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对宋代文化都充满了一种赞美之情，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文化，简直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宋代文化的优势很多，本文从宋人日常生活与政治事件中，谈谈宋代文化所强调、所坚守的一条底线：诚实，守信。
鲁宗道与宋真宗的良性互动
宋人笔记中常有关于宋士大夫日常生活的记载，很能透露出他们心灵的真实情况。《欧阳修集·卷一二六·归田录卷一》记载过大臣鲁宗道的一个故事：
鲁宗道是宋真宗之子太子（后来的仁宗）的侍从。他居家时，常易服微行，到酒店去饮酒。一天，真宗急召鲁宗道，欲有所咨询，而当皇帝的使者到了鲁宗道家门时，正好他不在。过了一会儿，鲁宗道饮酒归来，使者想与鲁宗道事先约好，编一个谎话，使鲁不至于得罪。鲁却说：“你就对皇上实话实说吧。”使者说：“说实话可要得罪了。”鲁宗道回答说：“喝酒，是人之常情；可是欺谝君主，才是臣子之大罪啊。”见到真宗后，真宗问为何来得这样晚，使者只好如实做了汇报。真宗问：“你为何私入酒家？”鲁宗道回答说：“臣子我家贫，没有酒器，酒店则各种器皿都有。有亲朋从远方来，我就带他们来酒店饮酒。喝酒时，我换了衣服，没有人能认出我来。”真宗笑道：“你身为宫臣，恐怕会被御史所弹劾呦！”话虽这样说，却也从此对他非常看重。真宗晚年，特别嘱咐皇后鲁宗道是可以大用之人。
一个常常易服私自入酒家的臣子，真宗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要重用他，这是为什么？欧阳修在文中说了这样一句：“以为忠实可大用”。也就是说，真宗看重鲁宗道的是他的诚实。
犯错反而被重用，这是否得当，先不讨论，而这个很“不重要”的细节，成了皇帝赏识鲁的关键，不得不令人深思。
鲁宗道的确有才，否则真宗皇帝不会让其掌太子的侍从赞谕；然而，皇帝更赏识他的诚实。鲁宗道有一道决不能逾越的底线——不能对君主撒谎。我们看到，他的这一信条，与真宗对不说谎话的臣子的激赏，形成了他们互相信任、良性互动的局面。
晏殊是怎样当上宰相的
从古到今，像宋代宰相晏殊那样一生顺利的官僚，恐怕没有第二个了。关于他的人生经历，在这里不多谈了；在这里想说一说，晏殊很傻，傻得可爱。宋人笔记《墨客挥犀·卷十》（宋彭乘撰）记载了他这样一段故事：
晏殊为童子时，有大臣认为他是个神童，就将他推荐给朝廷。在笔试时，小晏殊一见试题，马上说道：“臣子我十天前已经在家作了和这完全一样的题目，乞求皇上再出个别的题目吧。”皇帝见他如此诚实，非常高兴。试想，如果晏殊把他事先准备好的文章重写一遍，既能拿高分，又能得到赏识，做种法也说不上是作假，何乐而不为呢？然而，对晏殊来说，这样做，不是他的内心所愿意的。他要在一种未做过的题目中，来展示他的真本事。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竟成为了他今后顺利无比的仕途之起点。
晏殊所生活的时代，士大夫大臣们在歌筵酒席间娱宾遣兴，兴盛一时。初入仕途的晏殊这时生活贫困，不能外出筵饮，每天在家中与其昆弟们讲习儒家经典。有一天，皇帝要选皇子的侍从官，皇宫里传出消息：晏殊得到了任命。执政大臣问讯皇帝任命晏殊之因，皇帝说：“我听说在馆阁臣僚日夜嬉游燕赏之时，只有晏殊闭门和兄弟读书，他这样自重笃厚，正可以做太子之侍从。”皇帝召见晏殊并申表扬之意时，他又说了实话：“臣子我并非不喜燕游之乐，只是因为贫穷。如果有钱，我也会参加那些歌舞娱乐的。”面对这质朴的对答，皇帝竟十分高兴，对晏殊的感情一天天深厚起来，后来晏殊一生都得到了重用。
鲁宗道与晏殊，一个私入酒家，一个公开宣称爱歌舞筵享，思想境界不算高尚；他们面临的是御史弹劾的危险，或仕途能否顺利的现实。在面对有关自己前途命运的时刻，他们能还原事实真相，不作假；而皇帝竟因而格外重视他们，耐人寻味。
赵宋最高统治者对士大夫有何许诺
翻开中国历史的浩瀚书篇，我们会看到，在北宋的160余年间，竟没有一个士大夫因为触犯朝廷而被诛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当然，这与最高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有关。宋太祖的著名言论“宰相须用读书人”不用多说，他给赵氏后代的指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把诛戮士大夫看作是违背天意，甚至要以天意的名义，来惩罚赵氏自己之成员，这样的声音，在中华大地上，真是洪钟巨响。它在宋代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力。例如：范仲淹的庆历革新运动中，由于触犯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引起龙颜不悦，被放到饶州做地方官。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秘书丞余靖，也是欧阳修的好友，上书，请仁宗皇帝“追改前命”——因为皇帝的诏命是错误的；另一位太子中允尹洙，竟向仁宗皇帝表明：自己属于范仲淹一党，“愿从降绌”（愿意随从范仲淹一起被降职）。欧阳修作为范仲淹改革的支持者，本来就坚决站在范氏一边，当他看到左司谏高若讷，颠倒黑白地宣称将范仲淹贬黜为正确之举时，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写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讽刺他“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被贬向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做县令。
就在范仲淹与支持他的同僚们纷纷被贬斥时，有一位名叫石介（字守道）的文人写下了一首震动一时的《庆历圣德诗》，热烈赞扬范仲淹、欧阳修等等主持正义、坚持改革的士大夫，他这一支持正气的声音，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苏轼的《范文正公文集》序一篇文章，就生动地传达了这一消息：
苏轼我还是孩童时，进入乡校读书。有个从京城来的读书人，拿着鲁地人石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给我的老师看。我从旁边窥视，就能诵读通晓其中词句。我问老师文中所赞颂的十一人是什么样的人？先生说：“小孩子知道这些干啥？”我说，“若他们是天人，我就不敢知道了；如果他们也是普通人，我怎么不可以知道呢！”先生对我的话感到奇特，就把实情都告诉了我，并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人，是人中豪杰啊”。当时我虽然没有完全理解先生的话，却已经私下记住了他们了。（见注解）
请看，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政治斗争中虽然处于不利境地，但是他们的名字已经传遍了全国，就连远在西南的小小儿童苏轼都知道了他们的大名。政治上失败了的范仲淹们的名气更大，成为了国人的榜样，成为了人们交口称赞的明星人物。而这种情况，不正说明皇帝用人不当，皇帝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贬谪，是错误的吗？这对于仁宗皇帝的威信，不是一个明显的威胁吗？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仁宗皇帝对于他所放逐的大臣名满全国的情况，竟未怀任何戒心，更未加以任何迫害。而且不久以后，还是重用了他们。试想，在一个专制的国度，皇帝任凭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们的威望升高，誉满全国，这需要何等的情怀与心胸啊！无怪乎史家给他“仁宗”之谥。可以肯定地说，在两千余年的中国专制王朝里，没有那个朝廷，可以与宋朝的言论自由方面相比；没有第二个皇帝能在宽容大臣言论与广纳奇才方面，可以与宋仁宗相提并论。他死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那个敌对的辽国，竟然是“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也握着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由此可以说，仁宗的宽容不但未减杀他的威信，反而给他加了分。人们如丧考妣般地怀念他，决非偶然。
可以得出结论：
宋代文化的辉煌灿烂，首先是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文人群体。在自由发表意见方面有了较前广阔的空间，更可贵的是，统治者承诺、坚持了不杀大臣和言事人这一方针（南宋杀岳飞和陈东，晚节未保，但毕竟是个别事件），这才使人才辈出，文化巨人一代接一代，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如果宋政权翻云覆雨，诺而不允，那么，蔚为大观的文化高峰景象就只能是黄粱一梦了。文采的绚烂是与诚信的坚守同时并进的。而这种诚信的坚持孕育了几十年之久时，才终于出现了范仲淹、欧阳修这样以天下为己任、敢说敢言的文化巨人来的。
优良传统的传承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培养，而那种不正的作风弥漫扩散，也有一个长期孕育与发展的过程。知古鉴今，我们应该懂得，当今时代令人忧虑的造假、说空话等不良现象，早在建国后不久，就埋下了伏笔。像大跃进运动中的“亩产万斤”之论证与报道，反右运动中的从开始竭力动员全国人民帮助执政党整风，与后来的“引蛇出洞”，残酷打击言事之人，以及文革中的置宪法于不顾，公然将国家主席无端废黜，迫害致死——或浮夸成风，或无中生有，严重挫伤了人间正气，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人们看到，既然黑可以说成白，好可以辩论成坏，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诚然，如今的不敢说真话乃至造假之风，有各种因素在其间，但建国后的种种运动所留下的影响，却是不能忽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研究历史，是为知今。毛泽东曾经言“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感慨，抒发超越古人的理想；而建国后一段很长时间内，比起唐宗宋祖，在一些方面大大后退了。正如本文所说，宋代文化之核心，是以诚信待人，以宽容对待不同意见（宋朝毕竟是专制王朝，在此方面不会十全十美），因而，无论行文，还是做事，都出现大批磊落大方、不搞阴谋诡计之士。有此诚信之风，才形成了宋代文化的平易多采的魅力。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若任不讲诚信的风气畅行无阻，那些机巧之人，善走捷径之辈，定有大展身手的机会，至于浊浪滔天，波及整个民族，其结果不堪设想。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悠悠中华民族，慎乎哉！
注解：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辞，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