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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毛孟静与宝灵家族:东西方友好之家,沦为极权镇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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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不知道约翰・宝灵爵士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让立法机关民主化的港督,早在1856年、也就是连英国本土也未有完全普选之时,就提出将五席的香港立法局席位,交由全港有纳一定税额的所有人士普选,选民包括所有合资格的香港华人。这样的相对低门槛,基本上和当时的英国本土看齐,只是被殖民地部否决。也是在他任内,容许华人成为律师和陪审员,令一批香港精英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拥抱法治,逐渐跻身上流社会。

资料照: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毛孟静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因为初选案成为四十七人之一,六十多岁、平日非常优雅的她被未审先囚至今,本身已经惨无人道。更心酸的是她八十多岁的英籍丈夫菲腊・宝灵(Philip Bowring)据报病重入院,家属希望“新香港”当局以人道主义准许毛孟静保释,陪伴丈夫走最后一程,但在《港区国安法》下,保释这种天赋人权却依然不得要领,反映现在的极权,甚至连人道主义也欠奉。翻看中共控制的官媒、红媒、蓝媒,一直都以毛孟静的英籍丈夫来大做文章,但连入面的基本事实也充满错误,充分反映中共改写历史的传统。其实宝灵家族对香港贡献甚多,值得我们真正的“说好香港故事”,也为毛孟静女士家人打气。

蓝媒、红媒经常说,菲腊・宝灵是第四任港督约翰・宝灵爵士(Sir John Bowring)后人,这样就“可见”毛孟静是“正牌港英余孽”,什么“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云云。其实宝灵家族并非英国那些传统贵族家庭,宝灵爵士的父亲查理・宝灵(Charles Bowring)不过是当时一个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市场的羊毛商人,但家族、后人大都能白手兴家,而且大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查理・宝灵有一个叔叔名叫纳撒尼尔・宝灵(Nathaniel Bowring),毛孟静的丈夫菲腊・宝灵,就是纳撒尼尔・宝灵的曾孙。固然,他们都是同一个家族成员,但这样的关系究竟隔了多少重,数一数就知道。何况约翰・宝灵爵士绝非传统帝国主义者,有这样的祖先,也绝对值得骄傲。

约翰・宝灵爵士本人经常被中国的“爱国学者”在历史书上批斗,因为在他任内,英属香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亚罗号事件”,直接导致英法联军之役、即中国历史书所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联军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签署《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结束,所以就被标签为所谓“火烧圆明园的元凶”。

然而约翰・宝灵爵士其实是历代港督之中最博学多才的一位学者,并非那种战争贩子,他本身是法学博士、经济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效益主义学派传人(今天依然有香港青年根据效益主义学说组成“效益主义党”),精通多国语言(自称懂二百种外语、能说一百种,即使打个一折,也非常惊人),著作数十本,作品包罗万有、甚至包括圣诞歌,也充满改革思想,同时深具法治精神。他要解决的是《南京条约》赋予大英帝国、而被大清政府无限期拖延的广州入城权利,站在当时与今日的国际法角度,都并没有错误。而且,他也不是职业殖民地官员,他本来是英国下议院国会议员,被派到香港出任港督时已经高龄62岁,这在历代港督之中,是一个异数。

不少人不知道约翰・宝灵爵士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让立法机关民主化的港督,早在1856年、也就是连英国本土也未有完全普选之时,就提出将五席的香港立法局席位,交由全港有纳一定税额的所有人士普选,选民包括所有合资格的香港华人。这样的相对低门槛,基本上和当时的英国本土看齐,只是被殖民地部否决。也是在他任内,容许华人成为律师和陪审员,令一批香港精英有机会通过接受教育、拥抱法治,逐渐跻身上流社会。所以同时他又大举发展香港教育制度,令香港华人的入学率提升十倍,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政绩,特别是相对于一河之隔、当时乌烟瘴气的中国大陆。最后,在他任内还爆发了轰动一时、扑朔迷离的“裕盛办馆毒面包案”,宝灵夫人更因而不幸中毒身亡,在马克思本人、和后来的中共大外宣宣传下,这就被当作“华人抗英起义”、针对英国人的民族抗争,其实根据历史考据和当时审判,一切更多是出于意外,不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宝灵爵士担任港督期间,“香港总督”这职位的权力远超后来港督,因为他同时身兼英国在华商务总监,也是英国在远东的全权代表,同时向外交部、殖民地部负责,而不用像后人那样被两者拉扯。因此,当时约翰・宝灵爵士还有不少外交任务,例如曾代表英国出使太平天国,和如日中天的“东王”杨秀清会谈,从而观察了太平天国的种种问题,最终决定协助后来兵戎相见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击退太平军的进犯。他又曾出使暹罗(今日泰国),成功和平开国,和暹罗的蒙固王签订了后世所称的《宝灵条约》,而蒙固王就是经典电影《国王与我》、《安娜与国王》那位主角(由香港影星周润发饰演),即朱拉隆功大帝之父。在英国早期的远东外交官之中,约翰・宝灵爵士大概是最同情东方人的其中一位,后来更获暹罗王委任为驻欧大使,反映东西文化交流也可以有和谐的一面,并非什么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斗争”,也不一定要什么都弘扬习近平所说的什么“勇于斗争”精神。

至于毛孟静的丈夫菲腊・宝灵,同样身兼东西文化所长,本来就是香港难得的人才。他曾任《远东经济评论》编辑多年,也曾在香港曾担任现已被“夺舍”的外国记者协会(FCC)主席,本身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关于其家族祖先约翰・宝灵爵士的著作,正是研究这题目的权威作品。说起来,其实宝灵家族不少后人和香港充满渊源,例如香港老牌名校嘉诺撒圣心书院的第一任校长,正是宝灵爵士的女儿爱美丽・宝灵(Emily Bowring)。菲腊・宝灵和毛孟静的婚姻、开花结果的爱情、一家四口的天伦之乐,本来同样是东西友好结合的一时佳话,两人作为香港传媒界的中流砥柱,一面实践,一面在大学作育英才,在昔日香港,主流社会也无不如此视之。可惜到了一个疯狂的极左时代,香港一切文明规范都被推倒重来,他们却不幸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除了是人间悲剧,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但愿毛孟静能早日和丈夫团聚,也希望“新香港”政府中人不要继续泯灭人性。香港跑马地的天主教坟场有一对经典对联:“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特区诸公共勉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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