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辩护词：我的根本政治主张和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构想
杨茂东（郭飞雄）
这是我第三次坐牢。我被指控的罪名，由第一次的“非法出版”、第二次的“聚众扰乱”，终于进展到第三次的“煽动颠覆”。可以预料的是，我也终将会被以“煽动颠覆”而判罪。其间的节律进程，如同目前正在发生的大历史一样，步步切入深层结构的核心。
第一部分对我的政治构罪纯属莫须有，违反了公序良俗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我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其所提出的法律性事实依据是：我从2002年以来写下的数十篇要求自由民主的文章，我在2020年创建了“世界宪政民主论坛”网站。《起诉书》据此断定我攻击、诋毁中国政治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我必须声明的是，从1986年12月第一次参加学潮直至今日，我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从来没有改变过：在中国彻底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是我的一切社会思想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原始的、根本的、终极的行为意图。
前两次，我实质是因我的政治活动而蒙受政治冤狱；但在这第三次，我却是因我二十年来的思想学术活动而被“算总账”，被以“敌对势力”的典型定位而被起诉。的确，我所写的文章和创建的网站的公开发布与传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如众所周知，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是在堂堂正正的履行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亦正如众所周知、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的客观效果，是正面、积极、广泛而有深度的传播了普世价值理念，对包括民间和官方在内的一切向往真理的中国公民进行了人道人权启蒙，对促进一代人主权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当然不无推挽之力。
在中国官民各界，几乎没有异议的是，鉴于我长期的言论立场和客观社会影响，我被公认为中国大陆靠近中间地带的温和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数十年来，我一直谋求启蒙最大多数、团结所有国人、实现全阶级思想联盟。对抗、颠覆、你倒我兴，从来不是我之所好；多元并立、大团圆、近乎理想性的“人和”，是我一生的梦想、初心和心术，当然也是我的这些思想学术活动的法律性主观意图。在我的这些思想学术主张中，和平理性的左翼、真正的社会主义，乃是现代社会多元均衡格局中不可抹杀的一员；宪政民主政体革命的最佳演进路径，是和平长出、温和转型，其间任何政治家、政治力量和政权，只要真诚的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真诚的皈依宪政民主理想，都可以或积极参与、或乘势主导、或通过获得选民合法授权而引领当时的政治转型和政体革命建设进程。在我的思想学术蓝图中，现成的制度、政权、政治力量中一切合理的存在，理当被纳入综合创新的新政治文明之中，成为其有效的、实质的组成部分。同我所崇尚的孔子、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式的“包容囊括一切实在所有原创精华”的雄伟蓝图相比，颠覆某政权、推翻某制度的观点主张图谋，格局实在太渺小了！而我所写的《邓小平的复杂性》、《根本的自救之路在于政治觉醒》等文，采取的是对主要政治人物“先批评后劝善”的文势布局，这首先是出于我深层的悲天悯人情怀，其次也是在运用着一种中国传统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激励策略：检方居然指控我这是在“造谣、诽谤、诋毁”个人和制度，这一指控显系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无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存在，创下了极为丑陋的法律性硬伤。
不过，更深层的剖析，拿我的温和右翼主义思想学术活动入顶级大罪，也反映出《起诉书》背后的作者已黔驴技穷，即使在四十年镇压自由思想、自由力量的中国维稳史上，这亦颇为罕见，拒和树敌，畸形怪诞，事出反常，必有妖心。
既然判决结果早已预定，我又何必在此一一细数《起诉书》在“罪与非罪”划界上的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莫须有，及其黑暗愚顽动机的可悲可怜。
在这个洋溢着非正义基调、充满着政治迫害的法庭上，我要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生命理想进行公开的思想代言。法庭就是政治上的宪政民主论坛。今天我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一线平台上，讲出我们这一代正在崛起的主权的公民的心声，讲出中国社会的真实和真相，讲出中华民族最为急需、最为根本的政治真理和生命真理。
勿庸讳言，我为一代人做思想代言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和培植中华民族用以主导必将到来的政治转型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精神力量；我亦深知，这一思想代言事体重大，不可流于肤浅的表态、呐喊，而应具有足够分量的言论质量，即具有与中华文明博大深厚底蕴相称的、与当代中国五代民主运动苦难悲壮的奋斗史相称的真理深度和生命深度。哲人在锁链中也是自由的，这不仅是因为他能够超越外在锁链的束缚，自主的运用其独立思考能力；而且是因为他能够超越世俗恩怨利害算计等内在锁链，向着人道理想和宇宙真理的圣境升华。站在这个最一线的讲台上，我要以我亲历的生命极限体验和反思，以我历经数十年试错打熬的理论思辨格局，讲出我们这一代人自立于拥抱和践行的理想、真理及其道德高度。认我弃我，请予质证！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第二部分我不断绝食的深层考量
从2005年到2019年，我先后四次被刑拘、两次被判刑，在这些政治冤狱中，我被监禁的时间共计达11年零123天计，其间，我先后被换过6个看守所，进过三个监狱（如果把这一次算在内，到今天开庭，则被5次刑拘、被换过9个看守所、被监禁达12年零279天），遭受过数十位警察或维稳官员数百次无休止的审讯。其间，我进行了6次总计达297天的绝食斗争（这一次绝食是第七次，绝食时间独立另计，至今天已达512天）。我为什么总要进行绝食，为什么绝食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确有着较为深层的道义性、哲学性但并非神秘不可理解的考量。
绝食是世界各国争自由运动中常用的和平抗争形式，它具有通过个人受难担当感动人们的天良、向社会各界宣示自由民主理想的道德崇高性、激发行动者的道德勇气等重要的精神作用。我的绝食的起始动机即是为了反抗非正义的抓捕，向世人传扬和见证自由民主理想的纯正纯洁。政治犯绝食并非不正常的举措，政治犯遭遇横暴险恶的政治迫害却不进行绝食抗争，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后极权维稳体系对我实施无休止的审讯和折磨，其用意在于用和平年代的极限压力使我的心理无法承受，从而放弃理想、退出行动，泯灭我的坚守对于一代自由理想者的道德感召力。我的绝食动机重心即在于捍卫气节、昭示我的坚忍倔强、死扛义烈，并通过东方文明传统特有的“苦行”操练，主动尝试身心极限体验，从而不断增强内在的精神力量。我从不欣赏中国文化丑陋的另一面：委曲求全，留待来日。我要痛痛快快、自尊庄严的活在当下。我从来都是站着坐牢的，我也会站着走向死亡。中国古人的大丈夫气节、西方贵族的勇烈精神，是我真心仰慕企望的人格典范。我的个性特质在于，凡是我真心认同、真心崇尚的道德价值，我都要用自己的生命真实的践行之。
长期绝食的代价的确较为严峻：体重节节下降，内脏多处受损。早期绝食超过40天时，大脑眩晕加剧，胃部牵连腹部，呕吐不已。后来进行101天绝食时，我通过加强用脑和东方式内功调息（也就是有序深呼吸），有效缓解了这一重大困扰。除了弘扬自由理想、昭示自己永不屈服，我的长期绝食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探索身心极限体验的哲学操练。柏拉图说，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实际上是在主动的练习死亡。我是一个几乎数十年不间断的研究哲学，行动性的以哲学治心养性的哲学人，我的绝食探索中的确蕴含了把中国孔孟老庄、印度佛学和僻谷实践、古希腊罗马柏拉图主义和斯多哥派伦理的精华融合在一种全身心练习和生命性实践行动中的哲学意味。通过反抗铁窗禁固的不自由来验证自我的精神自由，通过自我向自我见证人格尊严气节之美和自由民主理想的纯正，来感受体验甚至创造充盈一种超越苦难、超越利欲、超越死亡的圣洁心境，实实在在的构成为我在长期绝食的极限探索中的深层精神流向。第一次绝食之后，我惊奇的发现：我眼中的墙壁变得更加洁白、天空变得更加湛蓝。随着绝食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我发现我的情感似乎变得越来越真挚热烈、易于被感动，我的心常常为自由同仁之间的义侠救援、肝胆相照而颤栗，我的视野似乎越来越辽阔高远，精神越来越倾向于敬仰尊崇“四之内皆兄弟”、“拥抱一切人类同胞”、“集全球所有文明精华于一体”等人道理想和哲学真理境界，越来越惯于约束规范自己以大爱心、大公心、大胸襟包容吸纳不同意见，宽容宽恕各种人性弱点。我在长期绝食这一全身性哲学操练中深切的感受到灵魂的不断进化、层层升华和超越。我的哲学操练似乎逐渐逼近于某个阶段性考核验收的节点。假如有一天，我突然面临将要为理想付出生命的现实，我会内含对于“站着生站着死”的气节美、升向天空的圣洁美、与我为自由而牺牲的妻子永久会合的情义感受感应等深邃的精神流，而安祥的死去。用“中和之美”概念是很难解读这一受难美学的真谛的。
第三部分如何应对千年政治巨变和文明文化巨变
2019年8月出狱后，我看到中国大陆政坛格局陡变，累积起重大深远变数，亦因此潜含了某些更加有利于政治转型的历史契机。民间维权力量在严酷打压下似乎有所沉寂，但其钢筋骨架实质并未受损，而全国性社会文化心理共识和变革意识却在前所未有的孕育之中。通过系统反思过去十几年民主维权运动的经验教训，我深刻的意识到：我们在有效扩展自由阵营的声威、营造民间力量扁平结构、以递进增强的行动施压促变等方面的确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但也犯下了某些重大的错误：我们过于偏重法律博弈和维权行动，高估了“行动性启蒙”的思想含金量尤其是对我们的主要理想目标即宪政民主制度的本土操作路线、蓝图未能进行正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多元竞争的模拟设计——这是促成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时期全民共识的形成和公共政治社会的营建的思想基础之一。在信息时代，思想是社会公共生活的第一资源，而其间适应现实需要的原创性操作思想，尤为迈向政治转型的中国社会之战略稀缺品。民主维权运动不能仅仅局限于“生产”自由的行动、自由的力量、自由的启蒙思想资讯，我们的使命是把多元格局做成、把政治转型做成，把自由理想彻底化为中华大地的现实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为变革的中国社会“生产”出千年一遇的政治转型必需的政体搭建框架的多元方案，它最终在现实操作中如何成型，则由历史合力去组合，由主权的人民去裁决。
不仅如此，千年一遇的政治转型还需要更深层、更厚重的新的文明文化，作为使新的政治制度得以持续生存和成长的软环境。经历了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凝聚了超级经济能量的中国社会，在其磅礴深厚的经济巨变、信息巨变、生活方式巨变的立体推动下，不仅正孕育着政治巨变，而且正孕育着文明文化巨变。中国民主维权运动作为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先锋，负有引领这一文明文化巨变的使命。中华民族是哲学的民族，作为尊奉哲学圣贤、尊重哲学宇宙真理和人道价值真理、崇尚入世或出世的哲学式生活的民族，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终极价值认同。众所周知，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的自由理想者，我们实质上即是中国传统的士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延续。我们不仅沉浸在一种我们自身无法摆脱的民族文化价值理念传统中，而且还隶属于这个传统最本分、最古朴、最坚固顽强的部分——这个传统强调尊道奉道、守道行道，又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按照这个传统所公认的社会分工，士阶层望负着弘扬仁爱理想、普及诗书礼乐、帮助养育淳厚风俗的文明文化责任。由此，这个传统实际赋予了士阶层“世道人心的形塑者”这一高度能动角色。在当今中国，士阶层的对应者即是追求并践行普世政治真理的积极公民阶层。作为行动着的思想者，我们无权放弃亿万民众基于传统文化心理和社会分工期待我们履行的这一“世道人心的形塑者”的高度能动角色。在迈向自由民主的政治转型进程中，我们必须通过激励公民个人的道德勇气，推动全社会主权的公民站起来承担政治和社会的全局性责任。面对各种奴性依附的愚民洗脑文化和畸形适应、拜物颓废的社会心理走势，我们更负有帮助医治民族灵魂、扭转浇薄世风的严峻责任。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更加立体的履行先锋之责，更加主动积极的迎接文明文化巨变。人生价值哲学是一切文明文化的核心原点，人生价值的觉醒是文明文化之变的第一发动机。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政治转型和文明文化巨变需要一场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来打造新文明新文化的核心原点，来形塑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社会所需的世道人心。作为中华文明的正宗传人和普世的自由民主理想的承载者，我们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汇通中西、集聚全球多元文明之大成的精神高地。基于巨型国家多难累进的生命经验，我们有机会实现哲学原创，我们也有能力实现哲学原创。我们的文明格局需要从搭建宪政民主制度框架、浇灌宪政民主制度现实开始铺开，但我们的文明格局远远超出了政治上的个人雄心壮志。站在信息、生活、政治、思想巨变的交汇点，我们享有在当今中华大地再造诸子百家时代、再造盛唐气象、再造古希腊文明，直至原创出全新的经典文明的千年机遇。能否内化这一机遇，当然要看我们是否有能力在中华大地发起一场哲学革命。我们是从终极价值和文明格局的高度来应对迎接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的，这正是我们生为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由理想的先行者的独特性之所在。
第四部分我的根本政治主张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国际大势已经进展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值此之际，我们民主维权运动需要向亿万同胞、向社会现存或潜在的多元力量亮明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借此展示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未来政治巨变的方向。如果其间的确揭示了适应信息时代大势和中国本土需要的理论真理和操作真理，我想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这些理论真理和操作真理的广泛传播，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真理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巨变的深层引导力。
那么，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根本政治主张是什么？即它所长期探索弘扬的适应信息时代大势和中国本土需要的未来中国政治制度是什么？
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可系统阐述如下：
一、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唯一可以实现中国未来数百年数千年甚至永恒的人民当家作主、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也是足以帮助当今中国社会彻底摆脱其积蕴已久的深层危机的唯一出路。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是崇高的自由理想的具体实现，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真理。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经历了何种反民主、反自由的极权专制独裁僭政挠动，其最终走向都是真理对谬误的校正，其最终归宿都是政治真理的现实化。任何集团、任何个人，都无力阻挡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这一政治真理在中华大地上最终化为永久凝固的政治现实。
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是“法治下的自由”、“法治下的民主”、“法治下的政治分权制衡”、“法治下的政治集团多元竞争”、“法治下的联邦制”、“法治下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法治下的人权实现体制”和“法治下的经济福利国家体制”、“法治下的社会多元自治”等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结构的综合集成。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双执政官选举制、三种大会并列扁平结构和十一次宪制改革，古希腊斯巴达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古罗马帝国的法律文明，近现代英国的议会制和司法陪审团制，《法国人权宣言》及其现实化，德国的行政管理理性，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建设，尤其是美国的三权分立、联邦制和普遍的社会自治等等，都为这一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贡献了诸多丰富的真理性要素，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因当把他们作为经典的经验个案加以深刻的学习借鉴。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必须从中华民族自身延续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中充分汲取其千锤百炼的制度精华。中华民族是人类大家庭中最具政治天才的民族，她的政治天才具体表现在，她在历史上先后创造出上古大河文明和部族自由、有效统摄数百邦国的西周分封制，秦以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行政分权的三省制和高度职能分工的六部制、专司全局决策的多相制、实施内部化同步批评制衡的言官御史制、全国统一考试公开选官的科举制等等，这些中国古人独创的分权制衡、政治共享、行政理性机制中具有永恒生命的成分如果被睿智的纳入当代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很可能会与若干来自西方制度文明中的真理性要素产生化学反应。
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不可能照搬任何国家的现有制度模式。以超然自由和海纳百川胸襟系统集成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精华，根据现实需要坚决大胆的尝试综合创新或本土原创，根据实验结果不断进行宪制改进，更符合中华民族自身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原则。中华民族既然有能力在三四十年时间内成功的建成世界最大的市场经济体和一流的现代工业体系，亦必定有能力在三四十年时间内成功的建成世界一流的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
二、法治下的自由。自由是人的天性，个人自由是人类的天赋权利，个人生命意义的支柱就在于追求个人的自主自由和高贵自由的最大化。一切社会共同体仅仅为了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而存在。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是实现自由理想的手段，宪政民主制度是人类历经千百年经验积累而综合创造出的旨在保护和促进一国全体民众的个人自由的最佳政治安排。
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必须有能力现实的生产出“大自由”——即帮助实现全体民众个人的自主自由和高贵自由的最大化。在人类历史上，大自由社会曾经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过。中国古代汉文帝的无为而治、唐太宗贞观之治、唐玄宗开元之治，古希腊雅典城邦克里斯底里时代之后的二百余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至今一百五十余年的社会，即是全人类历史上大自由社会的经典个案。现有的宪政民主制度目前多数尚未达到接近于理想的某一阶段的高度，比如站在人类自由理想探索前沿的美国，其公民个人的自主自由的现实化较为充分，但其公民个人的高贵自由的实现状况和精神导向尚有很大不足。但是，多元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内在的具有走向理想制度的强劲动力和巨大潜能。中华民族作为哲学民族，应当在主动因应千年一遇的政治巨变、原创自己新的经典文明之际，为自己树立最高的政治理想标杆，并有效激活其强劲动力、充分开发其巨大潜能。我们要敢于拥抱真理，敢于奉天行道，敢于把政治理想化为中华大地上的政治现实。人应当尊重自己，相信自己配得上崇高的理想、高贵的生命。中国古代汉唐、古代雅典城邦和近现代美国可以做到的，今天的中国也有能力、有资格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