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法治下的联邦制。联邦制是宪政民主版的地方自治，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这种纵向分权更有利于实现民众对就近事务的参与管理权，亦更有利于地方事务的高效治理。
中国西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极大的促进了当时中华民族对全国蛮荒之地的大开发，并一起缔造的邦国自主自治连同上古部族自由一道，养育和催化出诸子百家巅峰性的文明原创；中国秦汉至唐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州郡层级则往往有一百余或二百余行政单位并列平铺，这一扁平格局有力削减了中央集权过于陡峭的势能。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各城邦的多元竞争极大的促进了民众权利的扩展和文明的繁盛；现代美国实行的联邦制，则以其充分的地方自治展示的高度活力、对垂直权力的层层截断所形成的层层扁平均衡、联邦与各州政争的司法救济体制的公正简洁等，赢得了举世赞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国，歌德说，“如果伟大的法兰西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点（巴黎）而是有十个中心点，那她的情形会是怎样呢？”我猜想，以自由的艺术想象力超绝于世的伟大的法兰西，将焕发出三倍于当前的能量和活力！当今中国各省已普遍出现省会对边缘地市经济文化带动乏力、地方得不到高效和充分自治、地区贫富差距悬殊等弊端，联邦制是解决这一结构性弊端的制度性、终极性最佳对策。展望未来，中国如欲主动积极的走向制造业普遍繁盛、走向海洋开发和太空开发时代、走向尝试原创全新的经典文明，尤其需要焕发地方之间多元竞争的活力。中国亿万民众对于创建大自由社会、更加实质性参与就近公共事务决策权的主人需求，更使联邦制在中国势在必行。
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设计，可在目前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基础上，进一步把全国划分为七十六到八十个民主自治的省份，深谋远虑的通过资源富集等形式，缔造出七十六到八十个经济中心点、文明文化中心点。民主不能仅仅满足于普选授权，民主需要生产出“大自由”社会和“大自由”生活方式，同时需要生产出更好更高的行政效率。在联邦制系统规范的民主政治框架下，“经济增长优先”的政治路线，必须得到长期坚持。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可主持或主导制定一套可不断改进的全国经济长期规划法案，法案中必须辅之以相应的多种资源配制和专项授权。至少必须有三分之二省份以常规制造业和信息化制造业为经济基本盘，法案还可超前的运筹以四百到八百万人口为一小型经济圈，在中国内地打造出二十个德国模式、二十个瑞士模式、二十个日韩模式。通过大技术、高技术、重型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绝大多数高度自治的省份可获得自力而强劲的经济财政保障。有此基础，十年之内，应用技术、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类大学或学院的本科专科教育可全免学费，这也是对促进全社会“机会均等”十分有效的积极福利。
在文明文化方面，七十六到八十个省会可选取现代巴黎维也纳纽约和古雅典城邦中国唐代长安城这五大世界文化之都中的一种或数种，作为本省会直接模仿借鉴、综合创新的参考系，再造出一个信息时代和太空时代立体综合的文明文化中心。每省可通过专项立法，以灵活的产权形式创办多个独立的哲学学院、诗歌学院、艺术学院、歌剧话剧院等，积聚在全国或世界范围内流动的人文、哲学、艺术、文化一级英才，生产丰富的探索创新作品，并普遍增进民众的人文艺术素养。为了提升各省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质量、信息量和均衡性，全国议会和各省议会还可专项立法，在每一省初步培植三到八家报业集团、新闻电视网，促进其在思想和商业方面的相互竞争，但不允许任一财团跨省兼有报业或电视台，严防其形成寡头垄断，破坏全国思想言论信息市场的大均衡。联邦制是缔造大自由社会的必由之路，但大自由社会必须通过其内部数十个格局宏远、英才辈出的文明文化中心的辐射功能，才能熏染成就一代公民高雅高贵的精神文化品质。
七、法治下的高效行政管理体制。中国汉唐时代活力四射，部分原因在于拥有一支多数选自优秀的基层吏员、商人和军官因而具有较强的实干操作能力的官吏队伍，州县主官也在事权、财权、用人权等方面获得充分授权，故往往有以“吏治”著称者。宋明两代几乎完全通过科举考试选官入仕，这虽然实现了参政机会的公开公平，但也造成入仕之门狭隘、行政主官的公共管理能力普遍偏弱的弊端。而且，吏部的日益强势也使地方主官基本失去“组阁”用贤的权力，政治家阶层的用贤能力也由于久无用贤历练而日益衰减。当今中国官场正重袭宋明之弊，其结果是中国社会主流的管理精英基本不在体制之内。
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联邦制，可令民选的县长、市长、省长重获组阁用贤的权力和历练，还可集成古今中外丰富的管理和用贤智慧，不断加以改进，以大幅增强行政效率：
1、中央政府可借鉴古代多相制，实行三总理制。三总理分别负责工业、民生、外交与科技三板块。目前的单一总理无论如何精明强干，都无法周全处置辽阔而繁重的政务，而且在多个领域日显外行隔膜之实。
2、民选行政首长在组阁用贤时，可广泛引入优秀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阶层，后者不仅可以帮助有效提升所在部门行政管理服务的效能，而且还可以把工商业和社会生活的需求、信息等“活水”带入素以僵硬著称的行政体制内部。
3、实行行政部门的全面精密管理化、全部公务员终身接受免费管理培训并教战结合、从民意测验结果和内部考评两大维度确定公务员奖惩升黜标准，以示信息时代大势所趋。众议院、参议院、协商院可主导政府批评部、监察部、人事部制定每一位公务员岗位的作业手册、分工协作手册、应急手册、奖恶升黜手册等，通过常规批评监察、巡视、抽样调查等方式促其落实，以达成民主制度下的良制善政。
以上各项改进，均应以议会立法及其不断的累进修正为准。
八、法治下的人权实现体制和法治下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人权是人类个体内在的道德尊严的见证，对人权的保障和促进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核心目标之一。在中国这样的人权重灾区，把人权理想化为不断增强的现实存在，尤其需要采取主动的、系统的、制度化的行动。福利国家是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发明创造的全体国民平等分享基础保障和发展机会的人道文明体制，这一体制应当也必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国人曾经饱受绝对平等主义祸害，对过度福利可能造成的懒惰和依赖性的警觉已成为全民共识，所以中国版的福利国家体制必须是在保障基本的生命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质量基础上，以有效激励个人自力自强为主要导向的积极福利国家体制。
1、未来的宪政民主中国，可在各级政府内组建独立的人权部。人权部负责运用行政资源、行政程序和司法诉讼程序，常规性、系统性的依法全面维护和促进人权。人权专员重点巡回人权问题多发领域、多发单位，如养老院、监狱等，动态性处置人权冲突，消除侵犯人权隐患。
2、以众多管理学院为平台，大规模并超前培养女性官员、女性职业经理人阶层，立法规定行政主官和次官以及公益社团负责人中的女性占比，主动创设各种可让女性展示个性、优势、卓越才华的机会，以女性领导者和女性英才的优良示范激励一代女性公民的主人自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
3、对蒙藏回疆等少数民族的本科、硕士、博士教育提前实行学费全免，对其民族文化实行众资源加权保护。把对宗教自由的高度尊重体现在立法、司法、社会维权界合力行动层面。以巨量资源帮助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开明改革派成长为中国多元并列的自由宗教格局中的绝对主流。
4、主动投入国有资本，同时鼓励慈善基金参与兴办公益性或国立的制药企业，把悠关国民生命安全和寿命的基础药物的非人道暴利彻底挤破，以市场化手段和平账技巧为主，铺之以必要的财政补贴，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一切以国民的平均寿命大幅提升和休闲幸福指数强劲递增为阶梯性检验标准。二十年内全国实现大学本科教育全免费。
5、借鉴德国、丹麦经验，对所有失业者实行全免费培训，促成其积极再就业。立法对全面推进行积极养生、高雅休闲、和合共处的生活方式的养老企业实行低税、免税或多种资源扶持，使全社会逐渐形成精神高标准、物质高标准的养老文化。
九、法治下的社会多元自治。实行社会多元自治，首先有利于培养民众普遍的参与激情和参与能力。迈向大自由的宪政民主中国，不仅应当致力于实现公民个人自主生活的大自由，而且应当致力于实现公民个人结盟生活的大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个人享有自由结盟或契约参与各种公共社团的权利，在议会所制定的《社团法》，应当严禁在任何公共社团内建立高集权架构；那些成员不具有自治权和否决权、人际间存在精神控制或人身依附的行为不良社团，应当受到人权官员的各种直接间接的督察或施压，直致其退回到法治下的群体生活文明红线。
实行社会多元自治，也大有助于增强公共社团的效能与活力。当代中国为何出不了科学大师？中国人为何在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上与东邻日本存在着如此悬殊的差距？真实情况要比“钱学森之问”所反映的更为恶劣。中国人在航天事业之外的高科技领域、基础研究领域以及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严重缺乏原创能力的状况，已构成巨大的民族耻辱，这一巨耻全拜极权专制体系对于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长期而严酷的禁锢之所赐。未来宪政民主中国必须彻底洗刷这一巨耻，必须通过思想文化上的大自由这一解放中国公民个人的个性和潜能。在立法和行政层面，实施一项中华民族个人原创力养育工程、率先推动中小学学生原创力培养和大学高度自治，实系重中之重。大学高度自治的核心在于“去行政官员化”，以世界大学自治的楷模美国大学为参照系，彻底实行教授委员会治校这一“内行领导”体制。十年之内建造一百到三百个世界级科学实验室，引入数百名诺奖级的世界科学大师在中国大学授课带徒，手把手帮助中国学生和科技工作者进入探索宇宙万物奥秘的前沿一线，可能是一种睿智的操作捷径。
实行社会多元自治，还需要特别的立法规划布局，运用行政资源并主要引导社会资源，致力于培植中华民族在哲学、诗歌、艺术、文化各领域自由而沸腾的社团生活、学院生活，使中国人在这些领域实现世界级升级和超前发展，并率先产生普遍的综合创新甚至原创突破。在这些人文领域，中华民族尤其需要以高迈超越的导向弘扬人道真理、道德哲学和人格美学，熏染养育公民普遍的主人意识和高贵灵魂。我们的大自由不仅是指个人的自主自由的充分实现，而且是指个人的高贵自由的不断升级跃迁。尤其是，我们要用前所未有的个人自主自由来助推成就前所未有的个人高贵自由。这一切，要用过程和结果端生成的高度人道文明的社会风俗作见证，用不断呈现的天才原创的精神文化产品来说话。
第五部分我的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构想
我们的根本政治主张已经简述如上，我们的理想蓝图和探索创意也已经初步公诸天下。但这些还仅仅属于宏观框架勾列，还有更高、更深的人化宇宙原点性真理及个体哲学真理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即使这些制度操作和一般民间自治得以运作，也型塑不了一个日趋多元扁平的社会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的卓越品质，只能从精神生活的原真自然中内在的生长出来。千年巨变催生的新空间、新能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极限生命探索，呼唤着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哲学来引领人类上升。
哲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享有极品存在的地位。但是，传统的哲学过于简朴，唱老调子唱不出生命的新高度。古老的共同体哲学过度强调集体和威权，从而压抑了个性生长；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文化用高压禁锢和愚民洗脑造就了普遍盲从被动缺乏主体自觉的堕落人格。19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论证市场经济时代新兴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的道德合法性贡献颇巨。但是它先天不足，它的触角仅仅止步于“个人自由优先”学说，而未能提出一套根本的个人主义人生哲学；而且，它还沾染了英国和欧陆一战之后的文明暮气，提倡退守私人空间，回避个人的自由结盟权利和公共社团生活；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倡导者，甚至普遍的把自由理解为谨守不侵害他人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而无所作为，而无视自由天然是一种行动自由，“不伤害他人”仅仅是行动的边线，自由的本质在于自主行动的权利和自主行动的现实，自由的目标在于在自主行动中创造卓越高贵的生命。
生活已经走在哲学的前面，哲学需要追赶上生活，投入生活，在生活的内部集聚能量，实现突破、爆炸，进而用哲学引领生活、型塑生活。在千年巨变中充满了生机勃勃的上升精神的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学习和内化欧美二十世纪老成保守的自由主义，而且需要学习和内化欧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充满理想性和上升性的自由主义。不仅如此，作为哲学的民族，中华民族还有着这样一种内在的需求：把全球时代普世的人道文明、自由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综合集成，在这个综合集成存在内部引发化学反应，从而创造出一种根本的、上升性的、生命性的人生价值哲学。我们需要一场人生价值哲学革命，我们也很幸运的拥有启动这样一场哲学革命的立体资源和历史机遇。
这一人生价值哲学革命的基本目标包括：创立一种能够原理性证明个人的绝对价值存在的哲学，创立一种内在自然自觉的助推个人扩能扩权、充满激情的进行生命探险行动的原动力哲学，创立一种孜孜所求在入世中达到安身立命、高贵超越的终极存在的哲学，等等。哲学思维的特质在于概念思维，这一哲学革命的枢纽就在于是否有能力推出足以在各大基本人道文明要素之间引发化学反应的若干新概念。
这些足以充任哲学革命的枢纽的新概念已经诞生，但是需要我们在猜想与反驳、论证与批判中坚决大胆的把它们推上它们应当占据的哲学原点、核心或巅峰位置，而后进行哲学的理想推演。
这些概念包括：
一、价值存在。
生命是价值存在。自从人类个体由母腹中呱呱坠地，父母看重他，社会看重他，文明看重他，所以他天生很重要。被爱、被养育、被看重，是人生的第一原始事实。对爱我者、养育我者、看重我者作出亲爱回报，则是人生的第一个积极行为。因为有回报爱的情感能力和现实行为，所以他天生高贵。理性不是个体生命天生高贵的首要原因，被爱与回报爱的互动循环行为才是，理性、同情心、同理心仅仅是其中的环节。同情不是生命的第一原理，也不是社会的第一原理，因为他对己太片面，对人太虚弱。自保亦不是，当婴儿对亲他、抱他、逗他的人回报以亲密依赖的拥抱与欢笑时，他的头脑里哪有什么自保的算计！生命的第一原理、社会的第一原理应当是并且一定是被爱与亲爱回报的互动循环，是被爱与亲爱的原始互动，是互爱的能力和现实。
生命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积极情感意识流是生命的本体和基质，是生命的主体本身。我们的积极情感意识流起初仅仅限于和父母兄妹、亲朋师友进行不同分寸的爱的互动，是人类文明通过“价值等级表”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我们把自己“爱周围人”和积极情感扩充到对陌生人的爱、崇高的爱、全人类的爱。文明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诱导我们不断的向生命的高峰攀登，而且同时冷酷的把我们投入激烈而不可预测的价值竞争。对于我们来说，生存竞争已经够冷酷的了，价值竞争却往往更冷酷——假如我们错误的定义了价值，或者愚昧野蛮的反价值、践踏价值，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功利，甚至不仅仅是生命。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存在物中的精神信息和能量。生命价值，简单的说，就是个体生命中值得爱的精神存在。做为人与人之间积极亲密的情感，爱的核心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看重。
在非洲草原上，有“母鹿自投鳄鱼之口以营救幼子”这样令人震憾的镜头被拍摄到。即使在原始人的蒙昧生涯中，也有母亲与儿女之间的互相看重和尊敬。这是拥有高级情感互动能力的高等动物自然的神性和高贵性，人性不过是这一自然的神性和高贵性中得到充分发展的那一部分。由于有他人看重和尊敬，所以诞生了个体生命的尊严。由于精神主体自觉的自尊，即个体生命自身把被尊敬、尤其是自身值得被尊敬看得很重要或者最重要，因而强烈的捍卫生命尊严、追求建立更加值得被尊敬的内部精神存在，所以诞生了生命内在的高贵性。尊重一切人并且首先尊重自己，这是人类个体内在的神性。
由于我们具有互爱互敬的高级情感能力，所以天生值得被尊敬、被亲爱。更由于我们做出了有力的、持续性的可尊可敬可亲可爱的积极行动，所以后天值得被尊敬被亲爱。因此，我们人类个体的生命是价值存在。这是关于生命的第一真理。这一第一真理已经得到了事实证明，而不仅仅停留在规则性的“应该”层面。生命是价值存在——这是文明社会的基础性事实，随着文明的进化升级，生命的价值含金量越来越高——这是文明社会的历史性事实。至此，“人类个体的生命具有绝对的价值”这一命题已经得到了原理性证明，如有异议，请从哲学内部予以逻辑反驳或经验否证。
二、个人主权。
个人的精神人格具有绝对的价值，因此生命乃是不可替代、不可蔑视的存在。现代欧洲存在主义哲学提出的“存在”概念是颇具新意的，其新意在于强调了存在是生命的本位。但是存在主义把“原始选择”树立为存在的重心和枢纽，则犯下了把动物式存在—自由和人类的存在—自由混为同质事物的根本错误。自由选择理论认识到了大脑信息控制活动的本质，但没有认识到人是社会动物、爱与尊重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第一优先性。选择自由只是中世纪意志自由的新变种，意志仅仅是一种物理—心理要素，选择仅仅是物理事实，但自由是道德价值。动物式存在是单纯物理存在，但人类的存在是价值存在。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类个体生命具有主动自觉的存在的自然趋向，存在就是存在得更丰富、更深刻、更高贵。因为文明的本质就在于绝对的以人为中心，绝对的树人为主、催人自主。
个人主权是当今世界最具爆炸力的哲学概念，它表述强调的乃是生命存在的重心和枢纽之所在，意即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得以主动自觉的存在的根本依据之所在。个人主权具有两层含义：个人对自我的身体、精神和生命历程的最高权利，个人对自己所在、所参与的社会共同体所共有的最高权利。与传统的“自主”概念相比，个人主权概念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不仅强调了个人对自身生命的主导掌控的绝对性，而且强调了个人同时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的主权者，它的自主自由是带有社会的权利和资源的，社会必须为它提供文明的保障和积极的服务。个人对社会的共有主权，是一种类似于股份制中原始股东式的精神共有产权，它见证了社会中的个人在本质上是扁平离散结构中的一个独立、能动、原点性、创设性的单元，而绝非所谓有机整体的立体结构中的一个被动、依赖、被决定、被创设的要素或零部件。洛克和密尔所称的“主权的个人”、“个人的最高权利”，即是个人主权概念的原始出处。
个人主权彰显了个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绝对主角、绝对主人的地位，它是带有实质能量的，它表明个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社会能量体的驾驭者，主权者一动，山呼海啸。自米兰多拉以来的人生哲学家都谋求大力张扬个人以其自由意志享有宇宙中心地位。但如果缺乏道德和法律上的自尊主权，如果不携带现实的、社会性的权利和资源，个人的“宇宙中心地位”就仅仅流于一种自我夸大的主观幻觉。正是个人主权，也仅仅只有个人主权，才使个人的“宇宙中心地位”成为现实可能。
过去的观念派哲学往往把“自我”理解为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大我”。个人主权理论则强调，个人主权的实质即是道在我身、文明在我身。正是人道文明把每一自我树立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为自我赋予了超级能量；由于拥有个人主权，自我乃成为客观现实中超能的“大我”。个人主权是对“大我”最有力的支撑和张扬，主权的“大我”与卑微之我、依附顺从之我、消极认命之我是截然对立的。“平凡中有一些伸向天空的光柱，证明人类有着较高的天命。”由于我是社会当仁不让的主人，我才有资格、有能力、亦有使命以天下为己任，把整个宇宙扛在自己肩上，向着文明的高峰步步攀登。所谓“自由先于本质”的说法乃是一种把自由与本质人为割裂的错误认知，因为个人自由是个人本质的核心要素之一，当我现实的运用我的主权自由之时，即是我的本质现实的展开之时。在我肩负人道文明的天命勇敢无畏的进行艰难的生命历险进程中，我创造了我自己的本质。个人主权支撑了个人精神人格的自尊性，对于自我本身而言，只有我现实的建成了主人意识、现实的展开了基本的主权自由行动，我才拥有真正的自尊。使我顶天立地的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使我激情万丈的投入生命事业的，使我坚忍不拔、愈挫愈奋迎接各种挑战与危险的，使我在功利或道德层面朝着卓越和高贵步步上升因而充满自信、自尊和自豪感的，正是我的个人主权。
三、终极觉醒与道德勇气。
什么是本质？什么是人的本质？
本质是“存在的存在”，即个体存在因。它是使一个事物的存在得以持续发生的内部核心机制。人类个体生命是高度复杂的物质能量信息空间结构和时间过程秩序的系统集成，其本质即是使个人的肉体存在、精神存在、价值存在得以持续发生的内部核心机制。
本质即个体存在因亦即内因，是上古哲学也是所有时代哲学中最美丽、最深邃的概念之一。生命的本质在个人运用主权自由而行动之际就已现实的铺开，并层叠累进。生命最神奇、最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存在可以主动产生存在，生命可以自觉形塑生命，自我可以探索无穷可能，发动无穷的生命冲击，原创光芒万千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价值。
个人为自己设定的人生价值，一般被称为人生目的。“自由以目的照亮存在。”只有价值的太阳才能照亮平凡的生命，在使生命放射光芒之前，你心中得首先拥有价值的太阳。
价值的太阳即理想的自我、理想的文明等人类理想，它首先存在于人类精神世界的上空，要认知它的真理性并把它内化即化归己有，个体精神须有摆脱平凡和蒙昧的系列觉醒。
有一种觉醒，被称为大觉醒或终极觉醒，指的是个人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从而追求超越死亡的最高生命意义。作为价值存在，人的生命天然具有意义，但是死亡的压力可以被建设性的用以推动个人追求终极的意义、极限的理想的存在。死亡的压力让人处在深刻的内在不安中，敢正视这一深刻的内在不安使一个人从麻木、被动中彻底警醒，由大梦走向大觉。死亡的压力引爆了人生全局性的觉醒和奋发，这是生命在最大的荒谬尽头诞生的最大的理性。
在无限浩瀚的宇宙面前，个人的确渺小，尤如沧海一粟；但是生活在人类文明家园，我与父母师友和人类同胞的热血互动、我的自尊人格和个人主权等精神价值存在是绝对的——用人道真理来对冲自然的孤独感、虚无感，升华出自觉的宇宙意识，这是人类理性思维中最大的反转。
大不安催生了大希望，万古愁蕴藏着万古机。问题在于：生命有没有能力拥抱大希望、内化万古机？有没有能力把理性的反转化为现实的生命冲动、生命行动，把追求理想的生命、理想的文明树立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目的，以此寻求摆脱平凡、超越死亡，走上形塑高贵神圣的生命这一伟大的激情探险之路？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已经超出了知识的范围。人类的理性知识本身是不足以生成生命行动的内在驱动力的，能够如此的乃是一种与理性不同的高级精神存在：生命勇气。
孔孟等哲学家为中国人提供了大目的、大理想等生命导向：普施仁爱、匡扶正义，向着高贵君子、英雄圣贤等人格巅峰步步攀登。但是，他们所突出强调的高级精神品质“仁义礼智”，却战略性的移动了“勇”。当他们的思想体系在宋明时代成为统治性的制度理念和主流的人生价值哲学时，就催生出颇为严峻的负面文化效应。但是，“勇”在生命中具有与“仁”同等的重要性。勇是行动的发动机，勇的本质即是主动推动无惧风险的行动的内在精神力量，勇的高级状态是生命勇气、生命大勇，它不同于蛮勇和“无知者无畏”，而是把担负人道文明使命、追求高贵神圣的生命作为人生的目的，并坚决持续、不惧风险的推进其实现。这已经潜在的肯定了自我拥有奉天行道的个人主权、拥有配得上享有高贵神圣的生命的自尊人格。所以，生命勇气实质是在驱动个人以自己的生命历程验证这些人道真理，在此意义上，大勇本身即是大人的一部分。而个人一旦坚定选择了这一人生道路，又见证着其生命宁愿承受追求理想生命、理想文明的伟大冒险行动中的种种偶然组合的荒谬，也要超越和压倒死亡的荒谬，这正是生命最大的智慧所在，在此意义上大勇同时又是大智。
知识与行动之间隔着一条河。知识者在河这边，行动者在河那边，要跨过这条河甚为艰难。勇敢是由知到行的转换枢纽。经验告诉我们，智慧者往往费尽心力也无法成为勇敢者，但勇敢者只要在行动中开放胸襟、努力学习反思总结，就较易获得智慧。而且勇敢本身大大有助于解放智慧，勇敢者独享的行动机会会刺激其极限开发潜能，养育出卓越智慧。知与行之间的这条河，似乎可以把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智慧者阻挡在河这边。而对于勇敢者来说，他的选择往往是，首先过河再说。
生命的本位是行动，行动的生命才是生命的重心。知是行的一部分，而非行是知的一部分。知只局限于大脑内部的因果活动，它是单一的、片面的、黯淡的；行是包括大脑在内的生命整体在地面上的因果活动，它是立体的、饱满的、生气勃勃变化万千累进升华的。
为了“我要”的人生，为了活出人味，自由、主权的生命的第一责任就是主动行动，就是过河！过河！！“生命之树不是知识之树。”
目前中国的自由民主思潮已经基本渡过了早期启蒙阶段，其潜在认同者可能当以亿万计，但是在自由思想阵营内部，普遍存在着“不敢过河”、“无意担当”、“生命激情匮乏”等人生价值缺陷。由于专业分工，专司生产和传播理论文化的知识阶层历来不以经验行动见长；而我们的传统儒学这一自然勇气的有意贬抑，亦颇无助于培植我们民族精神文化传承者普遍的生命勇气。更深层的原因是，近四百年来野蛮专制力量对中华民族元气的屡次血腥屠杀和酷烈打压，尤其是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实施的系统性的高压禁锢愚民洗脑统治，已经使人们普遍产生了政治恐惧症，限入奴性、堕落、麻木、盲从状态难以自拨。我们民族的灵魂已经生病。而肩负着治疗民族灵魂重责的知识阶层，包括众多的自由思想人士，亦普遍染上一定程度的道德人格萎缩症和精神力量匮乏症，本身也需要治疗。
正在向我们步步逼进的这场千年政治巨变、文明巨变，其主导者、主创者不可能再是传统的精神贵族，而只能是一代自由、主权的公民自己。对他们中的活力人群来说，数十年来不断扩展的经济自由养育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已经让他们朦朦感受到主人意识、主权人格的高贵，但他们还未能、亦未敢用自己的生命来拥抱并内化这一高贵的精神存在，他们与这一高贵还隔着一层纸。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理论启蒙，而是普遍焕发为自由而战的个人生命勇气，通过不断的良心起义和精神人格爆发来坚决的突破这层纸。为自由而战的生命勇气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勇气，道德勇气是生命勇气中最重要、最高贵的部分，是公民个人用于驱动自我奋起反抗压迫、捍卫自由、用生命担负人道文明全局使命的内在精神力量。道德勇气的实质即是个人主权人格的精神现实，中国哲学家孟子曾经用“浩然正气”来指称它，我们常说的“生命元气”实际指的也正是它；用西方人文主义语言来说，它是存在于我们肉体生命内部的宇宙精华，标志着个人身上的神性。这一代中国公民个人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解放和养育这一代表人性高度的核心精神力量，而帮助实现这一雄伟壮丽目标的人生价值哲学革命，遂成为最强的时代呼唤。
这场人生价值哲学革命的核心，即是揭示和高扬个人主权人格的人道真理性，激励公民坚决的运用个人主权，点燃引爆自我强大的道德勇气，去充分的、极限的发展人性中更高级更高贵的生命冲动。一切人道真理，首先是要你自己站起来，人格上站起来就是行动。作为生命行动的第一步，公民个人需要用主动、实在的道义行动向自己、向社会证明自己的道德良心，证明自己已经“过河”，已经尊严的主权的站在自己的国土上。
首要的道义行动乃是说真话，行直道。要在公共空间说真话。说真话是道德良心的直接见证，说真话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要敢于说出真相、说出真理，敢于刺痛专制者的敏感点关节点，刺破其愚民洗脑术，帮助更多的人觉醒和奋起。要用过河卒精神步步扩展“真话空间”，瓦解极权体系为民众布下的“迷魂阵”。既使遭遇逆流狂飙，也绝不轻言后退。现代公民不能仅仅以“不害人”为底线，争自由的主权者真正的底线应当是帮助先行者守住后方，绝不传播恐惧。知识者在帮助治疗民族灵魂时，首先需要努力驱除弥漫于自身的那种夸大危险、放大恐惧、把自己吓得胆气越来越小、令活力人群迷茫犹豫的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