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挥起了反对政府腐败和争取自由的旗帜，吸引了无数寻求民主的支持者，但最终以血腥的天安门大屠杀告终。
这场大屠杀引发了全球的强烈抗议，使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暴行。从那时起，中国无法摆脱国际社会对其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和制裁。
然而，在过去的34年里，中国共产党并不仅仅是渡过了天安门危机，而且还建立了实用主义“软实力”，对自由民主作为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的原有共识构成了重大挑战。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民主世界又应该如何回应？
天安门大屠杀使普通中国公民感到恐惧，同时也在共产党政权内部引发了危机感。中国的统治者在当时面临着一个已经改变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前所未有的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怀疑。苏联和东欧集团的随后崩溃加深了中国官员的困惑，因为他们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会是下一个溃散的政权。
当西方在是否将与中国的贸易与其人权记录挂钩上犹豫不决时，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于1992年展开了他著名的南巡，推动中国的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共产党官员很快意识到三个现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是否掌权无关；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共产党维持地位的唯一希望；为了维持其政治专制主义政权，共产党将不得不赎买国内精英，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并诱使外国精英通过市场机会对中国的人权记录保持冷漠。
随之，中国官员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贿赂和追求奢侈待遇。曾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的共产党精英要么成为了追求快速致富的资本家，要么成为国内外资本家的牵线人、庇护人和支持者。
正如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政治权力与资本运作“共舞”。很多因素包括低工资、低人权标准和宽松的环境监管结合起来为国内外投机资本家创造了“黄金机会”。
总的来说，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是短暂的。随着与中国的贸易与该国的人权记录脱钩，关于如何处理天安门后的中国的辩论转向了“通过贸易实现改变”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后者将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从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通过贸易实现改变”的政策造成了集体囚徒困境，每个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都根据自身狭隘的自利行动，不顾长期后果，更不会考量中国人民的福祉。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在中共一党政权的领导下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当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技术和国防领域迅速追赶美国，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奇迹”。
而习近平远比前任领导人更雄心勃勃，并对“中国奇迹”寄予厚望从中获得信心，并将其作为一种软实力，使他能够抛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公开行使强权，挑战全球自由价值观，以实现双极世界秩序为目标。
在他执政之前，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后的领导人试图创造和扩大一种不同的人权理论，以宣传为目的推广儒家思想，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将中共描绘为“传统中国文化传人”的形象，而是图创建中国的软实力。在类似的思路下习近平也努力推动中国的政治宣传，如“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倡导“讲好中国的故事”，以符合政治专制主义中共需求的方式呈现中国的历史。
然而，尽管这些努力在赢得全世界人心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成效，但毫无疑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大大扩大了其全球影响力，向世界的每个角落进军。导致这个现象的答案就在天安门屠杀之后的“中国奇迹”之中。
天安门大屠杀使中国偏离了一条持续经济发展可能带来自由化政治改革的道路，违背了前中共总理赵紫阳和其他开明领袖在大屠杀之前的设想。相反，天安门事件后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刻意的、统治利益集团主导的国家政策，与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的“自发的发展”不同。这种方式使得现有的政府统治结构能够吸收最有才华和雄心的社会精英成员。
这意味着中国闪耀的经济增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共政权一方面维持人民的恐惧使民间对权力的制衡缺失，一方面鼓励他们特别是其精英阶层不问政治、不问是非，并尽可能赚更多钱。这种方法确保了短期内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在低人权和低道德的情况下展现了高效率和高竞争力。
就此“中产阶级会带来民主和人权”的预测在中国最终失败，因为中国中产阶级这个时期的成功归功于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特权关系。
在天安门屠杀之后这种赤裸裸的务实主义获得成功的动力下，中共此后利用这个实用主义的“软实力”支持中国的持续崛起和扩张，并与美国竞争。这种专注于经济利益无视价值观和道德的“软实力”可以描述为：忽视人权+鄙视民主价值+金钱。
中国的务实主义“软实力”对欠发达国家特别具有吸引力。在与非民主国家谈判“一带一路”协议时，中共不在乎目标国家的人权侵犯、政府腐败或宽松的环境监管，因此道义正直的民主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竞争。正如前美国官员拉里·萨默斯所说的那样，他引用了一位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话：“从美国，我们得到一场讲座；从中国，我们得到一个机场。”
最近，中国在以务实主义“软实力”为基础上取得了一项重大外交胜利，成功地斡旋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和解。借助这一势头，中国现在希望继续展现其实用主义的“软实力”、以自身利益为导向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然而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方法对中国在发达民主国家的回报非常有限，但是，北京面对民主国家，越来越经常地直接进行经济胁迫。不幸的是，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对中国的经济都过度依赖，以及对中国市场的迫切需求，阻碍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更坚决和一致的回应。
因此，为了与中国的务实主义“软实力竞争并战胜它，我们需要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北约，以服务于全世界的民主社会，作为一个捍卫所有成员的同盟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将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置于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推广的核心，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舞台上所取得的任何收益都只会增加其在国内外的专制政权控制能力的规模和范围。但是如果去年的白纸运动-一场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首次全国抗议活动-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管中共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渴望自由和民主。因此中国的变革是可能的。
而国际民主力量可以通过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务实主义“软实力”作斗争来支持这种变革。
原文发表在英文刊物，Politi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