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
法捷耶夫是斯大林的“文学总管”。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的寓所开枪自杀。
周扬曾经是毛泽东的“文艺总管”。到了十年文革时，周扬却被批判为“反毛泽东文艺黑线的总代表”，并被监禁长达9年。
周扬吹捧毛泽东
周扬，湖南益阳人，中共著名文艺理论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27年加入中共；曾留学日本两年；1930年回国后，当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央文委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文学月报》主编等。
1937年8月，周扬奉调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中央文委主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周扬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毛泽东与中共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提并论。
在序言中，周扬称赞毛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当时，周扬几乎言必称毛泽东，多次谈到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一个特出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事情。
周扬自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实践者”，还说“我的许多文章发表前，毛泽东都看过。对于他看过的文章，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要特别尊重他。”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周扬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艺术局局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作协副主席等，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共文艺界的实权人物，有“文艺沙皇”之称。
当时，周扬是文艺界与毛泽东之间“上呈下达”的关键人物，文艺界有什么大的动作，多经他呈送请示报告和安排计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文艺界有什么指示，也由他传达、落实。
有人直言，那时，“在中国文艺界，他是离党中央和毛泽东最近的人”。
周扬紧跟毛整人
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在文艺界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整了许多人，周扬是毛整人决策的主要执行者。
1951年，毛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毛发话后，周扬立即紧跟，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等文章，参与这部电影创作的一批人挨整。
1954年，毛发动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总代表”胡适的政治运动。周扬紧跟毛，组织召开了几十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汇编》共8册，收入文章150篇，计200万字。
胡适的朋友唐德刚曾回忆，当时遥居海外的胡适，“未写只字反驳，但也未放过一字不看”，看了竟然笑逐颜开。唐德刚问胡适：“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道：“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1955年，毛发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周扬紧跟毛，及时传达、落实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各种指示。
中宣部和公安部共同组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组长是时任中宣部长陆定一，副组长是公安部长罗瑞卿，组员包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
据1980年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1957年，毛发动反右派运动。周扬紧跟毛，文艺界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中箭落马，饱受几十年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许多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周扬后来回忆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帐！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周扬还坦陈：“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1962年，毛发动批判小说《刘志丹》的政治运动。周扬紧跟毛，也参与了对这部“反党小说”的大批判。这场大批判株连6万多人。
1965年，毛发动批判田汉（中共国歌的词作者），夏衍（中共电影事业的开拓者），阳翰笙（中共著名作家、编剧），对周扬是一个巨大的不祥信号。
因为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央文化委员会”的四名领导——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曾被鲁迅嘲讽为“四条汉子”。
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那时，周扬应该能够预感到，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但他还是选择紧跟毛。
周扬文革被毛关九年
尽管周扬努力紧跟毛，但毛对他还是不满意。
1953年初，毛专门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
1963年12月12日，毛写了一个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1964年6月27日，毛又写了一个批示，批评文艺界的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到了1966年2月，在毛的授意下，毛的妻子江青从幕后走到前台，搞了一个“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对这个“纪要”做了多处修改。1966年4月10日，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将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以来17年的文艺工作全盘否定。
1965年，周扬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在北京阜外医院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之后，去天津休养。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名批判周扬。
从此，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总代表。当时，报刊上到处可见“批倒批臭周扬”的大批判文章。
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章称，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中共建政17年来，周扬“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周扬“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
1966年12月，周扬被造反派从天津揪回北京，关在安定门外一个招待所里。然后，周扬成了北京大大小小批斗会上的常客。
有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挨批斗。周扬因身体虚弱，体力不支，趴倒在地。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周扬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
文革中，周扬经历了9年的监禁生活。据周扬讲，这9年他基本上关在一个叫“交通大队”的地方，只是在最后一个月转到秦城监狱。
周扬的耳朵被专案组人员揪打致残。这些审讯者打人很有手段，一巴掌下去，头“嗡”地一声，有时人就昏过去了，看不出外伤。
他最怕这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他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以至左耳朵基本被扯掉了，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
他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孑民堂的家被军管人员占据，家里的书库被红卫兵抄偷，搞得乱七八糟。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都在老师带领下进去过几次，挑走了不少有价值的书。他的妻子、兄长、孩子在文革中也都受到牵连和冲击，他的兄长周谷宜被关进监狱里，并死在里面。
1971年9月13日，毛的“亲密战友”、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之后，中共政坛出现一些松动。林彪成了毛的替罪羊。一批被毛打倒的人，陆续被解除监禁，
1975年7月2日，毛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不久，周扬重获自由。
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周扬几乎失去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的流泪，还有幻听，断断续续听到“打倒周扬”的口号，感到很不舒服。
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儿子周艾若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湖南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周艾若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周扬无语。
结语
在文革中被关押13年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出狱后曾讲：“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
作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紧跟毛泽东整了很多人。整来整去，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昔日毛的“文艺总管”，一转眼，变成“奴隶总管”、“阎王殿”的“二阎王”。
晚年，周扬反思到，中共存在“异化”和反“人道主义”问题，触及到了中共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党性与人性的问题，认为人应该有一点人性，结果，却遭到毛的大秘胡乔木的猛烈批判。
周扬因抑郁孤寂，成为植物人，在医院中毫无知觉的躺了4年，1989年7月30日去世。
周扬至死没有明白的是：中共整人的根本原因是由中共老祖宗马克思的斗争哲学注定了的。整人与被整人的一方，分属对立的阶级，前者对后者，只能“坚持党性，泯灭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