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二为曾昭燏
1909年刚一开年，湖南双峰县荷叶镇万宜堂，一个小女孩就迫不及待地降临曾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就是后来中国首位女性考古学家曾昭燏。
曾家是中国近代史上排名前列的名门望族，曾国藩的大名无人不知。曾昭燏的曾祖父曾国潢就是曾国藩的大弟弟。这家人读书比长房还牛，轮到曾昭燏这辈，兄妹七人，大哥曾昭承是美国哈佛大学硕士；二哥曾昭抡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中科院院士；弟弟曾照杰是上海大夏大学学士；几个妹妹，要么医学博士，要么西南联大毕业。
曾昭燏自己，5岁接受启蒙，12岁入长沙女校学习，20岁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后留学伦敦，获考古硕士学位。
留学期间，曾昭燏结识了傅斯年、李济等人。李济大曾昭燏13岁，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他在1928年至1937年，主持了震惊中外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对于曾昭燏来说，李济要算前辈级的人物，是中国考古学之父。
数年后，曾昭燏让李济刮目相看，发现这位个子不高的女性，原来也是考古学界的翘楚。
1938年6月3日，是曾昭燏研究生毕业典礼的日子。还在此前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陷入战火，南京失守，大学纷纷内迁。几天后，曾昭燏收到大哥曾昭承的来信，劝说她不要现在回国。但一番考虑之后，她还是放弃了可以在伦敦攻读博士的机会，毅然选择了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
这一年，她辗转来到西南联大，和吴金鼎一起在大理的苍山先后发掘了马龙遗址、龙泉遗址、白云甲遗址等5处遗址，获得了震惊海内外的考古发现。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运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锄头考古”活动。在此之前，云南省还是一片尚未被开发的处女地，曾昭燏等人的出现，具有史无前例的意义。为此，考古界将其发现命名为“苍河文化”，以苍山洱海作为见证这一考古界的奇迹。
凭借着出色的考古能力，1941年2月，曾昭燏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全力组织了四川彭山县东汉崖墓的考古发掘，并撰写了《从彭山陶俑中所见的汉代服饰》等论文，篇幅多达数百万字。1943年，她与李济先生合著的《博物馆》一书，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的奠基巨著。
1946年，曾昭燏回到南京，抗战西迁的文物也随之归来，她开始主持文物整理和博物馆复建工作。后来，随着内战升级，战线南移，国民政府计划退守台湾，拟将博物院文物悉数运往海峡对岸。曾昭燏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她对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说：“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她还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将此前运走的文物运回到大陆。在她的据理力争之下，追回了一些文物，其中就包括历史课本中的司母戊大方鼎。
关于这次文物迁台，还在1948年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便已决议挑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受命参与押运。与曾昭燏不同，在李济看来，只要打仗，文物就会受损；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国哪个地方都可以。几年前俄国人出兵东北，打进长春时，溥仪带去的故宫国宝被劫掠一空，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所以，文物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这种近似“没有立场”的姿态，为他招来了一些骂声。
李济把要搬家的消息告诉了儿子李光谟：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李光谟犹豫再三，但还是跟着父亲去了台湾。李光谟是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因生病休学在家。他1947年就参加了学生运动，他觉得共产党带领民众走的路是对的。父亲想了些办法让他进台大。当时傅斯年还没有担任校长，台大说从外校转来的学生，年级要降两级，还要补一年的日语。同济的课程原本只剩最后两年，于是李光谟决定还是回上海完成学业。
1949年2月22日他离开台湾时，母亲把他送到了码头，父亲头天晚上就说好了不来送的。李光谟回到上海后，发现情势变得太快，两个月后入台开始受限。父母一天一封电报催他回家，五六月份，李光谟收到母亲来信，让他回台湾商量出国留学的事情，同时寄来了买好的机票。当时一般人根本买不到机票，李济找到傅斯年，傅斯年想了很多办法才弄到了一张。见到机票，李光谟有过一番犹豫，但最后还是原样寄回了台湾。他回信说，自己决定留下来，“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将来“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李光谟都能领到一小笔钱，那是李济托朋友把自己的讲座津贴转给儿子的。不过李光谟没按父亲的心愿学医，而是考入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转学俄文，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服从组织安排，从事于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
几年之后，李济在香港碰到那位朋友的女儿，她告诉李济，李光谟去了北京，娶了太太，生了孩子。
因为父亲的关系，李光谟受到影响，被要求退党。为了在被劝退后恢复党籍，他在“总结”、“报告”中总要写一点关于父亲的事，但他从未批评过父亲治学和为人处世的态度。这一点与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在报上大骂胡适有很大不同。
那时候，就连曾昭燏这样的考古专家，与政治毫不沾边，也不能不违心地表达态度，加入到谴责祖宗的行列中。但是，当她看到原本在历史上光彩夺目的曾国藩，被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定性为“汉奸刽子手”时，她愤怒了。她在发言中疾呼：“说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我们认了，但是说曾家是汉奸，这无论如何无法令人接受——曾家自曾国藩以下数百口人，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过丝毫犹豫。”说曾家是汉奸，无异血口喷人。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二哥曾昭抡就遭到了迫害。作为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的著名“六教授”之一，他被划为右派，并撤销其教育部副部长职务。二哥是曾昭燏心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也是曾家引以为傲的学术典范。二哥的无妄之灾，让曾昭燏悲愤莫名，渐渐陷入抑郁而最终走向绝望。
而几乎就在同时，胡适应蒋介石钦点，在1957年11月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其后4年的任期内，他“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蒋梦麟语），使台湾的学者在精神上感到了满足，也使国际学术界注意到了台湾的工作。4年后他于任上去世，在葬礼上，李济送了一副挽联，上面写了三句译自英文的话：明天就死又何妨？努力做你的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这也是李济拿了胡适自况。
李济一生，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的贡献，无人能及。还在求学时，他已经是个学霸。1918年，李济由清华学堂选送留学美国，这一年他24岁。在接下来的5年里，他拿了3个学位：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最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1923年李济学成回国，在南开大学当了两年教授。之后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李济资历稍浅，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于是聘其为“特约讲师”，但月薪400银元、助教一人、研究室一间的标配，与四教授持平。
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李济后来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1928年，以发掘安阳殷墟为目标，李济领导了这场考古工作。他和后来加入的梁思永（梁启超之子），在小屯、后冈、侯家庄等地进行了15次发掘，以现代考古方法和观念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和台湾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几乎是两岸考古界所有的领军人物。李济的发掘证实了商的存在，使中国的信史得以上推数百年。
如此开拓性的辉煌，理当被人铭记。却因为他去了台湾，大陆这边，李济的名字逐渐被人刻意遗忘，偶尔出现也是在“批胡适”等运动中作为批判对象，他主持殷墟发掘的功绩，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就只剩下一句：“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心胸之狭窄，恨意之深入，是完全地不讲学术风度了。
而在台湾，随着傅斯年应征出任台大校长，他把来台几乎所有学者及教育界人士聘请到台大。李济也应邀在台大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使职业考古学家的训练第一次列入中国大学的计划。
1955年，李济接替董作宾担任了史语所所长，这一做就是17年。当时的环境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但在李济的坚持下，史语所成了“中研院”惟一不搞政治活动的机构。
在所长任上，李济主持出版了26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5大册《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19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学术成果煌煌。
1959年秋，李济夫妇应邀赴美做学术访问。得知这一消息，大陆方面策划了几种在途中与李济“接触”的方案，打算借“约请参观访问”的名义，寻找机会把李济留在大陆。
为配合这一工作，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被叫来劝说父亲。这是离开台湾11年后，李光谟首次接到的特殊任务：去见见你的父母。
在珠海的一间会客室里，两代人久别重逢。李光谟后来回忆说：“他们都退出去了，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谈了有一个钟头吧，我父亲多的也不问，他就问问家里的孩子。我就拼命讲他认得的那些人，夏鼐怎么样了，陶孟和怎么样了，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我那个时候很穷，按这里给我准备的，穿得好一点。我的情况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见我们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当然就见面了，那会儿他们都在北京等着，随时准备去，说要是老先生多呆几天就见到了。”
“后来就吃饭，一餐非常丰盛的饭。那时候还在困难时期，我记得是把我从农场里头抽回来的，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老乡的两个玉米，生的，啃着回城的。我不记得那餐饭吃的什么了，但是记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没见过了。我父亲也是爱喝酒的人。他喝了两杯，说不错，挺好。后来他们走的时候，我前后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员。事先就跟我说了，千万别过那条线，就是地上划的，用颜色标了一下的边界线。当时我手里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没见着的水果了，我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说你带着路上吃吧。我就想递给她，结果走到边界线了。旁边的人示意，指指那条线。他们过去了，我不能过。”
对于这次统战，大陆方面提出了3个方案：留在大陆居住和工作；去北京及各地参观访问，往返自由；去广州与家人以及考古界人士会面，往返自由。这3个方案都被李济拒绝了。
没有人知道，如果李济回到大陆，文革时会遭遇如何一种景象。
而曾昭燏等不到文革发生，就已经心灰意冷了。不断的身心折磨让她疲惫不堪，无休无止的检讨导致考古研究被迫中断，她没有余力再思考其它，只能痛恨自己无能为力。
就在她确定不再贪生的那年春节，她参加了民主党派的座谈会，会间一派祥和，大家兴致高昂地讨论着天下的大好形势，只有她默默丢下一句：“我看你们都是佞臣。”说完便起身离去。
1964年12月22日，她穿戴整齐，带着几个苹果，让司机送她去灵谷寺。她面色平静到看不出任何端倪，下车时，她把苹果给了司机，告诉他慢慢吃，自己过一会儿就回来。然后登上灵谷寺塔，从66米高的塔顶纵身跃下。人们在她放在车上的大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死，和司机无关。这一年，她55岁。
而十多分钟前，她还在茶室小憩，并要来一张纸片，神色平静地写下了几个字。然后将大衣交给身旁的司机，轻言细语地说了一句：我去散散心。
她已经生无所恋，不愿再苟且贪生，所以走得义无反顾。她的死，并没有激起波澜，甚至没有新闻，没有讨论，没有送别，也没有追悼。惟墓碑上写着：南京博物院故院长曾昭燏之墓。
此时在台湾的李济，正埋头于学术研究，不知老之将至。1977年，81岁的李济最后的生命之作《安阳》出版。1979年7月14日，李济对宋文薰说，他正计划写一本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的书。二十多岁时，他在自撰的简历中写道：“我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寻找“中国人的始源”。
半个月后，李济心脏病突发，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天，他在大陆的孙女儿在房间里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以为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3个星期后，李光谟收到海外寄来的讣告，一看父亲去世的时间——上午9点半，正是女儿摔跤的时候。
李济比曾昭燏大13岁，却晚走15年，直到临终前，还在计划著书立说。而曾昭燏正当盛年，却被迫中断研究，无法写作。去留之间，竟大到决定人物生死，又岂止著作而已。
惟两人情操，不分伯仲。
李济一生发掘、保管文物无数，遗物里面却没有一件古董，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赠送的三两件仿造艺术品。他一生谨守自己当年立下的规矩：考古工作者不藏古物。
作为中国考古界文物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曾昭燏没有用过特权，她领导过的南京博物院一直有条明文规定：本院做考古工作者，绝对不准私人收藏古董。
参考资料：施雨华《李济：失踪的大师》；《曾昭燏：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一代女杰曾昭燏》；百度百科李光谟、胡小石、李济条目等。
2020-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