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下半年，原本还算安定的社会，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大动乱，一场人为创造的、自上而下指导的大动乱。
我们这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每天奉命准时上班，上班就学习政治文件。有一天，学习空气特别严肃，学习什么呢？学习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社论实际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篇社论中大骂两种人：一种是教授，一种是工程师。第二天，继续学习社论，也是如此，继续骂教授，骂工程师。这是要干什么呢？大家惶惶如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到第三天，这个社论的口气就转变了，不再骂教授，不再骂工程师了。骂什么呢？骂“反动学术权威”。隔了若干天以后，才有人告诉我说，由于《人民日报》反对、大骂、攻击教授和工程师，引起国际上的强烈的不安和反对。所以第三天的社论口气就改掉了，改为“反动学术权威”——实际指的还是教授和工程师。既然“学术权威”是“反动”的，那中国政府加以反对，国际社会就不好批评了。后来，这个反对的对象改变了，重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了，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坏人被归纳成“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现在“黑五类”的构成有所改变，“走资派”就变成第一类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破四旧”作为一个重点。那时我住在沙滩后街。“破四旧”的时候是雷厉风行的，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而且不断听大报告。报告中表扬有些“破四旧”做得好的，就是把家里面的旧的东西都清除掉。所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关联的东西，包括从前的文凭、证件、大学聘书、照片，都要烧掉。有的人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的家具也拿来砸掉。不许留外币、白银、黄金，等等。旧的线装书也是“四旧”。我以前把很多书放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们是“黑帮”，就不能去办公了，办公室也就不能再放东西。于是我们的书也只好出售。起初出售，价格还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这些“黑帮”的工资就减少下来，起初大概是减掉一半，后来越减越少，最后减到我一个月只有35块钱。这35块钱还得扣除需要上交的各种费用——具体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没有钱吃饭了。我奉命“破四旧”，把从前的文凭、奖状、奖章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样一样都毁掉。有很大的炉子，把这些旧书烧掉。我的太太张允和，她是搞历史的，她有一部《二十四史》，就卖给了旧书店。旧书店的人到我们大院里一家一家地收旧书，一部《二十四史》卖了多少钱呢？卖14块人民币。收旧书的人已经很客气了，否则论斤称，大概7块钱也卖不上。
当时旧书店的人可以随便跑到你家里来，随意看你的旧东西，“破四旧”嘛。他看到我有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就说：“你这个也是‘四旧’呵。”我说：“好，这是‘四旧’。”我笑笑。这个旧书店的人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说：“你这个书呵，倒有人要，我给你联系一下，假如能够卖掉呢，你还可以拿几个钱，否则‘破四旧’都烧掉了或丢掉了，也很可惜的。”我就说好。不久呢，他告诉我，有一所学校或是图书馆，要这个书，而且给的钱并不少，500元人民币。当时500元是一个大数目，而我们那个时候正好缺少钱用。我说好，就卖给他们了。500元人民币，这是“破四旧”能卖掉的东西中价格最高的了。
我太太张允和喜欢昆曲，她拍了很多昆曲照片。同时我们家里还存有很多老照片，虽然数目不多，可是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比如我很小时候跟我父母在一起拍的照片、张允和小时候的照片、张允和父母的照片。这些我们不舍得“破”。不舍得“破”不行，形势越来越紧张，已经有人因“破四旧”不彻底，而变成斗争对象了。被斗争之后，那“破”起来是更厉害了。
“破四旧”的时候，我们这些被点名的“黑帮”，已经不敢随便出去看朋友了。我家里除了我的书，还有朋友的书。朋友的书怎么办呢？我随便把它“破”掉了，将来没有办法还人家。其中有一部书，是林汉达借给我的《世界美术全集》，都是世界名画的照片，这部书是很名贵的。我想这部书若被我搞掉了，我对不住他，我还是先还给他。一打听，他们家因为孤零零地住在他自己买的房子里，暂时还没有事——我们家那一带“破四旧”闹得很厉害。于是我就在晚上想办法偷偷带了这部书去还他。我还书回来，觉得心里踏实了，做了一件好事情。想不到，第二天造反派就到了他们家。林汉达是我们单位的，可是他的儿子或是什么人是另外一个单位的，而这个单位好像跟一个家具厂有关系，大概是这个工厂里的人来“破四旧”。所以说，当时你自己不“破”呢，造反派就会跑到你家里来帮你“破”。
这些人到他家里“破四旧”，一翻翻到这一部书，哈，这还了得，把“黄色书籍”藏在家里！他们就把这部书带走了，“破”掉了。更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两天，由于隐藏“黄色书籍”，那个单位把他抓去开斗争会。这样，我就很后悔了。因为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到我家里来“破四旧”时，他们搜查的都是中文书，看到外文书，一概不动。所以我家里的外文书一本都没有动，有许多洋文书我还保留了下来。而林汉达却因为这本书吃了苦头。据说，拉他去斗争的时候，让他向群众下跪，跪着交代。
我们的亲戚朋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被造反派“破四旧”的。比如连襟沈从文家，他的书特别多，就被搞光了。书搞光后，就把沈从文一家集中在他们以前存书的一间小房间里，一家人挤在一处。
还有袁二姐家。袁二姐叫袁敏宣。这个袁敏宣昆曲唱得非常好，受过很好的教育。虽然没有大学毕业，她进过大学，会英文、德文，昆曲唱得特别好，会画画、会写字，真是一个女才子。以前的惯例，有才能的女子结婚之后是不工作的。她跟张允和都在昆曲研习社，是好朋友，好搭档。她丈夫叫胡仙洲，很有钱。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的邻居有一个小学校长，不多几天就自杀了。这是他们胡同里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她不知道怎么办，就到我们家来，问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那个人要自杀？因为报上这些文章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对她毫无影响。
这个时候全国都停下来不做工作，除了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及极少数地方之外，其他学校、研究所、政府机关统统停下来不做工作了。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下命令叫全国停下来不做工作，这是前无古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即使想读书也无法安心，研究工作根本不能做，虽然时间还是有的，做研究工作就很困难了。比如说，北京图书馆——当时在北海旁边，这个时候借书就有困难了。我们家在沙滩，跟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很近，我常常散步就去那边借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里借书就紧张了，有限制。只能借你专业的书，别的专业的书不能借。比如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只能借语言学的书。有一次我去借一本莎士比亚的书，叫作《威尼斯商人》，很有名的，英文叫Merchant of Venice。这本书是用英国的所谓“基本英语”写的，“基本英语”里就没有“Merchant”这个词，就用“Trader”这个词代替“Merchant”。我要借这本书，图书馆说不能借，你是语言学专业，这本书是文学的。我只好解释我为什么要借这本书呢。我说，这本书是用基本英语写的，我是研究基本汉语的，想要参考基本英语的一些特点。我告诉他，基本英语里没有“Merchant”这个字，所以改用了“Trader”，这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文学书，它是跟语言学有关系的。我好不容易跟他讲了半天，他总算给我面子，借给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想做学术研究，已经受很大的限制了。
后来我就明白了，从“反右”开始，是一步一步压制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策略叫“利用、限制、改造”。限制就是这样子：不许你随便做研究工作；不许你写文章；不许你藏书——不许你藏外国的书，也不许你藏古代的书。诸如此类都是限制。“破四旧”当中，特别在我们这种单位里，主要是破知识的“四旧”，毁掉你的书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办公楼每一层都弄了一个很大的像屏风一样的东西，放在楼梯口，上面挂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像。大家上楼的时候看到毛主席像，要行注目礼、行立正礼。赵平生这个人向来不随便讲话的，可是这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很像是教堂里挂耶稣像。噢，不得了，这句话被人听见了，被报告到造反派的头头那里。于是就开特别会议斗争他、打他。
有一次斗争郑之东还是什么人，倪海曙跟这个人有些关系，就被要求一起陪斗。陪斗，照理不声不响是没有问题的，反正在那里站两个钟头就下来了。这次陪斗的时候，造反派就问了倪海曙一些问题，倪海曙这个人脾气很大，他很生气。他头上戴了一顶法国式的帽子，这本来已经是不合常规了，加上他一生气就把帽子往地上一甩，讲了几句重话。结果激起了造反派群众的愤怒，他们涌到台上去打倪海曙，把他打倒在地上。这一下，开了打“反动学术权威”和其他人的先例。打完了倪海曙，就叫另一个所谓的“坏分子”上去，问也不问就打。再叫一个人上去，又打，一个一个地叫上去，都打。最后叫到我，我上去，已经准备挨打了。这时造反派头头说：“好，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里。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滚回去！”于是我们就滚回去了。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挨打的。
后来有一天在劳动的地方，休息期间，我遇到一个造反派的人。他跟我说，我们是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处理，所以没有打你，你自己以后要当心啊。后来又有一个造反派的人告诉我，他说你是外国回来的，我们最怀疑你的就是里通外国，可是我们仔细查了，你回国以后没有给外国写过信，所以我们不定你为里通外国。
可是突然又有问题了。一天开会，说我没有交代清楚，还有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我就想，有什么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到。每次交代后，他们总说不对，于是我再交代……我回家就跟张允和商量，我说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的。我老婆就说，你呀，好好地想，你对别人讲过什么错话没有？噢，我想起来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跟倪海曙聊天，倪海曙说“伊凡彼得斯大林”，我接口就讲“秦皇汉武毛泽东”，两个人一人一句正好凑成了一个对子。我想，这个事情以前没有想起来，说不定就是他们要我交代的。
果然交代之后，他们说好，就是要你交代这件事，因为倪海曙已经交代了“伊凡彼得斯大林”，你怎么不交代“秦皇汉武毛泽东”呢？你们两个人是讲反革命语言，要定你们两个人“现行反革命”。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名字在大字报上就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样。后来有造反派告诉我，这个交代都是一步步上升的，罪名也是一步步上升的，升到最高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这个交代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这个军管的头头宣布，开公开的检讨会，有罪名的人，一个个上台检讨。于是就挨个检讨，有时候一天检讨两个，有的时候三四个。最后是我讲。我从出身、接受资本主义教育，一直讲到新中国成立，讲到文化大革命。坏的思想、坏的行动、坏的社会关系、坏的历史，等等，我都讲。讲完了，问群众还有意见吗？群众说“不满意，不满意”。这位军管的解放军说，群众对你还不满意，回去好好再想，再检讨。好，就放我回家了。我想，估计还得开一次检讨会吧。结果呢，居然不开了。
本文选自《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有删节。
2020-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