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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林:为金融风暴寻根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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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已警告说,我们的金融体系已无法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而且成为一种经济疾病,早在一九七○年代,“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现象就浮上台面,如今已不知不觉地缓慢影响全人类。它经由金融、保险、房地产三大火红产业,在规模与权力上大幅扩张。结果就是经济成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市场缺乏效率、公共服务受创、贪腐更严重、其他经济部门被掏空、民主和社会整体受害,“金融诅咒”(finance curse)也就到来了。也就是说,金融不但是病毒,而且毒性更强更烈。

自人类创造了“货币”而金融风暴和经济萧条也与人类常相左右

3月初,美国在一周内出现硅(硅)谷银行(SVB)、标志银行(Signature Bank)和银门银行(Silvergate)三家主要银行倒闭,紧接者百年老店瑞士信贷也出现危机,虽然在美国联邦政府和联准会出手以及瑞士银行收购下,暂时稳住人心,没有出现严重挤兑和更多银行倒闭。不过,在美国联准会升息与否及升息幅度、速度这个最重要因素的冲击下,短暂的平静究竟能维持多久?早已受到预期的金融风暴和停滞性膨胀(Stagflation)究竟会不会来呢?

突如其来的银行倒闭固然逼使联准会降低升息幅度,也很可能就停止升息。但在经济疲弱、纾困和刺激投资政策下,通货膨胀不太可能消失,那么,升息又会来到,接着银行又面临倒闭危机,于是政府再出手相救、升息动作再停、通膨再现…如此的循环将伊于胡底?

当瑞士信贷被瑞银收购后,瑞士财政部长就这么说:“政府不救,‘瑞信撑不过24小时’,倒闭就是全球金融危机。”所以,政府就是救世主,这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已形成一种“社会观念”,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心态。也就是说,如果你够大的话,政府就不会让你倒闭;如果你相信政府不会让你倒闭,政府是你的朋友,你就会倾向于做愚蠢、不负责任的事情。这也就是通称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而且“五鬼搬运”事件也将层出不穷。不但贫富悬殊会愈来愈严重,人人都会轻忽风险,都相信政府会来拯救,而且相信政府一定有办法救。如此一来,世人都会成为小孩,无法自立负责,事事依赖政府保护。可是,政府是凡人组成的,不可能是万能的神,已故的前美国总统雷根不是早就告诉我们“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了吗?毕竟政府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急,其政策措施会是“错误的实施”,会让伤口继续在掩盖下恶化,终而腐烂而亡。我们不是耳熟能详“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必须找出病根再将病根除掉才行。那么,金融风暴或金融泡沫的根源何在呢?

回顾历史,可以这么说,自人类创造了“货币”以来,“五鬼搬运”就愈来愈方便,“投机炒作”勾当也愈见炽热,而金融风暴和经济萧条也与人类常相左右。十七世纪初荷兰郁金香热和十八世纪初的南海泡沫,是历史上早期最经典的两个案例。而一九三○年代的全球经济大恐慌,更是研究金融危机的经典事例。

金融狂热一波接一波

这些历史事件都不乏被记载分析,最著名的当属一九九○年出版的《金融狂热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这是已故经济学家约翰.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所写的一本畅销小书。如高伯瑞书中所言,人们对金融风暴的记忆时间不超过二十年,当投机泡沫崩盘瓦解,理财金童受到惩罚,财务金融理财学门或许不若往日风光,但不到二十年另一批金融天才又再出现,相关学科也再度热门,金融创新又受到礼赞,买空卖空再度大行其道,实质制造经济又被晾在一旁,没多久再出现疯狂炒作,接着则是轰然瓦解崩盘,经济大灾难降临。高伯瑞无奈地告诉我们:“除了更清楚掌握投机倾向与过程外,我们能做的似乎很有限。”也就是说,将历史事件始末详述,让世人了解来龙去脉,强化自己的怀疑态度是唯一治疗方式。

高伯瑞为我们记述了一九三○年代以前的金融狂热,日本知名财经专家仓都康行(Yasuyuki Kuratsu)在二0一四年出版的《12堂撼动世界的财经课》这本书则延续高伯瑞,为我们阐述自一九七一年尼克森震撼以来,直到二0一四年经历四十余年已经发生过的十二次经济危机,提醒世人金融危机时不时会重演,要我们发挥理性不要轻易被骗,让“历史是一面镜子”的教训落实,不要让“历史的教训就是从来没从历史中得到教训”的遗憾重演。

不过,当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啸达到最高潮,各国政府进一步竞相使用QE(量化宽松)政策下,好似平息了风暴,但质疑声一直不断,而更大的金融风暴正蓄势待发,也是专家们持续接力发出的警告。毕竟政府以政治手段解决危机看似有效,其实只是将病症掩盖,甚至是累积负能量,不久之后会迸发更大风暴,也就是说,从历史中得到的是负面教训。

金融风暴为何出现?

其实,金融风暴、经济大衰退之所以一再出现,大都是金融业失职、政府官商勾结推波助浪,以及政府错误纾困政策的结果。已故的台湾中研究蒋硕杰院士早年明说的“五鬼搬运法就是金融赤字”,已指明金融机构以各种方式将钱搬给少数有权有势者。金融机构原本扮演“资金桥梁”或“金融中介”的角色,右手接受民间的存款,左手将这些存款贷放给能力高、从事“实质生产”的业者。

这种金融体系不但无趣,规模也不大。例如,在二十世纪美国股市兴起的一九六○年代,金融和保险业合计只占不到GDP的四%,但这种无聊、原始的金融体系却维系了在一个世代之间,使生活水平倍升的经济体。对照二○○八年金融海啸发生前夕,金融和保险业占了GDP的八%。而且更有规模巨大的公司,吸收社会中头脑最好的人才,他们让金融业光鲜亮丽,其背后的证券化过程,使贷款不再专属于借方,而是继续转给其他人。这些人把贷款细切、分割,并把个人的债务整合成新资产,像是次级房贷、信用卡卡债、车贷等都进入金融体系中。结果使风险倍增、金融体系弱化,终而惨遭崩解,进而危及各产业,延祸全人类。

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教训,并未让金融业回到正轨。在衍生性金融继续创新下,金融业掌控的权力更大,其塑造的政府官员、监管机构、执行长,甚至很多消费者的想法和心态,能力更为夸大,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道德风险”场景。在二○○八年之后,行政部门的决策多为金融业带来庞大利润,且造成房屋所有人、小公司、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损失。金融业已成经济成长的阻力,而非催化剂,其成长使企业和整体经济社会都受到损害。

严防“金融化”演变成“金融诅咒”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是金融家在对企业发号施令,在金融市场创造财富已成为目的,而非把金融市场当成工具,以达成共享经济繁荣的目的。金融思维已在企业根深柢固,公司也开始运作得像银行,只要搬动现金,就能比以前赚更多钱;光是从单纯的金融活动,就能产生五倍于二次大战战后时期的收入。

有专家已警告说,我们的金融体系已无法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而且成为一种经济疾病,早在一九七○年代,“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现象就浮上台面,如今已不知不觉地缓慢影响全人类。它经由金融、保险、房地产三大火红产业,在规模与权力上大幅扩张。结果就是经济成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市场缺乏效率、公共服务受创、贪腐更严重、其他经济部门被掏空、民主和社会整体受害,“金融诅咒”(finance curse)也就到来了。也就是说,金融不但是病毒,而且毒性更强更烈。

在“金融创新”已是不可挡的潮流下,二0一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席勒(Robert Shiller)的“将优良道德融入华尔街文化”不失为一帖良药,这也是一千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说,在〈钱本草〉短文中告诉我们的用“道、德、仁、义、礼、智、信”精炼货币之道。至少“信用”、“诚信”这项根本的道德必须重回人间,其实,金融的本质不就是“信用”(credit)吗?让货币或钱回归到“交易媒介”的本分,也让金融机构返璞归真回到“金融中介或桥梁”本色,而社会中各行各业也要体认到贷款应是从事实质生产,而非买空卖空、投机炒作之用。既然政府已独店货币发行,必须严格管控货币供给量,而“规则(rule)替代权衡”应是最起码该遵行的原则啊!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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