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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涛:不仅经济利益,社民党外交意识形态与传统也迫使肖尔茨造访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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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刚结束后不久,德国总理肖尔茨(Olaf Scholz)不顾各方强烈批评,打破西方国家禁忌,毅然决然奔赴北京,与颇受争议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二十大上,习近平破例获得第三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完美实现了其在中共一家独大的集权计划,引起西方世界的警觉,对中国产生更多的疑虑和戒备。

如同其前任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一般,肖尔茨还随身带领一批大型企业人士一同前往,与中国签订多项经贸合作协议。11月4日,他在一次联合记者会中称,中国已批准在华外国公民能接种德国生技企业辉瑞(BioNTech)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同时,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宣布,与欧洲空中客车(Airbus)公司在北京签下了140架空巴飞机的批量采购协议,包括8架A350和132架A320系列客机,其总价值约170亿美元。[1]

肖尔茨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力排众议与北京迅速走近与亲和,不仅仅是因为德国与中国在经贸上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也是受他所在的社民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传统的驱使。经济的考量和固有的外交理念(PhilosophyofDiplomacy)是成就肖尔茨此次北京之行的思想来源。

疫情与俄乌战争带来的危机

三年前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后,世界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之前东西方之间畅通的供应链出现断裂,欧洲和德国感受到对中国经济的严重依赖,如在疫情初期因医疗产品和药物原料的断供而无力应对突如其来的病毒泛滥。因此,欧洲国家开始制定新的对华经贸策略,努力减少在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在关键战略产品上,比如能源密集型产业(如原材料)和健康生态系统(如活性药物成分)等。

而在俄罗斯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后,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更加感受到在能源上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痛处和弊端。总统普京(Wladimir Putin)利用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深度依赖,向北约的欧洲国家施压来阻止其对乌克兰给予军事和经济支援,以实现他占领和侵吞乌克兰国土的帝国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惨痛经验让西方民主国家体验到,对一个威权和专制国家在关键战略资源和产品上的依赖,是如此的危险和不可持续。这也就让欧洲国家对中国在关键战略产品上的依赖产生更加强烈的忧虑和危机感,且再次加重调整其对华政策和战略,在经贸上进一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然而,就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采取日趋强硬的策略之际,德国总理肖尔茨却毅然决然率领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与北京签订大宗商业协议,被批评者视为给中国的独裁者习近平履新职送上了一份大礼。

在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十年来,中国在政治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倒退,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力被全面剥夺,新疆维吾尔少数族裔遭到大规模监禁和迫害,香港法制和自由不复存在。外交上,中国更显得强势与咄咄逼人,“战狼外交”成为习近平新时代对外政策的标志性特征。军事上,中国加紧在南海、台湾海峡和世界其他海域的军事存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国防力量和军事科技,并建立起一支世界上舰船最多的海军,持续给区域国家带来战略焦虑与不安。这使得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每况愈下、日趋紧张,并让台海两岸进入“兵凶战危”的险境。

肖尔茨力排众议对北京进行访问,一个重要的理由当然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和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21年,德中外贸总量达到约2450亿欧元,这相当于德国对外贸易总额的近10%。大约有5000家德国公司在中国有业务。因此,即使习近平第三次连任后的中国会更加专制和独断,德国经济界却仍然主张与中国这个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继续进行合作和交流。德国工商大会(DIHK)的外贸负责人特莱尔(Volker Treier)称,大多数德国公司认为,放弃中国这个市场是没有意义的。[2]

10月,肖尔茨和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在柏林举行的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会议上表示,不要与中国脱钩。肖尔茨称,与中国脱钩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这对欧洲企业来说不成为一种选项。[3]

持续的疫情和乌克兰战争造成供应链的阻断和能源价格的飙升,使德国和欧洲的经济濒临衰退的边缘。今年10月,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再次突破10%。专家预测,这一高通胀水平在今后数月将持续保持。从经济震荡和不确定的前景来看,肖尔茨政府无法走放弃中国市场和产品的道路,而是采取“政经分离”的手段与北京打交道:即使习近平政权日趋专断强横,但德国也不准备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相反可能会继续保持两国间频繁的沟通与接触。在访问北京前,肖尔茨还不顾社民党内和执政联盟中绿党(BÜNDNIS90/DIE GRÜNEN)和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简称FDP)的反对声浪,推动通过了汉堡港中资入股的交易,允许中国远洋航运公司“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一个码头的24.9%股权。[4]

社民党外交意识形态的彰显

针对此次对中国的访问,肖尔茨强调了与北京“对话的必要性”。然而,把肖尔茨对华温和的态度仅仅看作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则是对肖尔茨和他所属的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简称SPD)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思想的不了解。肖尔茨强调以对话和交往来处理西方与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的分歧与冲突,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而且更体现了社民党一贯坚守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外交理念。

在对外关系上,“维和”与“国际理解”(peacekeeping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被德国社民党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针对国际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社民党通常主张以对话与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即:仅在已充分使用所有外交手段且未找到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才支持采取军事行动,但坚决拒绝向独裁政权出口武器。[5]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在冷战之后至今,社民党历届总理都遵循了这条基本的外交政策原则。不管是在与前苏联阵营以及与普京统治的俄罗斯的对峙中,还是在与“前后三十年”的红色中国的交往里,社民党的总理们均致力于通过对话、接触与沟通来应对各种国际冲突与危机,尽管他们的外交政策和行动招来国内和盟友国家的一些批评与质疑。

在1960年代初期,社民党籍的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他的政治伙伴埃贡·巴尔(Egon Bahr)在“通过和解而改变”(Change through rapprochement)的信念趋势下推出了“缓和”政策的概念。在1969年的联邦竞选活动中获胜担任总理后,威利-勃兰特将“与东方的理解”作为他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在当年10月28日的政府声明中,他说:“德国人民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也需要苏联人民和东欧各国人民的和平。我们准备真诚地尝试理解,以便克服那个欧洲犯罪集团(指纳粹德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勃兰特表示,与东欧国家的和解也应该成为德国两部分和解的基础,双方的关系应该从“当前的紧张局势”中解脱出来。[6]

同样,德国另一位社民党籍的总理黑尔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对华理解和宽容态度上可以说是走得最远的一个政治家。在2012年出版的《最后一次访问:与世界强权中国的相遇》一书中,施密特阐述了他针对中国的和平与合作共处的要点:第一、要摒弃西方的傲慢,尊重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指中国);第二、应将中国作为平等伙伴充分纳入所有就经济、金融、气候、裁军等全球性问题进行谈判的跨国组织中;第三,不可反对台湾预期与中国的和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和平统一。在与外国打交道中,施密特一再呼吁各方寻求对话。[7]

其后的一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对中国也持有与施密特相同或类似的态度。譬如,在一篇题为《任何相信这一点的人都没有了解中国》的客座文章中,施罗德表示,他对德国人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声明感到惊讶,并认为“任何以抵制要求和说教外交政策来给北京施加压力的人都在玩危险的游戏”。施罗德还写道:“抵制和制裁的威胁只会使各方态度强硬,不会创造任何改变的机会。这只有通过对话才成其为可能”。“中国是德国和整个欧盟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日益成为一个经济竞争对手。但在政治上,我们在世界政治的所有核心问题上都需要中国。谁真的相信气候问题不与北京合作就能解决?你想如何通过孤立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来促进世界更加和平的发展?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军备控制只能与拥有核力量的中国来解决,而不是反对”。施罗德甚至称:“当像立陶宛这样的欧洲国家突然单方面脱离西方毫无保留地承认的一个中国政策,单方面升级台湾(问题)时,我感到很担心”。[8]

肖尔茨不忘社民党初心

虽然与他的两位前任相比,肖尔茨在对华政策方面显得没有那么偏激,但很大程度上还是遵循了社民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一贯或传统的理念和基线。肖尔茨近期力推中国远洋海运公司“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一个码头,以及不顾联盟政府内外和反对党的激烈批评而毅然决然地奔赴北京与中共政治强人习近平会面,即是一个明证。

责任编辑: 李广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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