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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慰梅说营造学社最初是“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用词轻慢了点儿。朱在南北议和失败后，退出政治。他娶的是曾国藩后人之女，10岁才随父亲从巴黎回国，岳父对朱最大的影响是“西人以制造致富”，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朱开银行、煤矿，是第一代中国的实业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赏玩，走不了那么远，学者王世襄曾经受朱启钤的交付，注释中国惟一的漆工著作《髹漆录》，他说过，“可惜现在的人对朱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的学术精英，看了名单让人感慨，一个私人组织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有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
这是1929年。
朱说，“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这胸襟。
抱负也够浩荡的，“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所以不叫建筑学社，叫“中国营造学社”。
有这样的愿望，就非得有大的视野不可，“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
当时朱启钤五十七岁，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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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邀请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就是这本《营造法式》的研究。
梁受西学训练，知道要读懂这本《营造法式》，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这是最笨拙、最花钱、最费力的办法，朱启钤说，“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营造学社就此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报纸盖在被子上取暖。常常“暴雨骤至，下马步行，身无寸缕之干……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安全也不能保证，学社成员曾被扣押。朱启钤私人给各地官员写信，要他们护卫照顾这些“柔弱书生”。
几千年的建筑，没人知道是哪个朝代，没数字没图片没纪录，莫宗江说他们找到应县木塔后，“九层重叠，我们硬是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梁，一个斗拱一个斗拱的测。最后把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惟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
这让人想起林徽音说她十七岁那年初认识梁思成时，两人逛太庙，少女矜持地低着头往前，结果一抬头，梁不见了，再一看，已经趴在树上望她笑。
只不过这时已经没有浪漫之感，梁思成说，“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
林徽因当时已有肺结核，但艰苦考察中的记述却是近乎天真的狂喜之情，“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
那时已经是1937年，喜悦里带着避不开的忧患，梁思成写：“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一面心里惦记着泺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是遗漏……”
在山西他们确证了中国仍存有最古老的唐代佛光寺，夕阳西下，人都浸在满天红霞里，他们坐在寺院里，把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等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工作完，看旧报纸，他们才知道芦沟桥抗战的消息——战争爆发已经五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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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林决定全家离京，朱启钤年老体迈，不堪跋涉，另外他有一层更深的虑患。他对乐达义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别的都不担心，就担心北平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而且无可挽回。”
他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而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
他要守住这老城。
即使这座城烧光了，他也要把它原样再建起来。他对当时北平最好的建筑师张镈说：“应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做现场精确实测，留下真迹图卷。”
张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完成这份工作。
这时的梁林正在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两间房子低矮潮冷，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蛇鼠出没，床上常是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
吴良镛在那里见到梁思成，“他当时四十多岁，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他身背铁马甲。何况重庆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要俯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笑称如此，线可以画得更直，实际上是找个支点，借以支撑头部的重量。”
林的病情加重，已经不能起床，女儿说她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但她担纲复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没有铅字，就用“石板印刷”，没有装订机，就和老母亲、小孩一起手订；没有印刷纸，就用土纸。
有一年遇上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在银行库里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都被水浸了，古建筑测绘图稿的纸薄，又经水泡，一不小心就溃破，朱启钤等人把它们逐页晾干，裱在坐标纸上。
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又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思成。
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能写成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凭借的就是朱启钤寄来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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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因为《中国建筑史》的贡献，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那是梁思成学术上灼灼其华的时刻。
这一年朱启钤已家资散尽，开始陆续变卖收藏的册页、手绢、钢琴、旧锦等来维持生计，再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
中国营造学社共走过11个省，总计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有206组，所及建筑共2738幢，测绘图稿1898张。中国人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一次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这些资料最后都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建筑系，靠这个起家。
直到现在，如清华建筑学者杨宇振所说，“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六七十年前营造学社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的获得主要集中在朱启钤任社长的短短十来年间——关于这一点，实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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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已经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终于出版了《营造法式》（上卷），细加注释。《营造法式》不再是无人能识的天书。不过，此时中国营造学社被视作“反动学术团体”，已经消散。
梁思成为这书写序时，曾经反复斟酌，做了三次修改。他先写道：“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用处”。想了很久，他把“用处”划掉，改成“直接关联”。后来，他又划掉，留下了一份未定稿：“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这几个词，沉吟之间让人心酸。
朱启钤与夫人许曼颐(前排右)及朱家几位大小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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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当年曾依照《营造法式》，由梁思成设计，找工匠盖了一座私宅。今天这座东四八条的院子已经是个大杂院。
梁林故居也早荒草丛生，破败不堪。
我看胡劲草的纪录片，她在美国寻访当事人，从梁林上学时的成绩单，与费正清夫妇的通信，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他们在山西的照片……寸寸完整。
片中拍到，有家美国私人博物馆，把要拆的徽居整体搬去海外，有当地官员来看过后，决定回去把新村落都拆掉，再重建古建筑。看到这儿，想起林徽因在1953年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一生试图在纸上重建已成焦土的千年中国，他说，“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看历史，不是让人伤感，也不是用来讽刺的，是让人明白的。领导干部，有钱人，记者，我们干的所有事，也都会被后代重估，过去不知道怎么做，就不知道吧。现在明白一点，就是一点。明白一点，就做一点。
至于能做到什么样子，朱启钤早已说过，知道要做的事有“历劫不磨”的价值，就去做好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知道何日可成，也许“终身不获见”，但是费一分气力，也就深一层发现。
他说：“但务耕耘，不计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