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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十年蹉跎北大荒

作者:

图:北大荒

一个人的故事只是故事,一千个人的故事就是历史。

……为了孩子,留下你的故事。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开首语

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浊浪呼啸而来,初名“文化革命”,实为“革文化命”的民族浩劫,席卷中华,深入城乡。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大潮,将我裹挟到北大荒,从此在寒冷的北国,史称“堕指裂肤”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活了近十年。每逢探亲假往返乘坐火车时,与其他乘客聊天,常有人问我在北大荒从事什么工作,我总是让对方先猜一猜。无论猜十次八次,永远没人能猜出我是做什么的,人们多数首先猜我是老师,大概我苍白瘦弱、文质彬彬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就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只能从事脑力劳动。绝没有人会想到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而且还是重体力劳动!我告诉人家我的粮食定量是56斤,没人相信。因为当时一般人都是三十几斤,厂里工人也不过四十多斤。

我本该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由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我只念了一年高中,一九六六年夏季以后,全国的所有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上海市政府对我们这批68届初、高中毕业生宣布了“一片红”的政策(大概在他们看来,只有上山下乡才是“红”,升学就是“白”了),如果谁不服从,将在十年内不给分配工作。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早上,我随同学一道乘坐专列,不是专供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那种专列,而是专为知识青年下乡、逢车必让的专列。专列选在北郊的彭浦车站发车,远离市区的旅客始发站,为的是避免太多家人前往送行,但送行的人们仍是蜂拥前往。当局组织了庞大的欢送队伍,敲锣打鼓,彩旗飘扬,竭力营造欢乐的气氛。列车启动的那一刻,车上车下哭声震天,生离死别,惨景犹如西宝兴路的火葬场。我们在车上整整摇摇晃晃了三天三夜,十三日上午抵达遥远的黑龙江省克山县火车站,由于长时间坐车的缘故,下车后很久我还仍旧感觉如同在车上,有的女同学甚至脚都坐肿了。

过去的克山农场,因了林彪副统帅的命令,此时改为兵团农场,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四团”。后来在火车上聊天时,人们刚听到我们是沈阳军区的,都对我们肃然起敬,然而听完后面的番号,不禁哑然失笑。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是现役军人掌权,各级政权组织都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主持工作的“革委会”主任大多是军队干部,全中国可算是无名有实的军事管制国家。下乡前我在旧小说中读到过“武将提刀打天下,文官把笔定太平”的句子,却不料“解放”了二十年的“新中国”竟要依靠军队来维持社会稳定,可见建设“和谐社会”有多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中,团一级的主要干部全都来自军队,而各个连队一般没有现役军人,原来的农场干部、职工摇身一变成了“连长、排长”,支部书记成了“指导员”。各类组织甚至小学校都模仿军队的编制,这是当年的一种时尚,大概也符合毛泽东将整个国家变为一座大军营的梦想。

五十四团团长张铭功据说是十四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不知他出于何种异想,也许是当时“左”的习惯思维,也许是想给我们这批来自大上海的未经“革命”锻炼的“娇骄”(文革前流行的对青年学生带贬义的政治术语)学生一个下马威,这位张团长竟下令所有同学不准坐车,每人发两个面包,自己背着行李步行去连队报到,并以红军长征的精神来激励我们。从县城车站到农场大约二三十里地,我们每人都穿着上海市政府发放的加厚棉衣棉裤,还带着一些随身物件,刚开始列队行进时队伍还算整齐,走不多远,五月的太阳晒在身上,脱下来的棉衣就加重了负担。我们这批学生,岁数大些的刚二十出头,小的才16岁,谁曾经历过这样的长途跋涉!同学们手提肩扛行李的、两人合抬的、一瘸一拐的,渐渐有人掉队,队伍越拉越长。这里的北大荒黑土地并非一马平川,而是高低起伏,上坡的时候格外吃力。放眼望去,我们这一千多学生的队伍就像是电影《南征北战》中的国民党败兵。

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很多青年学生都练就了一身“造反”的本领,习惯于调皮捣蛋,不受纪律秩序的约束。一下子从大城市来到这片蛮荒之地,情绪已经非常不好。下车伊始又被迫“长征”,很多人的反叛思想又冒出来了。事后听说有一帮学生将随后坐吉普车巡视的张团长从车上拦截下来并揍了他几下,从此张团长视上海学生为“刺头儿”,想方设法整治我们。第一天的行军混乱不堪,乱到晚上只得用卡车沿途“收容”学生,胡乱送到就近的连队过夜,第二天重新分配。分配的方式很绝:让我们排成一排,报数“一、二、三”,“一”往前一步,“三”退后一步,这样就分成三排,三排学生分送三个连队。本来排队的时候,大家都很自然地同一学校的排在一起,要好的同学往往紧挨着,这么“报数”分成三排,就把很多同学都拆散了。想出这个阴招的人真够损的!

我和几个育才中学同学以及其他学校的同学大约一百多人被分派到5营33连,也就是林彪发布战备命令前的克山农场五分场砖瓦厂。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几十个天津塘沽的学生来了,之后又有北京的一批学生到来。砖窑的活儿比农活繁重,我们这些捧惯了书本的“娇骄”学生如今要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哪能马上适应?而且来自京津沪三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因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行为,刚接触时难免发生摩擦,后来又发展为打架斗殴甚至群殴。这给当地农场的干部群众形成很不好的印象。上海学生爱打扮,女生格外惹眼,有些人穿着紧身的衣裤,曲线毕露,走到宿舍外面,更被老乡视为流氓!

而我不管到哪里,始终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因为家庭贫困,初中以来我就没穿过什么新衣服,我也向来不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自从文革开始,我思想上悲观消极的时候居多,对于前途也不寄什么希望,我心中暗想,红卫兵被利用完了,没有用了,城里又没就业的地方,于是就被赶到乡下来安置。我虽不是红卫兵,属于陪绑的,事已至此也只能随遇而安罢了。下乡后我就像个棋子,随时被领导呼来唤去,头两年先后干过很多种不同的工作。诸如往制砖机的搅拌机里运送泥沙、在制砖机前搬刚切出来的砖坯、用双轮车拉运砖坯、推独轮车将阴干的砖坯装窑等等,我都干过。我也曾临时被派到外连的地里掰苞米、捡土豆,还在连队食堂做过三个月。在那知识分子包括所有教师被贬为“臭老九”以致无人愿当老师的年月里,我甚至还被调到营部小学当了一学期的一年级班主任。

我倒十分喜爱这项教师工作,跟天真无邪的孩子打交道,不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根据自己上小学时的经验和体会,逐户走访我的学生家庭,尽可能与每一位家长都见了面谈了话,以增加相互间的了解和感情。通过家访,我才直接了解到中国老百姓的困苦。有两户住一间房的,晚上就在对面炕的中间拉起一道布帘隔开。更离谱的是三户住在一起:其中两户没孩子的年轻夫妇,躺在一个炕上,中间再拉布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懂得的真是非同一般,我们班上一个小男孩就经常说:女孩跟男孩玩,三天抱小孩!由于室内空间狭小,更因为贫困,很多家庭往往只有一张炕桌,两只木箱。富裕些的添一套“炕qin”,就是小型的组合橱柜。纸张缺乏,有些家长会随手撕孩子的作业本卷烟抽,为此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过很多次。连部办公室订阅的报纸随时会被人“顺走”,广泛的用途是擦屁股。我们下乡前就听说那里物质匮乏,带了大量的肥皂手纸,后来也跟着用报纸了。好在大家都用,就没人揭发“破坏毛主席像”了,因为那时的报纸各个版面常常印有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在厕所粪坑见到污损的毛像不足为奇。用不上报纸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屯子里的百姓,使用的是古老的方法:苞米壳、树枝和土坷垃。我们的后代对这些事绝难想象。

正当我与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及其家长互相熟悉、工作走上正轨的时候,却在无意中得罪了不学无术而文革派性强烈的校长,第一个学期刚结束,他就到营部诬告我,将我遣返连队。

我从小学到高中,几乎一直都在使用“教改”的试用教材,我对“教改”始终不太满意。不料改来改去,“文革”中改得一塌糊涂!当我到营部小学报到并领到一本语文课本之后,翻看之下大吃一惊: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哪里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我记得自己上学时写“描红簿”是从“横竖撇捺”、“上大人、孔乙己”开始的,学习总得从最基本的笔画开始,逐步由简单到复杂。这“疆”字恐怕连六年级学生都不容易写好,一年级新生怎么可能学会?!“毛主席万岁”这第一课我不敢动,并且这条标语触目皆是,人人都见惯了,小学生也不例外,估计这五个字认起来还不成问题。我决定从第二课开始,采取灵活措施,改动课程。

这个小学规模很小,原来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今年新生增加了一个班,教师办公室里原有六张桌子不够分配,就安排我和另一位教一年级的女老师合用一张办公桌。女老师是天津知青,比我大一、二岁,大概是老高二或老高三的,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她的姓名。她很热情,给我介绍了许多学校里的情况,包括文革中观点不同形成的派系。她对我教课的设想很支持,于是从第二课开始,我就自行改动,将课本后面的“工人”、“一二三”、“日月”等简单些的字提到前边来教,还专门教他们“横竖撇捺”这些基本的笔画。校长对我的这些改动不闻不问,他整日关心的是打扑克,跟其他老师吵嘴打架,打起架来他会脱下鞋子用鞋子打人。后来他怀疑我站在女老师一边,和他是对立派,于是就找我茬,指责我擅自改动课程。我并不知道他的本意,只是就事论事地与他辩论,强调教育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对学生要循循善诱,他说不过我,就说我是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是他告到营教导员(也就是分场书记)那里却可笑地以我的普通话学生听不懂、家长有反映为理由。教导员大概以为我会为自己申诉,会抗拒遣返,拉开架势准备与我长谈做思想工作,却料不到我很痛快,二话不说,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遣返连队对我来讲真是无所谓。当时正是全中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能留在城里当个产业工人当然是最光荣的,即使在农场做个农工,也比知识分子“臭老九”强得多,谁愿意去做个小学老师呀!我回到砖厂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生活早就经历过了。回想初到黑龙江时,我很惊异五月里还能从土里刨出冰来;凌晨三点多天色已明,晚上八点还能看清报纸上的标题。夏夜无事,万籁无声,我仰望星空,但见北大荒的夜空格外清亮,满天繁星闪烁,这在上海是绝对见不到的景象。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亊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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