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天堂到噩梦的巨大跌落
21世纪的拂晓给人类带来的惊喜首先是信息之翼智慧之光对世界百年现代史的重要解密，诸多历史真相袒露于地球村，人类中被蒙骗的比例越来越小。基于这个时代大背景，我国思想界诸多论著已经一针见血刺破了一个症结点，扫开人为雾瘴而让世人从历史高度瞧清半世纪前中国反右运动的性质和真相，使人民懂得对于反右这个论题该做的事是两项：留下历史，拒绝遗忘；理清脉络，探究根源。不做到这两点，反右所衍生的恶果无法切除，中国的政治文明永远是空话。
被刺破的那个重要症结点是：欧亚大陆20世纪内出现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政治试验都以天堂到噩梦的巨大跌落而终结。先是全球版图第一的俄罗斯1917年那场窃夺民主革命成果，囚禁立宪民主派，构建暴力专制的试验，自称为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但它开创的是疯狂杀人史，吞噬它本国两千万民众生命的同时，竭尽全力维持和“巩固”了七十四年，连农业产量都无法恢复到沙皇水平。工业能力的90%以上都被用于扩军备战所需的军工生产，完全不顾人民死活。自吹GDP已达到美国的40%，其实不到人家十分之一。实践证明该体制在扑灭民主的同时也扼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生机。这样一个罪恶体制，1991年终于黯然崩溃，俄罗斯人民在历史伤痛中理所当然彻底抛弃了斯大林模式，也抛弃了作为独裁暴力标志的列宁偶像，这样一来，使那些至今仍坚持旧图腾的人当然陷于尴尬。这就是第一幕天堂跌落的历史事实。
而第一人口大国的苦难中国“以俄为师”，学到的是两点，一是建政七年完成了政治资源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文化资源垄断，构建了斯大林模式执政实体；第二是不允许进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公开召回秦始皇亡灵，召回的办法就是反右派，而且自称找到了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自称已是世界革命中心，乃重新推行第三国际理念，其重要成果之一是用自己反右派的办法教会了波尔布特把他祖国柬埔寨五百万人口杀掉两百万。可惜这个革命试点的成果还来不及庆祝就崩溃。中国自己的反右运动以更大规模对一批又一批无辜公民实施残害，继之以大跃进人祸，三千七百多万饿殍横陈，天怒人怨，内讧互残，任何粉饰都无法挽救第二幕天堂跌落成噩梦。要讲成果，反右的成果就是捣毁了以诚信道义为核心的民族道德，正如文革的成果是毁灭中华文化。
文革倒是明确否定了，但是浅见的既得利益者只想草草包扎一下文革的伤口就去全力营建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回避和掩盖反右历史以延续特权。要人民在忍耐和遗忘中“向前看”。
作为反右运动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发言。五十年实践检验，代价惨重而结论清楚：反右这场人祸是一起国家犯罪，用国家机器来作案，大规模诬陷和残害公民，从而把中华民族隔绝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由于恶果严重，反右灾难在延伸21年之后才作了“半否定”，用不具备法理依据和政治内涵的“改正”二字来代替平反，特别是践踏宪法第41条而不作善后，公然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赖账。
反右的维护者自己不敢正视历史和坦白历史，又最恐惧人民从噩梦中醒来。但是原生态的史实清楚说明，反右乃是一个跨越半世纪时空的系统工程，是暴力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本身注定要采取的外在形式。并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风恶浪浸黑了这个政权，而是暴力政治体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运动。
历史不会因为决策者的犹豫而停止它的进程。“拒绝遗忘，留下历史”，已成为一切良知未泯的爱国者的呼声，这也是本文的写作宗旨。今日中国敢于发出坦诚呼声的孩子数以亿计，他们从噩梦深处喊出真话：“看哪，国王是个精屁股！”
二、云南特色的反右是“挖山药蛋”式整体围歼
反右运动在云南推行得为什么特别残忍和不义？为什么残害面无法缩小？为什么谢富治操办下的云南反右要采用“挖山药蛋”式整体围歼手段？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认为，所确定要残害的对象是不可能接受“斯大林加秦始皇”专制体制的民主革命者。上世纪30至40年代末期崛起于滇桂黔大地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踩着抗日救亡的时代鼓点而走在历史前列的志士仁人。作为1911年反帝制的辛亥重九起义和1915年护国反袁运动的后人，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承者，在卢沟桥事变的抗日号角中以百倍人数剧增。他们肩负着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重任，以西南联大和云大为精神中心，以三个省两百多所各级中学上万名莘莘学子为阵容，在中国第一流学者群体的熏陶哺育下成长为时代俊彦。蔡元培、熊庆来、梁漱溟、陶行知、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谢冰心、李公朴、费孝通、曾昭伦，这些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给予青年一代的智力启迪和精神感化，每个字都在教人提升人格和素质，而不是叫人毁弃文明追求残忍，去充当专制者的奴仆与爪牙。强权的刚性力量只能暂时阻滞而不能最终扼杀这些精神成果。
至今矗立在云师大校园，也就是当年西南联大故址上的部分大师塑像，保留着永远无法丢弃的学术传承和精神记忆。以这批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为基干，在时代风云中形成了14万多人的边纵队伍，他们在三省大地创造了辉煌，提供渡江后南方进军中“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但他们与30年代江西残杀AB团的恐怖教育和40年代延安抢救运动的奴化训练格格不入，因此在决心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体制的人看来，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属于卸磨杀驴的对象，消化淘汰的异类分子，与其让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为障碍，不如先行铲除之，这就是云南反右特色产生的背景时空。谢富治宗派势力倾其全力把反右运动当做一席盛筵来狂餐，一是残害忠良向主子邀功，二是疯抢席位壮大宗派，三是在施暴虐民的过程中巩固专制集权。借反右运动打掉一个虚构中的地方主义，而建立他们自己货真价实的地方主义，就成为云南反右的主线条。把人民视为工具、羔羊、垫脚石，把人民中稍有独立思考能力者视为敌人，这是一切专制极权思想的基石。
三、血痕命债发生地寻踪
滇东北，乌蒙山与横断山交接的这块红土高原，半世纪前称为昭通专区，辖11县：昭通、鲁甸、会泽、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面积占全省14分之1，人口占9分之1，是省内一个大专区。1957年夏至1958年底，从在职干部和在校师生中“打出”右派分子614人，反党集团4个，反党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各种帽子各种罪名的受害者1300人，总共1914人，统统推进“因右处理”的大型绞肉机。这就是广义的右派，本文所指的就是这个广义右派。
这1914人是1958年内分批处理的。按其人数规模作如下排列：1234名送会泽县马武寨集中营劳动教养，540名送彝良县大坪集中营劳动教养，120名送镇雄县摆柳坪集中营监督劳动，还剩20名送昭通县大山包新生牧场集中营监督劳动。但是由于会泽县马武寨农场容量较大，又由昆明、东川、以礼河、曲靖、文山等地押送了996名右派来劳动教养，这样马武寨右派就达到2230名。
作为右派集中营，这里简介一下其场地来由和基本状况。
1957至1958年，与反右运动同步，在全国刮起“政法大跃进”的血雨腥风，各地狱满为患。许多看守所虽作为关押未决犯的牢狱，一间20平米的囚室竟要塞进50名左右犯人，通铺的木板上和水泥地下全挤满人，拥挤和黑暗程度远远超过清代散文名家方苞《狱中杂记》中对他亲历的康熙年间监狱的描述。1958年各地新辟劳改企业、劳教农场和各地看守所成为紧急工程项目，省里指示各地尽速腾出一些老的劳改农场来囚禁右派。会泽马武寨和彝良大坪就是老劳改农场腾出来的。镇雄摆柳坪则是把120名监督劳动的右派连同900多名下放干部（实际是被暗中划为“中右分子”者）一起发配那里拓荒建农场。
三大集中营都有宽阔田野。马武寨处于会泽县金钟区平坝东侧，是1951年大镇反逮捕和判刑的犯人被派到这里开垦抗战时期军用飞机场而建成的农场，机场周边高出4至6米的坡地也囊括其中，耕地面积3万多亩。原有服刑人员3000多名调走2000多名至该县另一劳改企业五星铅厂，还留下1000多名服刑人员跟新押解进来的2230多名右派并肩做苦工，并肩进行脱胎换骨改造。
在滇东北三大右派集中营里，马武寨的客观条件最好，地势平坦，气候温和，交通便利，距会泽县城只有5公里。站在农场任何一处展望会泽坝子，真有一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宽畅喜悦气概。如果执政者和管理者不是蓄意作恶而稍有一点做人的最低善意来办场，那么马武寨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良好农耕环境、绿色基地。对那些遭受巨大委屈的知识精英和建国良材即使不准他们施展任何报国之志和建国之才，只让其在此种植粮食蔬果，想来他们也大可接受。“士老林泉诚所愿”，这本来就是中国文人传统清高的思想境界，他们不会像整人者阶层那样一心沉迷于官瘾财瘾。但是1958至1962年底的5年时间马武寨整死右派156人，这是有人当时就细心区分出原有的劳改犯人坟与右派坟之后，如实记下的被整死的反右受害者人数，死亡率9.94%。这些人有的在月白风清之夜死于加夜班超负荷的劳累，有的在稻菽千重浪中死于扣粮饿饭，有的在从未停止过的批斗中死于摧残凌辱捆绑吊打。每年年底的“交黑心”学习，就是逼人自杀的高峰期。
彝良大坪农场客观条件特别是气候和交通就恶劣多了。这里乃是地跨大关彝良两县的滇东北最大的原始森林朝天马老林的东隅一角，是一块高原台地。险峻峡谷深沟巨壑包围三方，只留下西北侧一条狭路联通该台地到龙海乡上30华里的艰难交通，东北方位另有一条更陡更险更弯曲的下坡路插下25华里外的牛街古镇，那是位于白水江边始建于东汉时期的美丽小镇，但是这个小镇的任何一丝人间温馨丝毫输不到相隔不远的人间地狱。从白水江边仰首遥望山峦抬升的大坪农场，真有云锁雾封难见真面目的神秘感，只有身置其境才认得那霏霏阴雨笼罩下的集中营5年里的丑恶与血腥。
这里的被囚右派惨死的人数5年就达59人，如此短时间整死这么多人，超过历史上任何奴隶主的残暴程度。即使只当作跟牛马平级的劳动力看，土司头人也绝不故意滥杀毫无反抗力的农奴，他们懂得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活资源。回溯大坪这块场地的最初开拓者，是在280多年前清雍正之初，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改土归流中为了扩权和贪功，曾在乌蒙（今昭阳区）、米贴（今永善县）和镇雄三地疯狂屠杀了数万名彝族人民，一位姓陆的彝族头人为了避难，率家小和不多的娃子从镇雄移往彝良地界在这里拓荒定居，这片林木阴翳的缓坡大台地遂成为陆姓领地，百年垦殖后又作迁移，到1949年时只留下楼房土碉的废墟空对冷风夕阳，也留下陆家大坪子的古老地名给后来的集中营作名称，这就是大坪农场的来由。
这块台地长宽各3至4公里，分为大坪、二坪两块，共10多平方公里面积。直到50年代，仍有大面积未遭砍伐的原始阔叶林、香樟树、松杉，证明这位领主没有对自然生态造成损伤。笔者本人1958年在龙海至大坪那30华里林间小路上背运包谷，除了时时有斑鸠和野鸡飞起外，还经常遇到野兔、狐狸、黄鼬和松鼠，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金毛碧眼的麂子站在小路前方，眼神好奇而不惊恐，直到距我们不到10米才轻盈优美地跑开，这个镜头给我留下极美好的回忆，令我想见当年彝人狩猎的欢快。相比之下右派的命运比土司头人治下的农奴沉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