力可想而知。李师傅他们这帮“盲流”很有心计，他们扛着装满白糖的麻包装火车，需要走上三级跳板，他们常常走到高处，装作失手，将麻包扔下，麻包掉到地上不免开裂，白糖撒了一地，他们便趁机拿大茶缸子装了白糖回去冲水喝。据李师傅说，他们常常一口气喝掉一、二斤糖，喝得连饭都省了。
李师傅身高力大，他拿大板锹铲大块沉重的泥疙瘩时，就像拿大扫把扫地一样轻松。之前我还同他在食堂共过事，进食堂前他较瘦，在食堂干了几个月后，体重明显增加了，他说在家饿的，食堂里可以敞开吃。他人也很聪明，各种修理活都难不倒他。现在让他带着我负责这个“小烘炉”，却把他难住了。给牛挂掌，首先需要打出掌叶（片）、掌钉。掌叶的作用相当于马蹄铁，因为牛蹄是分成两瓣的，所以牛掌叶是两个配成一对，每个掌叶形如月牙，上面有三个钉孔。掌钉是用直径8毫米的盘铁打出来的，这钉子有个三角形的钉帽，牛蹄上打了这样的钉子后，尖角着地，牛在冰面上行走就不会打滑。这可是个技术活儿，李师傅大概以前仅仅看见过，却从未干过，因此试了几次都不成功。好在那时候天还热，并不着急给牛挂掌，而且我们还有为制砖机修理配件的任务，不过活并不多，我们俩也就每天有事就干点，没事就学习。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文革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日常总要没完没了的学习政治，特别是学习《毛选》。李师傅基本上不识字，数学则连乘法口诀都不会。
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在我看来，李师傅没有文化，怎么对我进行再教育？我教育他倒差不多。事实上李师傅也同我看法一致，他说我连小学都没念完，怎么能教育你呢，应该你来教育我。其实在农村谁有兴趣成天学习这个学习那个，即使我们这个“工业连队”也只有一些思想左倾的青年学生有学习的积极性，坐下来学习正好可以冠冕堂皇地躲避繁重的体力劳动。连队的要求是以自学为主，小烘炉里就我俩，于是每当我们关起门来学习的时候，他就让我读《毛选》，并逐段给他解释书中文章的内容。记得我给他讲过《矛盾论》和《实践论》，我对哲学并无兴趣，给他讲解也主要是字词句的意思。我俩相处非常融洽，我渴望教这个憨厚的山东汉子学会乘法口诀，但是他坚决不肯，说自己很笨，不可能学会。几次之后我只好失望地放弃。
我们连队养了好多条牛，主要是用于拉车送水。夏天问题不大，冬天到处结冰，必须给牛挂掌才不至于打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久之后从别的连队调来了一位铁匠于同河，据他自述是五级工，技术大拿，因为与原来的同事有矛盾才调到砖厂。于师傅确实是位很有经验又有技术的师傅，令我领教了铁匠这项古老职业的魅力。几千年来，一个铁砧、两把铁锤、几个铁钳子再加一个风箱，这就是铁匠们亘古不变的主要工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北方也许是全中国的广大农村中，这项古老的手工业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
我开始学习左手拉风箱，右手用铁钳翻弄炉火和铁块直至把铁烧红。师傅将烧红的铁块钳出来放在铁砧上，右手用锤敲击。他主要是为我指引敲击的部位，我随着他用十四磅大锤用力击打他所指引的地方。两锤间隔敲击，他还趁着空隙在铁砧上轻轻地点几下，整个打铁过程发出有节奏的金属声音，感觉很悦耳。大锤的锤把长约80厘米，刚开始时我举起来感到挺重，才打几下就很累。师傅纠正我的姿势，告诉我窍门，渐渐地我习惯了，后来更是得心应手。我虽然瘦弱，但是毕竟年青，才二十出头，而且打大锤的活儿并不多，只是偶尔抡十几下，顶多一次抡个几十下而已。于师傅社会关系广泛，他陆续从团部修理厂等各处搞来一些角铁、钢板，又弄来电焊机、气焊筒和焊枪，尽管他的本业是锻工，但其他各行也都会摆弄几下。没过多久，他做成了一架简陋的电锤。锤头和滑道是请修理厂给加工的，利用几块解放牌汽车减震钢板的弹力，牵引锤头上下运动，代替了人力打铁。他又做了一个鼓风机，用小电机直接带动，风力超过风箱，这两项改革大大减轻了我的劳动强度。从此以后我在大多数时候干活并不太累，这铁匠活我一干就是八年，再也没有换过工种，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考取黑龙江大学。
于师傅从旧社会过来，提起过去拜师学艺，总慨叹今不如昔，说解放后也不讲什么师傅徒弟了，都是一样的干活儿。他很擅拉关系，不时给用得着的人做些小东西，比如炉钩子或小农具如二齿、三齿的耙子，镰刀斧子。至于连队领导，除个别他看不顺眼的，他都给他们做过些家用铁器。几个酒友找他帮忙当然是有求必应，尤其是两个党支部委员老黄老安（其实也不过三四十岁），更是他的“死党”。这两人经常上顿酒未醒下顿又接着喝，几乎每天都是涨红了脸整日在我们小烘炉里“泡”着，这就是我最初走进社会常年接触的基层领导。
他们原来也是“盲流”，不过后来混得好，入了党，还进入了党支部，所以平日很少干活，只是耍耍嘴皮子。于师傅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小鸡不撒尿但是都有个道道”。我猜这是粤语“蛇有蛇路，鼠有鼠路”的意思，人人都有各自秘而不宣的门道。后来他通过门道从团部要来一截直径50毫米的不锈钢，我很惊异，农场怎么用得着这样高级的钢材！他拿来又有什么用？原来他要用不锈钢给自己和几个领导打菜刀。但是锻打出来的刀必须用砂轮磨亮，他把这苦活儿交给了我。这是个私活，又没有劳动保护设施，砂轮转速不够，噪音很大，火星四溅，我不愿干，也很气恼：你做了人情，自己又不干，倒要我来做！因此我总磨洋工，他为此几次对我表示不满。好在这种私活不太多，也就没有别的矛盾。他对我看书从不干涉，还时不时写个字问我，这难不住我。每当我告诉他某个字的读音和字义，他就会满意地说，这是毛选某篇文章中的字，我查过字典，确实是这么读，是这个意思。看来你这个高中生没白念！我这才明白原来他是故意考我！
打铁八年，多数时间并不苦累，因此我闲暇时就看些书，主要是当时时兴的马恩列斯著作，诸如《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联共（布）简史》、《论“左”派幼稚病》等等，虽然不爱看，但是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适应形势环境，勉强看了些。我也看了几本能借到的文学书，其中有一本古典诗词。其实我一直都对诗词无甚兴趣，不过有些内容却能引起我共鸣，至今还依稀记得。李白“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仁人志士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白居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些句子句句入心。还有一首较少见的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当时曾背诵过这首词，却总也记不全，可见我缺乏诗词的素养。后来上大学以及工作后有读过这首词，对最后一句兴亡都是百姓苦记得很清楚，也感慨良多。
更多的时间我都用来写信，每星期都给父母写，为的是免除他们的牵挂。我也给亲友同学写信，报告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同时还记日记。我从初中学雷锋时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不过我并没有写那种模仿雷锋“做好事”的日记，而是记录自己日常工作、生活和思想。可惜后来一场大火把我的大部分书信和日记都烧毁了，我的记性又差，以致很多往事只留下一些不太清晰的印象，现在已无从精确地记载了。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当年这种读书、写信给我枯燥无聊的生活打发了不少光阴，也使心灵得到平静。
因为工作中接触到电焊气焊，我又给上过技校的初中同学写信，请他给我找几本相关的书籍，使我从理论上懂得了锻造的原理，焊接的基础，也让我更喜爱自己的工作。但是给牛挂掌是个例外。挂掌前先要把牛在桩上吊起来使它四蹄离地，把牛蹄绑在桩上后，用烧红的烙铁烫牛蹄的硬皮使它变软，以便用刀削平蹄面。蹄面削平后将掌片紧贴上面，就可以钉掌钉了。钉掌钉才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和手艺，钉子必须穿透牛蹄的硬皮，这硬皮好比是人的指甲，钉浅了容易豁口，钉深了进了肉，牛疼痛起来会作出激烈反应，甚至能挣脱绳索跳出桩子的铁栏。掌钉尖穿过牛蹄后，要用铁块顶着轻敲，使钉尖盘曲，就像铆钉似的不易脱落。整个过程比较累也比较脏，特别是用烙铁烫牛蹄时会产生浓烈的焦臭味，我衣服上的气味几乎永远都存在，洗都洗不掉，只好专门预备一件破衣服用来挂掌。幸亏我的工作极少与其他知青打交道，主要都是同老职工往来，也就没什么人嫌我脏。
我们刚到砖厂时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帐篷，不久就由老职工带领我们自己盖宿舍。奇怪的是盖房子不用水泥，仅仅在草地上挖几十公分深的槽，铺上一层沙子，就算是打了基础了。铺一层砖，加一层泥沙混合的浆，再铺砖，如此循环，砖墙很快就起来了，却是倾斜的。我们议论是否要拆掉重盖，带领我们的唐副连长说不用。他找来一块长木板贴着墙，又用几根棍子顶着木板，叫我们一齐用力推。大家吆喝着“一二三！”齐齐发力，唐副连长眯着一只眼像木匠那样“吊线”，推着推着，他大喝一声“停！”却已推过头了。于是将木板贴到另一面再推。“慢点慢点！好！”墙总算推正了，于是大功告成。后来这房子住了几年便成了危房。
知青们住集体宿舍，总不免打打闹闹，打扑克是最普遍的娱乐。偏偏我对这些都不喜欢，于是休息的时候也常常呆在小烘炉里，这样就渐渐与大家疏远，大家也视我为怪人，给我起个外号“叶老头”。我也并不生气，我更乐意与老职工聊聊天，借以了解当地民风民情。我这种爱与本地人聊天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