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终于一切停当开了车。车一开，我们就都觉得冷了。从北京西行千里，没有想到两地气温的差别，那是内蒙古的九月中旬，是凌晨，是在行驶的敞篷卡车上。很冷！
我听见身边的郝志军冻得牙齿咯咯响。她那个人很逗，笑着捅了捅我，让我听。我好像比她能抗冻。我书包里有一条咔叽的裤子，我就拿出来，把裤子给她围在身上。
十五团十连在五加河南岸。河上有一座简陋的木桥，带挂斗的卡车过不去，停在了河的北岸。我们在敞篷卡车上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憋了尿，一下车，晨光微熹中，男生女生顾不上回避都赶紧尿尿。只听见哗哗的声音。我在尿湿的黏土地上滑倒，衣服都脏了。
我们两人搭档，自己把箱子抬过了河，抬到了驻地。十六个女生被临时安置在离五加河不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土房子里。屋里是面对面两排大炕。我们十六个人中十四个是六九届的，在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人就会本能地听个子大、年龄大的。
我们学校六八届的同学王玉华是个大个子，我们就看她怎么做。我看见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剪断了包装箱子的草绳子，然后打开箱子，拿出被子褥子。我们就都等她的剪子用，也像她那样，拆了行李赶紧睡觉。忘了是从哪里弄了点水，洗了洗脸。记得六九届的同学董双巧当时口渴得要命，她问，我想喝点脸盆里的水，你们说行不行啊？没有人回答，她就喝了一点自己的洗脸水，第二天竟没有生病。
回想在内蒙古生活的第一天，感到有些苦涩。庆幸我们当年那么勇敢，并能迅速适应。没有不能承受者，因为我们尽管年幼，人人也都能明白：没有退路。
口述二：杂事琐议
初到十五团十连时，除了河边两座土屋，营区几乎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由于知青人数骤增，这个十连是从河北边的一连分出来的新建连队。新兵结束集训，我们住进了当年建的新房。入住时新房还没有安好门窗，泥抹的墙壁、炕砖也还没有干，所以入冬后满墙结起了白花花的冰霜。
我们班里外两间共住十五个人，里间住十一个人，外间住四个，我在外间。我的铺位挨着五中的孟艳君，她挨着我们学校的刘桂云，刘桂云挨着五中的马兴安。我们都是六九届的。
马兴安的爸爸是位将军，所以她一九七一年就参了军。看到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很快就能离开兵团，在我心里重重地击了一下。虚伪的宣传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可是我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我、艳君和桂云三个人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先后“病退”回到北京。
当时，夜晚常常没有电，就寝前我们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喜欢躺着聊天、讲故事，有时甚至想到童年歌曲，一人起头引来一片齐唱。有一次隔壁十二班的六九届同学蔡顺利来我们这里听故事，横在我们的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门，说蔡顺利到那时还没有回班，记得她是到我们班去了，问我们看见她没有。
我们几个极力地回想，也记得她是来了。找她的动静很大，贴着墙睡在大家脚头的蔡顺利却没有醒来，我们也竟没有发现她。等王秋香离去，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着她，发现了她。她实在太瘦小了，那时候个子还没有一米五〇。我们大呼小叫，她才惊醒了，抽搭着哭了起来。不久，弱小的她在礼堂里整理堆放的麻袋的时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墙埋住，严重受伤，“病退”回了北京。
我至今保存着一封连队文书寄给我的“续假信”。1971年底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妈妈刚因脑病突发而半身不遂。我的十二天的假期就要满了，她还生死未卜。于是我申请续假，结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十天。我因感激连队领导而一直留着“续假信”。信的全文如下：
徐小棣同志，你好！
来信收到，内容尽悉。最近几天你母亲的病是否有好转，从信中看到你的这种情况，经我们研究同意给你续假10天。希望你在北京期间，仍然要像在连队一样，经常不断地学习主席著作，像信中所表示的那样用主席的哲学思想处理好此事，实现自己的诺言，经受住考验，按时归队。而且还要做到在家不忘战备，离开连队也要自觉遵守纪律，注意保密慎之又慎。
此
十五团十连连部
1971.12.27晚
那时候由于莫名其妙的“政治”，我不被信任，受到许多不正常的对待，所以偶尔受到“人性化”的对待，印象是很深刻的。
不过，我们连的指导员行为不端正。1970年夏天睡蚊帐的时候，夜里发现过几次有人到女生蚊帐里去摸，被摸的人一喊叫那人就跑了。大家睡得迷糊，始终不知道是谁。有人偷偷说那人的影子像是指导员，又不敢确认，也不敢声张。直到1974年，指导员的问题才被揭发出来，他对连里六个女生有过性侵犯。那六个人中至少三个是六九届的，都是由于希望通过“病退”或者“困退”回北京，有求于领导而遭遇了性侵犯。
被指导员那样的军人管理和领导，我们的安全感却很强。谁也没有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年龄到边疆来开始这样的生活，谁也没有阅历和生活经验能想到可以怀疑一下军队干部的品行。在我们看来，领章、帽徽就是他们品行的保证。正因为这样，我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2009年，正值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全年中北京有多场老知青的聚会。但是说不清楚为什么，很少有人能把聚会办成严肃的纪念活动，以表达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追问和反思。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付出了那样巨大的代价，可是知青的回忆却再度变成了麻醉自己的田园牧歌，大家喜欢轻松和浪漫，不喜欢把当年的种种真实告诉世人。我能肯定，“无悔”的牧歌绝没有严格、准确地从记忆中取材，那只是某种心理指向，是对青春的惋惜而形成的反弹。所以我在本文中尽量细碎地叙述，读起来虽然无文采，很琐碎，也无法涵盖整个的上山下乡运动，但是，我起码说的是我自己真实的见闻和感受
生活本身给予我们恩惠。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建立了难忘的友谊，长大成人，忍苦开朗，非常坚强。应当感谢生活，而不是感谢什么上山下乡的“锻炼”。我们本应当受教育，去过正常的生活！那些没有上山下乡运动的国度，难道一代青少年都败坏萎靡地垮掉了不成？
口述三：我身边的六九届知青案件
在蹉跎岁月中，老三届忧国忧民，有人在言论方面出了“问题”，犯了“政治错误”。可六九届的犯事儿却屡屡犯在刑事上。1974年我所在的二师十五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届的。
北京一〇八中一个六九届的知青深秋时为了一只价值一百二十元的上海手表，杀了北京一一六中一个六九届的知青，当夜把尸体沉进深潭。十天后受害人的尸体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翌年二月一日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二十一岁的凶手。
二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时候，公审大会很是冷清。我所在的连队尚有没有回家的劳动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维持会场到押送犯人汽车之间十来米距离的秩序。
我和同学们来到刑车跟前时公审大会正在进行，礼堂的侧门关着，我们听不见什么，就踢沙包就地取暖。忽然，保卫干事髙喊“拉手拉手”，门哗地打开了，气氛一下子森严起来。戴重铐的死刑犯被戴白手套的军人拖着，跌跌撞撞走向刑车。
近距离地看见自己的同学那没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脸，听见镣铐发出的毛骨悚然的声音，一个同学忘了她的任务，哇地叫了一声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搂住我。我个子大些，但也是六九届的，看到这样的场面也手脚冰凉、牙齿打战。死刑犯不知为什么流了许多口水，前襟都是湿的。他被拉到两里地以外的七号地枪决。天气过于寒冷，据说连里去的男生用镐头破土很困难，坑就挖得草草了事，长度不够，受刑的人下葬时相当费劲，足端埋得过浅，棉鞋当晚就让当地的老乡脱去了。
也是在1974年，我所在的连队一个六九届同学在四月初的一个夜里忽然生了个足月的婴儿。她是门头沟井下矿工的女儿，身材瘦小，十月怀胎竟瞒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员，沉默寡言，劳动非常出力，怀孕期间仍抬得起六层的笼屉，生产是在夜间，没有人发觉。天蒙蒙亮时，她照常捅开了食堂的炉火干活。天亮时，我们看见了满地鲜血和她回宿舍后才娩出的胎盘，那血乎乎的东西放在脸盆里，用枕巾盖着。更难以相信的是，婴孩之父是在砖窑烧火的劳改期满就业职工，一个幽灵般的七十岁老头。
这个同学在集体宿舍过了“月子”，后来被安排在砖厂干码湿坯的活儿，开除了团籍。再后来，她按政策回到北京门头沟矿区，据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给单身矿工洗衣为生。当2009年知青聚会多发的时候，我听到消息，与我同龄的她去世已经许多年了。
结束语：“我是六九届的”
199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我中学的同学聚会过一次，有将近四十人参加。分别三十年后，大家都还好，只是没有一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算是接受了成人高等教育，上了夜大，有国家承认的文凭，被同学们称为“知识分子”。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我的单位，我的学历很不“硬”，很拿不出手。文化基础太差，各种考核都得硬着头皮去应对。
同学中下岗的很多，有的提前退休，1999年聚会时仍然在正式岗位上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现在一定更少了。我们这些六九届的人中，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的定义大概应当是：有地位、有名望、掌权、有钱。我们这班人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历史的荒诞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不过大家还是在诚实地劳动、正派地生活。我有个同学叫马金良，从兵团回北京后，一直在东单皮鞋厂当司机，是司机班的班长。国家二级企业东单皮鞋厂经营得一路滑坡，最后全厂的汽车从十几辆就剩下了一辆，最后留任的司机只有两人。一人很年轻，另一人就是我的同学马金良，他那时候四十多岁。他们两人轮流开那一部汽车。后来马金良自己主动同意把工作机会让给那个年轻人，他说：“他的孩子太小，更需要钱。我负担少，我退了自己去想办法吧。”当时厂里才给他二百多元的生活费，他就退了下来，到外边自谋工作。他现在给一个政府机关做临时司机，月工资两千多。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六九届人承受了什么，他们怎样接受命运，是何等的坚韧、平凡、善良。他不是“成功人士”，可是我真为他这样的人骄傲！
今天，我们这些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还会怀着自卑和遗憾无限辛酸地说，“我是六九届的。”不过，这已是一句许多人听不懂的话了。
愿“六九届”这个过去年代的专有名词进入词典，愿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含义。
2011年8月26日修订
（选自徐小棣著《颠倒岁月》，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