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师傅是个十分爱聊天的人，他的消息也特别多，大概平时有不少人上他家串门。他老婆在营部医院，那里也是个流言转运站。有天早晨刚上班，他告诉我说，你们上海知青有个女生昨晚死了！我一惊，忙问真的吗？他说那还有假？叫解称梅。我怀疑他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昨天下午我还刚见过她。当时我去水房打水，见她正在那儿洗一大盆衣服，我说你真能干，洗这么大一盆衣服。她说没办法呀！命苦啊！我说你有什么苦，身体这么好。她说别看我身体好像很好，其实自己有病自己知道。
平时我很少主动与女生搭讪，多半原因是我穿着老土，不像一般上海知青那样讲究打扮，所以女生们都不大瞧得上我，背地里叫我叶老头。解称梅有些不同，她不像其他女生那样扭扭捏捏，以前跟我说过几次话，从来都是落落大方的，人又长得漂亮，所以偶尔碰上了我也愿意同她聊上几句。这次她对我说什么“病”啊的，我根本没往心里去，不就是随便聊几句嘛！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一个活生生的美丽姑娘，昨天我还跟她讲过话，不到24小时，竟然会突然死了！我很震惊，也很想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于师傅也不知道更多的了。
回到宿舍里，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听说昨晚用卡车送她去团部医院时，解的男友、外号叫“老狼”的北京知青马××陪着她，有人听到她对马说“都是你！都怪你！”车还没到医院她就死了。过了一二天，团部传来消息，说是医院要解剖尸体以确定死因，于是很多人蜂拥而至，都想看看热闹。医院不得已宣布不解剖了。但是过了些天，医院避开人群转移到别的地方解剖，据说我校高二的王×庸去帮忙料理后事了，听他说解的皮肤真白，死因是宫外孕大出血！于师傅也已经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前两天解称梅多次到营部医院看病拿药，说是胃疼。给她瞧病的×大夫怀疑她的说法，反复问她到底是不是肚子疼，解称梅坚称是胃疼。×大夫是个男大夫，哪敢说一个大姑娘的病是怀孕？那天晚上解称梅疼得厉害，但始终没讲真话，否则的话，我媳妇都能救她。我媳妇是营部医院接生员，见得多了。宫外孕不算什么大病，要不了命。后来还听说，同室的女伴们给她整理遗物，在她的箱子底发现了一张医院堕胎的证明。
事后团部来人把马××给抓走了，关了段时间才放出来。当时男女知青都到了青春萌动期，但是囿于种种忌讳，比如自由恋爱被视为流氓行为，一旦结婚就不能返城，等等，很多人都不愿或不能公开恋情，长期处于地下恋爱的秘密状态。这种环境和政策结果造就很多悲剧。我们连队还有一例，男的是天津知青，女的也是上海知青，怀孕后长期紧勒腰部，以致同在宿舍的女伴们竟无一人发觉，只有一位同屋的卫生员看出些端倪。某晚上夜班，女青年临产，请假回宿舍，在厕所内产下一子后，去水房打水洗涮，然后假装无事继续上班。
第二天死婴被发现，一下子轰动起来。围观中，当事人那个天津男青年还说“谁他妈那么缺德？”有个没能生育的职工痛惜地说，这么好的白胖小子，你不要，给我多好！根据卫生员的举报，领导找女青年谈话，她坚决不承认。后来几位妇女干部去劝说，产后要补身子，需要吃红糖鸡蛋小米等等，否则将来身体要垮掉的。但是这些补品只能供应给产妇，你不承认就不能给你了。无奈之下，她终于承认。三十多年之后，我在塘沽见到他们夫妻俩，当年丰姿绰约的女知青已是个憔悴的瘦弱老妇，入了党，在某企业食堂担任司务长。当年在兵团时我还听到过一件案子：有个农业连队年年都被评为学大寨先进单位，有一年冬季积肥，在冰冻的粪堆里刨出个死婴，查来查去不了了之，把先进称号取消拉倒。这种类似的惨剧在北大荒各地都有上演。
更可恶的是我们的张团长，以调动工作、返城、上大学等等为诱饵，猥亵奸污女知青数十人。这老兔崽子连窝边草都敢吃，后来竟然将团部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都搞了，被揭发出来。过去团部广播站曾表扬他经常早起捡粪积肥，却原来是他晚上找女青年“谈话”，凌晨将女青年放回去后睡不着，就起来捡粪，等大家都上班后他再回屋睡觉。他的劣迹被揭露后，师长大为生气，骂了他一顿，又怜惜他是十四岁就参军的红小鬼，遂让军事法庭判了他三年徒刑。他运气好捡了条命，因为稍后某团团长也是犯了同样的罪，却赶上了中央26号文件发布，将此类案情定为“破坏毛主席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之罪，该团长很快被判枪决，以儆效尤。后来才知道，全国范围内这类“破坏”罪多了去了。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哪会有这么多女青年遭受侮辱！
跟了于师傅几年，又学了一点锻造基本知识，我就不满足于老一套的工作了。我琢磨着打了一把炒菜用的锅铲，作为我的劳动成果，带回上海送给母亲，她很喜欢。后来这锅铲的柄断裂，弟弟多次焊接，最后索性改成个木柄。这锅铲用了四十多年，至今母亲还在使用。于师傅打了不锈钢菜刀后，留下些边角料，我用它们打了把水果刀，又尝试打了三个小勺，其中两个“强盗勺”，是我的得意作品。小勺半球形，容量比普通勺大。这“强盗勺”的名字并不是我起的，而是连队里知青们这么叫开的。
下乡那些年月，我们知青的伙食经常是清汤寡水。当时流传一首歌谣：“兵团战士爱喝汤，早晨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洋洋，晚上喝汤漂大洋。”知青出力流汗干一天活，却没什么吃的，如何能长久坚持？大家就想到自己弄点吃的。渐渐宿舍里就自发形成了若干个人数不等的“伙食团”：几个合得来的人凑在一起，找个锅煮各种食物聚在一起吃喝，其中铝制洗脸盆是最受欢迎的“锅”，因为够大。
东北天气冷，我们就经常煮大杂烩，连汤带菜的吃起来很带劲。那时候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很少用筷子，大多数人都有一把铝制橄榄形的西餐勺和两个搪瓷饭盆。聚在一起吃的时候，用西餐勺舀汤菜，锅深勺浅，很不得劲。后来有人从上海带回来一种半球状的小勺，其容积可要比普通小勺大多了。最先将这种小勺带回农场的人占了便宜：那小勺的把不像普通勺那样平展，而是向上弯曲的，每逢聚餐时，一勺伸下锅去，满满的连汤带菜提上来，吃得特别带劲儿。于是大家竞相从上海买来这种小勺，并给它命名为“强盗勺”，因为大家都用它抢着吃，并且越抢越开心。
我们知青的工资每月32元，但是“月薪日计”，每干一天就有1元2角5分的收入。于师傅是五级工，工资自然比我高多了。为了多挣钱，他常常在星期六的时候找种种借口，拖延该修理的工作，第二天星期日就必须加班了，那样就能多收入几元钱。五一节和国庆节我也很少放假，他总能找到理由加班。加班一天就多一天的工资。我跟着他，也占了点便宜，反正那些活儿本来就是该我们干的，加班实际上并没多干一点活儿。
领导越是迁就，于师傅越是有恃无恐，他的“大拿”脾气愈益膨胀，动不动就“拿一把”，领导也不敢得罪他。有几次李连长找他干活他不干，活儿又是急等着的，无奈之下，连长悄悄问我：你跟他学了这么长时间，你能不能干？我只好回答说试试吧。于是马上将李师傅叫来，配合我干活。这下子把于师傅惹毛了，他索性撂挑子回家了。这李连长也受够了他的气，竟然就势让李师傅留下，不去理睬于师傅。僵了几天，于师傅终于忍不住了，到处去闹，又动员了那两位支部委员帮忙说项。经过一番折腾，于师傅又回到小烘炉上班。不过从此我和他的关系就破裂了，只能勉强维持工作。他逢人就说我“上海驴子”没良心，刚学点技术就想把师父“蹬”了。我也只好当作没听见。
1976年冬，连里发生一件大事——某天深夜着了一场大火。
知青们住的宿舍，冬夜需要有人值班烧炉子保暖。隔着一条公路，是一排大房子，西起两间木工房，紧挨着的是小烘炉，然后是零件仓库，库里用木方子木板子搭了一排排高达房顶的架子，放满各种机器零件。仓库隔壁是车库，里边有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和两台解放牌卡车。车库旁的驾驶员宿舍在最东边。东北的冬天十分严寒，早晨起来汽车很难发动，往往要浇灌很多开水才能将车发动起来。车库里原来砌了个砖炉，但是温度老上不去。司机们找于师傅想办法，他就用两个废弃的刹车盘扣在一起，做成一个铸铁大火炉，试了一下，添上烧窑的优质煤，炉子很快就发红，温度明显上来了。这个炉子晚上就交给值夜班烧宿舍炉子的北京青年李××负责。
李××会找窍门，为了少添几次煤，他就把炉子封起来。那天晚上他把炉子清干净，剩一点点余火，然后填上满满一炉煤块，估计能烧好长时间，他就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半夜里一炉子煤全着起来，把个铸铁炉子烧得通红。偏偏这些驾驶员们平时毫无安全意识，他们经常躺在车底修车，身下垫个草垫子。修完车用汽油洗手，洗完手把油盆随意放置或顺手一泼，那草垫子、煤堆里常常都有残剩的汽油机油。那晚铸铁炉子烧红后，引着了草垫子，明火一起来，就把油盆、油桶都点着了。等我们惊醒起来一看，公路对面那排房子的屋顶都窜出火来了。我们纷纷端着脸盆去救火，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只听得车库里不时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有人说那是轮胎爆炸。还有人想把汽车抢出来，刚一靠近，鼻尖都烤掉一层皮，大伙儿只好眼睁睁瞧着大火吞噬了整排房屋。有人帮我把放书籍信件的小木箱抢救出来，可是匆忙中没有关上箱子，把里边的东西全都抖落了，只搬了个空箱子出来，我的宝贝全部付之一炬。
从那以后，我们没了打铁的场所，我也没了能躲避严寒的小烘炉。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供应给砖厂的原煤质量越来越差，有时烧的是“煤矸石”，几乎不起火，炕也烧不暖。我们甚至还烧过原油，填进火炉时是一块块乌黑的胶状物，一着火立即化成液体，滴下炉膛，冒出浓浓的黑烟，呛得人十分难受。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大不如前。最后一批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们都高兴地离去了，我已近而立之年，却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历史终于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我将近八年的打铁生涯就快熬到头了。1977年夏，邓小平决定当年10月恢复高考。中央下发的通知说高考的对象主要是66届、67届的高中生。谁知我们54团的官老爷理解为66届、67届学生，所以66届、67届的初中生即老初三和老初二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考试，唯独我们68届老高一的学生不准参加。眼看我最后一次脱离北大荒的机会已然逝去，未来的生活十分茫然。我万念俱灰，于10月底返回上海结婚后再也不想回东北苦熬严寒，就那么无望地在家呆了几个月。岂料峰回路转，第二年高考时，团部竟然允许我们参加报考！后来得知，能够有把握考上大学的知青很多都已考走，剩下那些小青年没读过多少书，都不敢报名，于是团里才开恩准许我们这些老高一的学生参加高考。大概在三、四月间，有同学向我报信，我赶紧回到连队，报名高考。团部给我们一个月的假期备考，连里强调工作忙，只允许请一个星期的假。于师傅说，你是高中生，还用得着复习吗？歇三天够了！
幸亏所学的知识还没有全部忘干净，更幸的是当年高考的题目不像后来那样难，最终我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10月份只身一人到哈尔滨去报到。因为误信一位76年被推荐人哈工大的小同学“形势大好”的消息，放松了警惕，甫抵哈市便在公交车上被小偷摸走身上仅有的二十元钱。我在黑龙江兵团农场度过的九年半生涯至此终于打上句号，随后便是我人生至今最为轻松愉快的四年带薪上学生活。
2014年5月初稿
7月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