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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恐惧而自杀的两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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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老人都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审讯和批判的,他们清楚如果不接受这些罪名,他们会面临严刑拷打,而一旦承认,他们又会无休止的参加各种批斗会,站在台上接受打骂和各种凌辱,因此,他们选择自杀,用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来保护自己。

第一位死者叫官用民,于1966年4月投水自尽,死时年龄为55岁。(严格的来说官用民自杀的时间是在文革爆发前夕,这时农村还处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以下是他死了二十年后即1986年3月中共东溪乡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关于官用民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死者,官用民,男性,现年75岁(死时55岁),文化程度高小,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家住东溪乡章刘村委会都里村。

"解放前"官用民在十九岁的时候因与家里赌气跑到波阳去当了国民党的兵,在部队里有18年,曾担任过付连长职务,后退伍回来在皇岗伪乡政府担任过付大队长一年多时间,后在(现农机站)遇到国民党十几名当兵的,他把这些兵带到了皇岗,并缴获了十来支步枪交给了解放军,解放军认为他做了好事,就吸收他参加了解放军约三年左右,后就回家参加生产,还到东溪石板桥看守过山,据被调查人反映在解放以后基本上没做过坏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份的一天晚上,原河东公社付社长胡长春、工作员刘增生、大队刘梓贵等五人到都里村把官用民捆绑带到公社,关在油坊房内,据官用炳(官用民胞弟),带走官用民的第二天,他的爱人送被子到公社去给官用民(因官用民是单身汉),官用民对我爱人讲:“他当过国民党的兵,历史问题是没有办法讲,现在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还讲他到郭公山开过黑会(因他到东溪石板桥看过山),他确实没有做过此事。”据当时担任值勤任务的河东大队民兵营长张兆林讲:主持审讯的是原河东公社武装部长程有清、河东油坊厂长邹坤龙两个人,一共审讯了二、三次,但是没有动过任何刑具。但是由于值勤人员思想麻痹,认为官用民没有什么大问题,关他的房门也是未上锁的,官用民由于思想过于紧张,又怕回去丢面子、烈古,不如一死了之,于是他趁值勤人员吃夜餐之机,偷出去了,跑到河东油坊背后坑里投水被淹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尸体。

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因当时担任审讯的程有清、邹坤龙二同志均已死亡,具体情况是无法再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官用民因历史问题自己投水被淹死,我们意见不予追究责任。特此报告。

调查人:陈贵主、张春玄

经党委审核同意调查人意见中共波阳县东溪乡委员会86.4.16】

第二位死者叫刘锡灯,于1970年农历二月初九在家自缢身亡。以下是1986年3月中共东溪乡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关于刘锡灯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死者刘锡灯,男性,现年81岁(死时65岁),家庭出身:中农,"解放前"一贯种田,家住本乡新屋下村委会山家村。

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根据当时进驻新屋下大队的工作组意见,放在山家村召开了一个群众批斗大会,由工作组员伍金生同志主持会议,批斗对象是刘锡灯。在批斗会上主要是要他交待在"解放前"当“股房老板”和参加“兄弟会”的历史问题,当时只对他挂了一个黑牌,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并没有对他实行任何刑具和逼供行为。会后由于他自己思想过分紧张,一怕自己脱不了身,又怕连累子孙,于是,就在第二天一九七零年农历二月初九日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在自己家房中上吊而死。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因追查刘锡灯的历史问题,进行了一般的批斗,没有用刑,所以不予追究他人责任。

调查人:陈贵主、张春玄

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五日

经党委审核同意调查人意见中共波阳县东溪乡委员会86.3.26】

刘锡灯的儿子所写的《关于我的父亲刘锡灯在“文革”期间不正常死亡的情况》中也提到其父死亡的情况:

【正当广大干部群众都怕搞到自己头上来了,怕要戴“大帽子”成了反革命、右派等等,一片人心慌慌到处混乱之际,我村工作队于二月初八(农历)召开了全村群众参加的批斗大会。会场设在原刘起先生的学堂屋内,一片所谓革命口号声中,把我父亲带上了“台”,说什么我父亲送走了刘兴。刘兴是反革命,我父亲也是反革命,如不老实交待就没有好下场。(其实,当时刘兴已被政府抓住了,放在皇岗受审,有案可查)

当夜散会回家,我父亲一夜未上床,一个劲地抽烟,思前想后,唉声叹气。由于胆子小,怕挨打逼迫承认成了反革命,连害儿孙,为此上吊自尽而死了。终年65岁。】

一个投水而死,一个自缢而亡,两个老人用这种方式结束了人生。根据调查报告所讲述的内容,他们本都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大事,也没有多大的罪状,在审讯和批斗中也没有使用刑具和发生逼供行为,其结论是他们都是因为“思想过于紧张”而自杀。“思想过于紧张”一说,实际上是将他们的死归罪于他们自己,别人没有责任,时代没有责任,政府更没有责任。是什么让他们“思想过于紧张”?以他们的年龄,他们已经见识过“专政”的铁拳有多狠,他们肯定见过土改运动时痛打“恶霸地主”的场面,听过镇反运动时枪毙“反革命分子”的枪声,他们可能不止一次去参加公审大会,以他们的出身(一个是贫农,一个是中农)也还有可能上台去控诉过或打过“四类分子”,有这样的一种阅历,他们“思想”能不“过于紧张”吗?

“不予追究他人责任”,再盖上一个大红的官印,官用民和刘锡灯的两条命就这样白白的丢掉了!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故纸中的故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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