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69届这批人最倒霉，文革一来就没读什么书，毕业后统统下乡说是“一片红”。啥个短命的一片红啊，就是让家家户户大人小孩眼睛哭“红”。
我们家更倒霉，两个69届。哥哥按理应该是68届，读书时留了一级于是和我一样。
没有其它出路，农场因拿工资有点保障算是好地方还不是人人都可去，要看表现。我这人在学校比较调皮他们就把我分到安徽淮北插队落户。
家里同时有两个小孩要上山下乡已经够让父亲心焦了，他最不放心的是我，如今听说我被分到淮北那个穷地方插队落户，一向忠厚的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一怒之下找到学校提出要求适当照顾且孩子们分在一起的请求获得恩准。
70年4月20号我们兄弟两人被敲锣打鼓送上了去云南的火车。
而就在8天前的4月12号，同样在这个火车站的月台上，父亲含泪无奈地送我那在上海电气制造学校读中专的姐姐地去湖北十堰。
好容易辛苦养大的三个孩子突然间几乎同时离家外出，父亲曾经多少美好的展望被无情打碎，他怎么也想不到竟会是这样的结局。
每天下班回家，面对冷冷清清的饭桌父亲长吁短叹，牵挂、思念和忧愁让他一下子憔悴了许多。
老屋里再也没有往日孩子们的笑声和吵闹声，空空落落。可以想像我们兄弟俩走后家中的凄凉样。
2.
到西双版纳农场后我被分在十三分场一队。那时年少轻狂，不谙世事，我行李到了连队人却没去，直接随原来的同学出去玩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才归队。
回队后也没人来问我，突然涌来那么多知青领导们也搞不清张三李四，到处乱哄哄的就象是电影中抓来壮丁汇集的场面。
大约三个月后队里的管理才逐步有点正规起来。
队里走上正轨，我玩心未变。我这人喜欢交朋友，隔三差五总有一帮一伙的人来找我，他们来了我自然得陪他们玩、吹牛。有时我也随他们一起出去，一玩就是几天。新旧伙伴们都说我讲义气，在当时四营一带我还有点小名气。
其实除了朋友来串门外，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同大家一样要上山干活，一样在大太阳下汗淌淌地挖梯田、砍坝，完成定额指标，什么活都干。当然我干的质量肯定没人家好，有些地方好糊弄就糊弄过去，能省点力就省点力。有时队长经过我干过的地块会苦笑地摇摇头，按他们的说法是“猫盖屎”。
说老实话，我确实没那主观动力要把活干好，上山劳动是件没办法的事，谁愿意去吃那个苦？我既没有什么“革命、理想”的信念支撑我去卖力、奋斗，也不会去为那个什么“祖国橡胶事业”去奉献青春，这些通通与我无关。我很现实，想到的只是眼前少吃点苦，日子稍微好过点。
3.
农场的日子其实想好过也过不好，除了吃的太差，干活太累外，整天窝在大山坳里，又没什么娱乐活动，真是枯燥的很。不但如此，队里还不准知青谈朋友，不许男生到女生宿舍去，晚上更不准在一起。穿的方面也要管，动不动就要批判什幺小资产阶级思想，来个朋友玩玩还要到队领导那里去登记汇报。你说人还有什么自由？
一次我得了红眼病躺在床上，卫生员（北京女知青）过来看我，她就坐在我的床边翻开我的眼皮看了一下，之后我们就这样一个躺着一个坐着说点什么。不知怎么我们队那个鬼头鬼脑瘦瘦矮矮的指导员张永宽（昆明人）看到了，他竟然叫了两个人闯进来要抓我们现行，说我们在搞腐化。第二天还逼着我们写检查，最后把那卫生员惩罚性的调到最远最偏僻的9队去。
写检查我无所谓，经常写了，反正有事没事他们总要找我麻烦。但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实在太过分了。为此事我很内疚，多少年过去了，我也几次去北京，知青聚会时我本想见见她，谁知她怎么也不愿出来，可见当年那事对她打击影响之深。
其实就是这个不准知青谈朋友的正人君子指导员张永宽，自己却总喜欢往女知青堆里挤，骚得很。平时开会漂亮话一套一套，革命的不得了，干活却懒得很，锄头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就是这个人，74年悄悄地办了回城手续，到昆明干革命去了。
4.
艰苦而无聊的生活一天又一天。
一次我和两个重庆知青在房间里无事可干，他们说可以钓鸡，我不信，只听说钓鱼，鸡怎么钓？见我不信他们和我打赌，拿了端头有钩子的长线，钩子上放一点吃的东西扔了出去，果然“钓”到一只鸡，烧吃了。
这确实好玩，后来我自己也试过一次，嘿！竟然也成功了。之后我再未干过，毕竟大家日子都苦，老工人家有小孩，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之后我过20岁生日，我那几十个知青朋友不知怎么知道后决定要来帮我庆祝。4营的、13营的都有，他们一伙一伙的赶来，而且来的人都带着鸡。我估计至少有20多只，事后有人戏称我们搞“百鸡宴”，那是夸张说着玩的。
当时农场没有市场，即便想花钱买个鸡也是件挺麻烦的事。所以我肯定这些鸡里有不少是顺手牵羊偷来的。
如此张扬招摇的活动立刻引起领导注意，各队少了鸡的人家自然要去报案，于是他们组织人来搜查。
偷来的鸡毕竟心虚，为了怕被人发现，有人把它藏在“被头箱”（一种里面全空用于放被子的箱子）里烧，结果还是被发现抓了现行。
我那轰轰烈烈的生日宴会在领导组织的冲击下不欢而散。
鸡没吃到，偷鸡的罪名却加在我的头上，我同谁解释，没人信。
5.
傣族人种水稻，农忙一过，曼那囡寨子里那几十头水牛通通放在山上，不管。我们的橡胶林地与老百姓的山林犬牙相交。为了防备这些随处乱跑黑乎乎的水牛闯进我们林地吃掉刚刚窜出不久的橡胶树幼苗嫩枝，队里组织我们花费大量人力在山头周边又设围栏又挖防牛沟依旧防不胜防。
牛们已经好多次闯了进来，每次都把我们种下的橡胶苗糟踏无数，害得我们重新挖苗再哼哧哼哧挑上山补种。
更可恨的是，那些傣族人有时存心把它们放进来，真的很光火。
一次我们在山上砍坝，快要下班时突然发现又有十多头傣族人的牛跑到我们林地上。队长李应宽一见急了叫我快紧去赶牛。
见那么多人干了那么苦种下的橡胶树苗又遭牛害，得到队长命令，我二话不说拿着砍刀（有木柄，大约一人高）就去追其中一头牛。牛见人来跑得飞快，我借着是条下坡路的冲力和一腔愤怒很快靠近它，双手抡起脚底一滑，我摔趴在地上，手中砍刀没了，远处，牛背上挂着一根木棍仓皇出逃。
下班了，我像平常一样洗澡、吃饭、串门、吹牛。
大约晚10点左右，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伴随着许多人的喊叫声，隐约我还听到“大头、吴金龙、大大的头”（那时我剃了个光头）。
大惊，怎么叫我的名字？探头外出一看：哇！至少有三、四十个老傣族黑压压一片打着火把、手拿火枪、刀具喊叫着从路上冲了进来。
立刻想到自己白天砍牛的事，知道不好，飞奔到队长家：“老李啊，你叫我去赶牛，我闯祸了，在你家躲一躲吧？”“我救不了你，你自己逃命吧，少数民族的事我也没办法”。他连着把我往外推，老百姓疯狂的举动让他心慌，生怕连累他自己。
只能自己逃命，关键时刻我的重庆知青朋友李洪明、肖继中拿着自制的火枪和刀具勇敢地赶过来说要保护我，慌忙中我们一起爬进队里一片漆黑的仓库。我们用木棍把门顶住，躲在装苞谷的麻袋空隙间，任凭蚊虫叮咬大气不敢出，屏息细听外面动静，还有我们自己的心跳。
傣族人疯狂了，他们先是冲到我的房间把我的箱子敲坏（傣族人知道我住在第一间），又跑到队长家逼着要交人，同时他们在操场上用傣族话狂喊大叫，还去猪圈把我们队养的猪打的乱窜乱吼。混乱中竟有几个人傣族人趁乱将我队一上海女知青抱起想抢走押作人质，被及时发现劝解后才放下。
幸好傣族人没到仓库来，我算是逃过一劫。如果被他们抓住，这些哇哇乱叫情绪失控的老傣族这个一刀那个一棍再给我搂上一枪，就算不死估计我也差不多了。
闹到半夜傣族人才愤愤离去。
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半夜三更往哪里去呢？我这个人有点夜盲，天生怕走夜路。两个重庆知青朋友非常仗义当即决定护送我一起去9队。9队是我们分场最远最偏僻的一个队，人称“西伯利亚”自然安全点。我们不敢走大路怕傣族人埋伏，茫茫黑夜中凭着那火星般的马灯亮光（不敢将火头捻大），在原始森林的大山里，翻山越岭跌跌撞撞的奔跑着，筋疲力尽直到天将亮时才到9队。到了那里我们三人喘着气一下瘫坐在地，借着蒙蒙的亮光突然发现我们脚上怎么血流不止？拉起裤脚一看，竟然叮了那么多可恶的旱蚂蝗。
6.
一个多星期后，我想大概没事了，一个人跑到大勐龙街上逛逛并在小食馆里吃米干。
刚吃两口，突然看到外面有5、6个曼那囡寨子里的傣族男子，不好！放下碗我拔腿就往外跑，他们埋头用力踩着自行车追来。
逃命的本能刺激着我一阵狂奔，脚上的鞋子脱落也顾不上，我赤着脚拼命地往7队山上跑去，终于将他们甩脱。
直接下山跑到分场找到邓场长。中午时间他坐在自家小伙房里吃饭。
“场长啊，老百姓抓我，我没地方躲，队里不能蹲，躲到9队也不是长久之计。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被他们抓住打死的，你让我回上海吧！”场长看我赤着脚一身狼狈，怕真的万一哪天被傣族人抓住弄出个死伤人命来也不好交代，于是同意批我回上海逃命。但讲好算事假一切费用自理。
7.
在上海躲了半年多队里来信叫我回去。说牛的事已经解决了（赔了老傣族双倍牛钱，傣族人说牛肚子里有小牛），农场要组织足球比赛，分场成立足球队需要我。
我球踢得好他们知道的。
回去可以，我赶牛是队长叫我去的，砍牛也是为了农场，出事了为了保命才回上海却算事假，这来回路费吃喝开销一大笔钱要我自己负担既不合理也难以承担。
“回去可以，把我路费报销。”我开出条件。
他们爽快地答应我的要求，因为确实需要我。为了分场的名誉、领导的面子。
回去后我踢了几个月的足球参加了许多场比赛。那是一段愉快的日子，吃的明显比队里好多了，时常能尝到一点肉味。
比赛打到后期，我们的伙食越来越差，十三分场是个新建场条件差，要维持十几个小伙子的伙食营养难以为继，后期几乎“弹尽粮绝”，但我们依旧奋力去踢。我记得我们分场的足球队在农场的比赛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
他们都说球队里我踢得最好。
8.
能够尝到肉味的日子毕竟太少，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白罗卜、南瓜或茄子一吃就是几个月，有时没菜干脆就是盐巴汤。你说干着那么重的体力活又没什么油水和营养，肚子里糙的很，人也觉得虚脱。想吃又没有买菜的市场（那是资本主义尾巴），长期过这日子真的受不了。
偶尔有朋友来玩或者自己想吃时，我会去商店买个红烧肉罐头，再到队里菜地里摘点菜回来改善一下。
菜地是集体的，不能私自去拿，拿就是偷。
队里偷菜的人多了，尤其是拖家带口的老工人，那是公开的秘密。
大部分人是黑暗中“干活”，支书沈龙生的老婆则是经常下班后明着拿一把菜回家。那时还没有特权两字的说法。我单纯地想：她好拿我为什么不好拿？她几乎天天拿，我只是偶尔拿一次，怕什么？
支书沈龙生知道后大怒，大会上义正言辞地批评我偷菜要写检查，我自然不服，大吵。
“你老婆拿我为什么不好拿？”“她是种菜的。”支书还狡辩。“她种菜又不是不拿工资”。我的争吵让他很没面子，是对他权威的公然挑衅。
自此，他对我没好脸色。队里一旦发现菜被人偷了又不知是谁，统统算到我的头上。
978年1月突然家里来电报说父亲病危，想到父亲把我们养大不容易，下乡后又为我们忙碌奔波牵肠挂肚，几次回家探亲发觉本来很壮实的父亲竟衰老许多。如今病危，我急得满头冒汗，立刻找支书沈龙生请假，谁知这家伙斜着一只眼死活不批我们兄弟俩的假。他觉得是个报复的机会，毫无同情之心。无奈之下我怒从心起，拿着火柴冲到他家发狠地说：“你批不批，不批我立刻把你的伙房烧掉！”见我一副亡命样，他害怕了，松口说只批一人回去。
一路上我走了整整9天，到上海后父亲已经躺在殡仪馆的冷库里。
10.
办好父亲丧事后重回农场。
我的重庆知青朋友李洪明（大青头）已经被分场专案组弄进去了狠狠教训了一段时间后调到四队去了；听说三队的“闷头”也被弄进去打的不轻。
他们告诉我：专案组这些人心狠手黑，打人打得太厉害。
专案组由杨副场长负责，具体是保卫科老白和四队副队长老蔡及总场专案组派来的两个重庆知青在搞。
11.
一天傍晚，收工后洗完澡吃了晚饭，天还未黑，太阳在西边山头上。
突然，我看到一辆手扶拖拉机载着专案组的人开进我们队。
不好！这些人来绝对没好事。不晓得谁要倒霉？我猜想可能是找我们队那个北京知青“强子”，因为他用刀砍过人吃过官司。
肯定不会来找我，我既没打架闹事，也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我弄不清楚也懒得关心。我最多就是劳动不那么积极混混日子而已，偶尔也去菜地里拿点菜那是因为领导老婆拿我当然也好拿，再就是刚来时“钓”过老工人的一只鸡。但这也不算什么事？
我知道自己，没事！
“吴金龙，跟我来一下有事找你。”天黑了保卫科长老白亲自上门。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不好！他们竟还真的找我！”心往下一沉，这下要吃苦头了。
老傣族抓我我可以逃，老白叫我，我晓得肯定没好事也只能硬着头皮老老实实随他去，我在他们手掌心里，根本就没地方可逃。
慌慌地提心吊胆地来到我们队伙房旁一排空着的草房中一间。
瘦瘦高高的老白身背驳壳枪坐在正对门一张桌子后面，冷漠中带着阴险狡诈的笑意。像牛一样结实矮壮的老蔡站在他的旁边，一脸的粗鲁蛮横。两个总场派下来的重庆知青站在一侧，高傲茫然。上海知青周燕荷毫无表情地准备做笔录。
完全是一副审问犯人的架势。
他们是四条汉子，我是一个人；他们代表了党、政府和神圣的权力，我似乎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一只小鸡。
我老老实实地站在他们面前。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老白让我坐在他们对面一条长凳上还算客气地问。
“不知道？”这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老蔡迅即跨上前来，猛地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
老蔡是老白的云南同乡，我被他一下打闷了。
“自己干的俅鸡巴事自己晓不得？给老子装糊涂！说！拿过队里的菜没有？”“拿过！”我赶紧承认。
“拿过几次？”“大概8次？不，10次。”这么多年我确实不记得了。
“龟儿子看样子不老实索！”两个重庆知青骂骂咧咧提着棍子冲了上来，一人拉着我的一条手臂压在两边的竹墙上，老蔡拿起一根事先准备好的又宽又厚的木板条对着我的胸脯猛地抽来。
啊！痛啊！我想喊叫却强忍着没有叫出声来，我怕队里人笑话我。
老白嘴里叼着一根香烟走到门外去了，如果说有什么违反政策打人的事，他不在现场。
我知道今晚少不了一顿打，原以为他们打几下也就结束了，想不到他们三个人竟轮换着对我没头没脸的拳打脚踢，用木条木棍对着我的前胸后背一阵猛打。
他们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让我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终于痛得忍不住大喊大叫，我那喊救命的惨叫声一定撕破夜空传的很远，但为什么没一个人来救我呢？那个沈龙生，你是我的直接领导我是你手下的“兵”，你总得出面问一下吧？还有那个做笔录的上海知青，你也看得下去？为什么不帮我这个上海老乡说几句公道话呢？两个重庆知青，我们都来自城市，下乡已经吃苦了，你们下手怎么这么狠啊？
终于被打得蜷缩着躺倒在地翻滚着。
累了，他们坐在椅子上喘口气、抽支烟，我痛苦地倒在地上。
我冤枉啊！我又没什么事，为什么要整我？一定是支书沈龙生你这个家伙害我！是你把我报上去的，你不报，上面知道什么？难道就是为了看我父亲最后一面同你吵过发誓要烧你家伙房？难道就是为了拿几棵菜与你公开大吵你就要这么整我？保卫科老白是云南人，老蔡是云南人，你也是云南人，一定是你们几个云南人事先串通好要教训我。
“龟儿子还想舒服，站起来！蹲马步！”一重庆知青上前一脚把我踢起，他们觉得让我这么躺着实在是便宜了我。
老老实实起来，慢慢蹲下去，大腿放平，屁股悬空，两手前伸。很快我就脚酸腰酸，大腿发抖，汗如雨下。
努力坚持着，心中涌满屈辱。
老白进来了：“咋样吗？我看还是老实点好。说吧，可偷过队里老工人的鸡没得？”。
“偷过。”“偷了几次？”我如果实话说偷过一次他们信吗？肯定不信。不信就意味着我不老实，对付“不老实”的我自然是棍棒伺候。在这里没什么道理好讲，我只想保命。
“偷过20个、30个、100个。”干脆往高里说，乱说，只求别打我。
“狗日的，想耍我们嗦！”重庆知青一脚把我踹倒，拿起木棍狠命地往我身上打。
累了，他们吞云吐雾，偶尔还互相说笑或者打个盹却命令我继续“蹲马步”。“蹲马步”只能坚持一会，倒下去赶快再蹲起来，否则又遭打。
12.
我蜷缩在泥地上，晕晕忽忽，身上的痛已没开始时那么厉害，似乎有点麻木。
就这么躺着，随他们打也好、踢也好、骂也好我就是死活不起来。
我不说话他们要打，老实交代他们说我不老实要打，拼命多说他们说我糊弄他们依旧要打，“蹲马步”坚持不住倒下去还是要打。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躺在地上。
该问的已经问了，教训也教训过了，他们自己一定觉得累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在这个草屋里。他们抽烟喝茶，把脚翘起闭眼休息或者外出溜达一下，再不就是伸个懒腰。我昏昏沉沉，蜷缩着躺在泥地上。
什么时候他们突然想到了或者觉得无聊就会上来继续折磨我。
13.
不知过了多少漫长时间，几乎失去知觉的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眯眼一看，天蒙蒙亮。
谢天谢地，他们真的走了，我还活着！
他们走时甚至都没用正眼看我一下拍拍屁股就走了，我蜷缩在房间泥地上在他们眼里如同一堆垃圾。
你问我他们走的时候是否有什么审问笔录叫我签字画押什么的？
没有！什么也没有！
挣扎着我从地上爬起，扶着墙壁慢慢地站起来，眼前突然一阵发黑，脑袋晕糊糊的。
站稳了，头晕好了点。只觉得前胸后背有点胀痛和麻木，低头一看，大惊，胸前竟然红肿的那么高像馒头那样。
没有人来关心我的死活。可以想像，这些个专政打手也许早就事先警告过连队其他人。谁敢来同情我这个“坏分子”？
没人会来救我，只能自己救自己。
我慢慢地移动脚步，喘息着，一步一步向分场卫生所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这一路瘫倒在地多少回，求生的欲望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很幸运我半路遇见一辆招手愿停的手扶拖拉机，挣扎着爬了上去，终于坚持到场部卫生所。
14.
我躺在分场的病床上不能动了，整整半个月才慢慢缓过气来。卫生所的医护人员见我被打的如此厉害也动了侧隐之心，而其间大小干部，专案组鬼都不见一个。我象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废人。
肿渐渐消去，但依旧觉得里面阴疼，特别是天气不好时。
分场没给我去做什么检查因为没那条件，也没把我转送到总场医院。
我年轻，不懂，没想那么多。能够让我躺在分场卫生所养伤不来找我算帐就觉得不错了。半个月后我看自己能够爬起来活动就出院了。
我自己到总场医院，医生检查照光说是“肋骨错位”。
我已经不能干体力活了，胸背疼痛根本不可能挥锄劳动。
我休息、闲逛。队里和场部的领导从不问我，即没人找过我，也不管我，好象没我这人一样。奇怪的是我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扣，那曾经发生的一夜拷打竟然像没发生过一样。
15.
事后不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似乎风向又转了。那些被打被整的知青纷纷写材料上台控诉对自己的“捆绑吊打”。一切过错自然又都归“四人帮”。
我也是受迫害的，又有伤残，我只想回上海，积极筹办病退的手续材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但由于不到一年满足子女可以顶替的条件，我把这个名额让给我哥哥。我觉得自己还有一条路：就是用自己那曾被打成血肉之躯的身体换取病退，争取回家乡上海的资格。
78年10月开始知青闹事了，我的知青同伴们用各种形式表达要回家的决心。见此情景，我心里别提多高兴多解气。但我没参与，老实说在农场那么多年，一有什么运动他们总找我岔子，我被他们整怕了，打怕了。再说我的病退基本已办好，不想节外生枝，只想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
在病退问题上农场没有刁难我，一切还算顺利，这种情况要放在前几年几乎不可想象。显然是农场心虚想掩盖他们对我暴打的罪行，所以特别地开绿灯让我赶快走，临行竟还批给了我300多块钱和100多斤全国粮票。对我来说，真是一笔巨大的带血财富。
为帮我女朋友办回城手续我在等候。
知青在拼死抗争，他们演讲、罢工和北上请愿，总于赢来了可以返城的巨大胜利！
79年春节前我们兄弟俩及我的女朋友一起随大返城的知青回到了上海，一踏上家乡火车站的月台，我突然想起了九年前的这里：红旗招展、人头涌动，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雄壮的革命歌曲伴随着人们的哭声……
终于结束了，恶梦般的知青生涯。
16.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那些被打的老伤每年都会发作，常常疼。我去医院看他们说是老伤。我牵引、金针、火罐什么都治过，现在经常吃的是一种香港出的药，一吃下去痛就止住了。但心灵的伤痛永远也无法消除。
想到我经历的这些往事，不说吧，心里憋着一口闷气，说吧，有时忍不住眼泪会流出来，想想真的苦啊！
知青上山下乡肯定错了！我们不就像劳动改造一样吗？我们是受迫害的！
听说十一分场四队上海知青蔡国庆在农场被打死了，我庆幸自己没被老傣族抓住，没被专案组打死真的算命大，你想吗？他们如此暴打我，折磨了整整一夜天啊，如果哪根关键的神经血管打坏了，废了不也就废了？死了还不就死了？找谁呀？又能怎样呢？
那个云南人支书沈龙生在我们知青大返城后听说贩毒被抓起来了，死了，不知是枪毙了还是死在监狱里。真是恶有恶报！
农场那个原负责专案组的杨副场长十年前到上海来我们知青还招待他，我也参加了，为当年的事我没理他坐得远远的。但他竟一眼认出已经发胖许多的我，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对不起，那时形势所迫，我也没有办法”。
前几年我回农场见到他时已经有点痴呆，但他还认得我。听说他与上海知青老婆离婚了，经常一个人在家里骂人，骂共产党对他不好，说当年辛辛苦苦为党工作，如今没人管，退休钱少。
我在想，当年他组织专案组打我是不是也算为党工作？
我的重庆知青朋友李洪明也被专案组痛打过，也许是那两个重庆知青看在老乡的份上手下留情下手没那么狠，但他关的时间比我长。我虽然一夜天，吃的苦比他厉害。
听洪明说，那两个重庆知青一个叫陶伟另一个叫姚和平，回城后就住重庆九龙坡区。洪明为此托人找到了这两个家伙，本想狠揍他们一顿解解气，想想事已过去多年，如今都已为人父母老大不小，心一软就算了。
在找到这两个人时，他们带着哭腔说的话竟然和杨副场长对我讲的一样：
“对不起，那时形势所迫，我也没有办法”。
多么轻飘的一句话呀！
（根据东风农场十三分场一队上海知青吴金龙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