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天,丁玲完成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心情格外愉悦。但不久,便被浇了一头凉水。
这一年的10月,她在阜平县广安镇参加晋察冀召开的土地会议,听取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彭真在一次讲话中,批评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的女孩很漂亮,思想上同情地主、富农。丁玲觉得每句话都是冲着她说的,因为她在小说中写了农民家里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写他是不是涉及同情地富?
更让丁玲吃惊的是,彭真的话是从周扬那里听来的,周扬在土地会议主席团住的院子里说,丁玲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
这让丁玲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在此之前,丁玲将写完的书稿复写了两份,其中一份先交给了周扬,想听听他的意见。但周扬一直没有表态。现在倒好,我第一个把小说拿给你看,你有意见不当面讲,却背着我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散布,而且一讲便上升到思想原则的高度。这岂不是给日后出版设置障碍吗?
丁玲的担心后来成为事实。1948年5月,丁玲听柯仲平讲,周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书不能出版”。
当时,华北解放区的出版大权掌握在周扬手里,他通不过,书便出不来。按规定,出版作品是要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的,延安整风前夕,就成立了出版局,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的出版局全部收归宣传部领导,“未经审查批准之书刊与地图等,一律禁止出版”。
无奈之下,丁玲想到了一个办法,这年6月,她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另一份复写件面交已经迁居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胡乔木,请胡审读。胡乔木、萧三、艾思奇在传阅小说稿后一致认定,“这是一本最早的最好的表现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书”。
艾思奇、萧三建议由华北局宣传部出版,胡乔木、陆定一也都表示了同意,但周扬仍然反对出版。
此时,丁玲接到安排,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她说:“你是个作家,该带著书出去。”胡乔木的出面,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有了出版的机会。
胡乔木一方面亲自打电报给东北,要他们准备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方面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胡乔木立刻打电报给已在大连准备赴苏联、匈牙利访问的丁玲,传达修改意见。丁玲得知了胡乔木对这部书的支持,万分感激,随即奉命对原稿作了修改。
8月13日,丁玲与新华书店东北分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印发小说的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工作过,新华书店受高层直接领导,加上有胡乔木等人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说立即抓紧排印。
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东北正式出版。拿到还带着油墨芳香的新著,丁玲万分喜悦,于1948年11月9日踏上了访问异国的旅途。
小说在东北出版后,1948年9月19日,丁玲在哈尔滨致信周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又说:“一本书是会包含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
话当然说得喜气洋洋的委婉,但书籍绕过华北方面率先在东北出版,周扬应该是有想法的。但他鞭长莫及,更何况,胡乔木还是毛泽东的秘书,这是必须尊重的。
1949年2月,丁玲住在沈阳鲁艺,林伯渠找她要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书,并告诉她:李进跟他说,这本书很好,周扬却压住不让印。不久胡风从香港来到沈阳,听说这件事后感叹说:“没有想到,像丁玲这样在党内很有地位很有实力的作家,出版作品还这么难!”
1950年春天在莫斯科时,一位苏共负责人问朱子奇,听说中国有“权威人士”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了否定性的评论,如果这部作品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会产生什么影响?朱子奇将此意见转告了在莫斯科养病的任弼时,任弼时说这本小说他看了,是部好作品,至于有同志指出缺点,那是次要的,如同看一个干部,主要方面是好的就是好干部,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大概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小说吧!
朱子奇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了苏联同志,那位苏联同志很高兴,也很赞同。
据严家炎回忆:1962年秋,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候,他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回答说: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
当周扬答复这番话时,丁玲头上正带着两顶“帽子”,在黑龙江垦区劳动改造。几年后,周扬也遭受诬陷被关进监狱。
这桩因出版引发的恩怨,最终绵延了几十年,直到所有当事人去世,也没有真正获得化解。
资料来源:
1、李向东、王增如《周扬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2、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
3、李美皆《周扬与丁玲之间的道歉、忏悔与检讨问题》
2022-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