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届，从来没有关于它的热点话题。随着时光流逝，它渐渐成为快被淘汰的词汇了。但是，这是一个应被记入史册的专有名词！
六九届释义
六九届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学生。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六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是一大批承受历史动乱恶果的少年。乱世中他们未能从小学正常毕业，小学不再管辖他们，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他们。他们在十二三岁上失学一年多时间以后，在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被收入中学。
六九届没有教科书。这届学生没有自己的课本，名为初中的课程实际是三部分，一、学习毛著和《毛主席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二、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三、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
他们既不像上边“老三届”的学生上过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也不像后来几届学生“复”过文革改编教材的“课”，他们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偶尔，酷爱自己学科的教师可能借题发挥地传授过一点文化知识，比如，借读《毛主席语录》之机讲讲修辞，借读毛泽东诗词之机讲讲典故或古汉语，指着农村场院上的粮食囤讲讲体积计算……但就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只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六九届“初中学生”在中学逗留时间之短空前绝后。
北京对待六九届的上山下乡政策特别绝：不像往届一样有留京名额，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一说。用当年的话说，六九届被“一锅端”去上山下乡。他们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
从1969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门火车站开出了多列知青专列，北上、南下、西去，把六九届小不点儿们运送到遥远的边地。那时他们多数是十六岁，有些同学上学早，就只有十五岁。
由于年幼无知，六九届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注定是弱势。在生产劳动中他们还能一拼，和大同学一样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在体现文化程度的活动中，哪怕是在当年那些言不及义的“表态”“讲用”中，他们也因知识贫乏而明显相形见绌，发言常常通篇抄袭、文理不通。比如在批判孔子和“儒法斗争”的“讨论”中，这些没有学过孔子著述也没有上过中国古代史课的人便常把人物、年代、史实弄得张冠李戴。“唉，真是六九届！”这是对他们无可奈何的一句叹息，意思是：可真讲不明白了；或：竟无知到如此地步。
那时候口头的功夫特别要紧，知青中的风云人物先得能口若悬河。由于六九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差距，他们中出人头地的人少。当然，倒是有些六九届天姿国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师、团首长身边做打字员、机要员、电话员，从而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六九届群体更明显呈现弱势。老三届有原来的文化基础，在艰苦劳动中也往往保持着一定的学习习惯，他们的文化知识说捡就能捡起来。六九届完全没有学过数、理、化等文化课程，他们在长达八年的劳动中知道留心弥补的人很少。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早已变成了劳动大军中的壮姑娘和男劳力，忽然要靠学习成绩入学，使他们望尘莫及地“傻了眼”。考试入学送来了公平竞争的机遇，但六九届学生早就在一九六六年以来历史的荒诞中折断了羽翼，他们腾飞的梦想即使有了恢复高考的机遇，也早已被碾得粉碎。
口述一：兵团生活的第一天
现在有人说，组建建设兵团是因为当时中苏、中蒙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需要“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也有人说，让数百万青年上山下乡是领袖为了国家的大局。我对这些毫无研究。
我是六九届的。如果所谓“国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届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让莫名其妙的“国家利益”稀释、消融六九届对历史的承受，是别有用心的假大空。
1969年9月16日下午，运送我们的列车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行驶十五六个小时后，在翌日凌晨到达了京兰线上的小站刘召。车站意想不到的小，站台上和路基上却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照明灯光线很强，有高音喇叭在播音，让自己去找自己的行李。没有锣鼓喧天的迎接场面，行李也没有人协助安置，秩序相当混乱。我被宣传蛊惑起来的光荣感大受其挫，一下子有被抛弃的感觉，有些慌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不过，人有适应各种遭遇的本能。十六岁的我在混乱中很快就跟着别人找到了自己的行李。指导我的是我妈妈临别时嘱咐的一句话，“鼻子底下有嘴”。遇到不明白的就问，果然能解决临时问题。所有在刘召下车的知青都在规定时间里找到了扔在路基上的行李。
我们每人的行李都是一个相类似的大木头箱子，必须找人一起抬。我找的伙伴是五十中的郝志军，我们在混乱中结识，她也是六九届的。
刘召站上停了好几辆敞篷大卡车，路基下的空地上有临时搭起的台子，穿军装的“首长”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宣布名单，如“一连：一一六中×××，二连：五十中×××……”他让点到名字的人自己去找连队的卡车。
我被分配到十五团十连，五十中的郝志军也被分配到十连。我们立刻成了朋友，互相帮助，把行李抬上了卡车。卡车的前车厢坐人，后边的挂斗里装行李，摞得很高。
指挥我们装车的是个转业军人，后来是我们新兵的排长，叫刘凤义，二十四岁。当时我们不认识他，只听他大喊大叫，让十连的新兵装车，态度很生硬。我暗自想，怎么对我们这么不客气啊？天真期望中的被欢迎、被重视、被照顾，与现实完全是两回事。多年后我才理解，当时刘凤义如果不那么厉害，甚至野蛮，他怎么能在夜里把初到陌生地方的三十多个十六岁的男女孩子，连同他们笨重的行李都弄到大卡车上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