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在受审查期间，为了“立功赎罪”，便检举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拟定了作战计划。吴法宪说，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改善时，为了防止国军突袭沿海地区宣示对大陆的主权从而破坏中共与美国的谈判，毛周指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了一星期的会，空军按总参指示加强了东南沿海的防御力量，这个作战部署是毛周亲自批准的，何“政变”之有？在那个年代许多问题都被煊染、被歪曲了。
证明周恩来逼死林彪
对于林彪的遭遇，作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吴法宪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他在书中回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他在北京西郊机场报告周恩来，林彪叶群所乘三叉戟飞机已经飞出中蒙国界，周恩来遂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吴法宪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际泰：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这些年来，许多资料显示，林彪座机在外蒙境内没有直飞苏联，而是在苏蒙边境处调头飞返中国方向，这一举动是由于林彪不想叛国，他强令飞机返回北京，但飞机着陆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吴法宪知道“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么林彪坠机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空军司令吴法宪知道内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让他长期与外界隔绝，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廿九年、他刑满十三年之后，吴法宪离开居住地济南到北京探亲还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可见中共当局多么不希望这位九•一三事件目击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尽管事隔廿九年该案已不具政治敏感，只能作为历史学家的论题了。
吴法宪在七十多万字回忆录中没有说穿这一点，但他对别人的冤案是看得很清楚的。对毛泽东的“四大秘书”首席——陈伯达被打倒一案，他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廿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的长子吴新潮在本书末之〈附录〉中也发了一通牢骚。他说，对于他这南征北战、浴血疆场十九年的父亲，“有些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卅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蓄意抹杀、歪曲和颠倒黑白，企图让人民群众对父亲另眼看待”，其矛头直指中共党史编纂部门的负责人。
对仇人恶有恶报感到快感
吴法宪临终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奉命批斗、审查他的上级、同事、下属，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九•一三时到空军司令部监控吴法宪后来又成了吴案负责人的李德生，一九七五年元月突然被免除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在政坛上再也没有作为。吴法宪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时，五次提审他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臭架子，动辄训斥他“态度不好”，然而就是这个李震，一九七三年横死于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已经显露：他知道的机密太多。空司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九•一三后都主持过空军的清洗工作，且下令关押吴法宪夫妻儿女，但不久就被审查，空军参谋长梁璞还被送去农场劳改。由此，吴法宪悟出：“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清，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