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公有领域）
今年（2023）6月的某日（未知生日）是“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诞辰300周年，出现了一些怀念文章。有学者以“300年后，亚当·史密斯仍然不可或缺”歌颂之，个人更认为在此存亡危急之时，“今天的世界更需要亚当·史密斯”。
史密斯的思想体系
亚当．史密斯并非一开始就钻研经济学，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The Wealth of Nations）这一本经典钜着，竟让他被尊为“经济学始祖”。
根据已故的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河合荣治郎教授的研究指出，史密斯终生一贯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观察人类如何从野蛮时代演进至文明时代，研究此演进的学问、法律、政治和其他一切要素。为了完成此一伟大的计划，史密斯的研究领域范围极广，让世人不得不惊叹于史密斯的博学。从史密斯的《原富》之附录“语言发达史”得知，他还有未定稿的天文学史、与此有关的古代物理学史、关于古代论理学、哲学，以及绘画、音乐、舞蹈、诗剧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文献。企图以这些资料编撰成一部人类文化史，才是史密斯毕生的意愿或目标，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两所大学所讲授的讲义，只不过是此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已。
史密斯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的是修辞学和文学，一七五一年任教格拉斯哥大学时，先是讲授道德哲学，之后改教伦理学。他虽讲授伦理学，仍以修辞学和文学为主，而道德哲学的讲义划分成三部分，一是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二是伦理学（Ethics）；三是法理学（Jurisprudence）。史密斯在自然神学中，论及神的存在及其属性，又好像是在叙述宗教心理。他在这一部分的讲义并未倾其心血去完成，而后人也很少提到这一部分。
关于第二部分伦理学，就是史密斯在一七五九年出版的《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这一本书，该书将道德的起源归诸于同情（sympathy）。至于第三部分法理学，就是肯南（Edwin Cannan,1861~1935）在一八九六年出版的《法理学讲稿》（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是史密斯在一七六三到一七六四年的讲课内容，由正义、政策、岁入、军备和国家法五章所构成。其中的正义和国家法两章，大体上承继其恩师哈奇逊(Francis Hucheson,1694~1746)的“自然法”讲义中的“私权”（ private rights）和“政治”（politics）而来，但政策、岁入和军备却在哈奇逊的讲义中遍寻不着。不过，哈奇逊论私权部分，有着“关于财货的价值或价格”（Concerning the Values or Price of Goods）这么一节，哈奇逊在该节中论述物价涨跌的原因和货币的特质。依肯南的这个说法，史密斯最初将哈奇逊的这部分，以“政策”（Police）这个新题目讲授，这也是史密斯与经济学的初接触。此后，史密斯就越来越努力研究经济学，逐渐扩大并充实这一章：论人类的欲望、讲述社会的分工、谈利息和贸易。再加入岁入和军备两章，就以这三章作为日后《原富》的基础。所以，史密斯就是将法理学里的政策、岁入及军备三章予以扩大、充实，终而写出《原富》。
史密斯与经济学
身为道德哲学家的史密斯，为何会对经济产生兴趣并且深深投入其中？如上文所述，史密斯终生一贯的研究目的，系在于想作一部完整的人类文化发展史，他在研究社会进化的事实中，发现古代与近代对于财富的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希腊罗马时代，认为财富是堕落国民品性的东西，因而极力予以排斥，如斯巴达立法排斥贵金属，就被誉为古代最完美的立法。不过，近代国家的政策则完全相反，不但不欢迎贫困，而且想方设法唯恐不能增加国民的财富。近代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无一不是依赖丰富的财富，而民众自由独立的要求，当然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而促进知识的进步以及普及所致。人民之所以能够获得印刷品，乃因他们的经济环境有余裕之故。
亚当．史密斯深觉财富的增加，对于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性，因而认为，对于人民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参与立法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他们参与构成政权与否的问题，而是政策本身的问题。史密斯识破能够增加财富的政策，远比空虚的政治论，对于人民的幸福，更有直接的关系。史密斯在研究文化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财富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影响最大，于是引起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浓厚兴趣。
简言之，亚当．史密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志于研究经济学，偶然的机运使其进入经济学的钻研，且最终托其而使生命不朽，就像使徒保罗到大马士革，并非为了浴受耶稣基督的神光，乃因偶然浴受圣光，于是发现神的王国。史密斯也是无法违逆命运的安排，浸淫于经济学研究，终而完成巨著《原富》。
从经济学在史密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史密斯研究经济学的过程，可以得知“财富本身并非目的”，史密斯认定财富不过是人类生活目的一个手段而已。所以，史密斯认为财富对于人类文化生活影响极大，才开始研究财富。如果我们说，研究财富对于一个撰写人类文化史的计划者，对于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律学的研究者，乃是必要的也无不可呢！正统经济学将财富本身视为目的，是从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功利主义入主后才有的。对于史密斯来说，财富只是生活的一种工具，而生活才是终极的目的。
亚当．史密斯长于综合之才，一方面把以前各流各派的思想兼容并蓄，另方面为多数河川注入其中，复又从其流出，因而被公认为“经济学的创建者”或“经济学始祖”。其实在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史密斯被归为“古典学派”，该学派也由他开始，而近代经济思想史中，若非祖述或修正这一学派，就是对这学派的反动。在这学派之前，至少有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的出现。
古典学派从亚当．史密斯开始，经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自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原富》出版到一八四八年密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行的七十年间，是古典学派昌隆的时代。这个学派的每个学者，在研究方法和个别学说上，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但有一共同点，就是决不以史密斯的反对者或批判者自任，而是以继承者或集大成者自期，并且以遵守“自由经济”（自由交易）为原则。
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究竟哪一点比以往的经济学高明呢？近代的国家成立时，政府为了壮大声势和对外战争，所花费的费用颇钜。以往的战争，是临时征召诸侯臣下的军队应付的，但这样中断人民的生活不是办法，因而逐渐设置一定数目的常备军。而战争方式也与中世纪时大不相同，当时决定胜负的已非英勇敢死的骑士，而是更精锐的武器，这使得政府的支出大为增加，且与日俱增。如此，只凭以往君主的特权收入—诸侯的进贡等收入，是不敷使用的，因此，只有诉诸征收人民的租税这一途。而欲向人民征税，就得让人民的财富增加，于是，增加国民财富就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而如何使国民增加财富，也就成为近代国家的政策，这就是所谓“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所以，经济政策是以征收租税为目的出发的，而经济学是从政府的租税政策产生的。
这种政策自中世纪末期至十八世纪中叶，前后共约两百五十年，经由这种政策，中世纪自给自足的都市经济，才能转变为国民经济的型态。它是从政府财政上的打算出发，因而纵令在后期成为增加国民财富的手段，其本身似乎具有相当独立的目的，但始终未能摆脱其出发点的色彩，财富遂成为国家（政府）的财富。纵使也考虑国民的财富，但这个所谓国民，不过是抽象化后个人集团的国民而已，至于实际民众各个人的财富，却未予考虑。
不过，政府的存在，系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因此，为维持政府的存在所必需的租税，对于民众来说，是有意义的。然而，应该是以民众生活为主，而政府为辅。若从为满足为辅的政府之必需，来订一切政策的话，就很难保证它绝不会与民为主之民众的生活产生扞格，十八世纪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主张“财富是民众生活所必需”，与“唯有财富才能提高文化生活”的人，他必须将财富变成非政府的财富，也就是人民的财富才行。从经济政策上，把征税的目的洗涤干净，从经济学上剥掉政治色彩，从而使其变成社会的财富，这就是亚当．史密斯想要完成的工作。
史密斯注重人民的生活，可由《原富》中看出端倪。他开宗明义就说：“对每个国家来说，供应全国人民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根本来源，是全体国民每年的劳动。”
在第四卷第八章中说：“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与意义，生产者的利益是应该受照顾，但不该超过也许是促进消费者利益所必要的程度。”这也是在批评重商主义者仅着眼于生产者的利益，却忽视消费者的利益，显示史密斯是如何重视消费（人民的生活）。
史密斯又在第四卷序言中说：“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企求两个目的：第一，要让人民有充裕的收入或生活物资，更确切地说，就是要让人民能够为自己提供充裕的收入或生活物资；第二，要让国家有充裕的收入支应各项公共服务。简单地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讨如何裕民又富国的学问。”这很明白地说明了经济学是以人民生活为目的，所以，史密斯把政府的收入置于次要位置。
对于史密斯的经济学，一般都以自由放任主义看待，不过，这绝不可以单纯解释为“政府不得干涉经济现象（营运）”，而应解读为“企图将以政府为重的经济学，转移至以人民生活为主，政府为辅的经济学”。为此，就必须让政府收回干预的手，于是出现了自由放任，政府不得干预的要求。十九世纪末，政府干预再度抬头，出现了所谓“集体主义”。将史密斯等个人主义时代置于中间，前面是重商主义时代，后面是集体主义时代，这两个时代都是政府干预频仍的时代。但集体主义时代，政府干预是为了人民的生活，这是因为经过史密斯等个人主义时代，确立了以人民为主的经济学。所以，经过史密斯等个人主义时代，政府的干预虽然复活，但它的目的却与重商主义完全相反。
有人或许会问：史密斯既然以人民的生活为目的，为何未曾倾全力于分配论？其实，史密斯在“分工”和“不可见的手”的分析上，已经交由“市场机能”从事自然分配了！
亚当．史密斯开始着眼于人民的生活，认识财富对于人民生活的重要。以往的民众改造运动，只埋首于政治组织的改造，以为这样就可以建设理想的社会，而史密斯舍弃政治形式，注意其内容，鉴于“物”之环境的重要，开始改造运动新局面，他将社会生活和财富直接紧密连结，在此基础上倡导自由主义。
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只在国与国间的贸易开放、保护游走，完全未涉及内地经济活动。对于所输出的物品，怎样在内地生产，如何运到海港；所输入的物品，到何处、如何消费掉等等国内经济的相互关系都不清不楚。重农学派对于财富循环的说明，才使世人知晓复杂的经济社会，怎样才有有机的密切相互关联，但重农学派只从农业这个狭小的管孔观察经济社会，其眼界受到限制。而史密斯则站在高一层的地方，俯视广阔的平原，因而才能将复杂的经济社会，一望就抓住原貌。而且，史密斯企图从混沌中发现能够推动整体的原动力，若能抓住这一把钥匙，必定能导致统一的秩序。史密斯将它求之于“人性”，并断定这是人的“利己心”，如此一来，经济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科学。
此举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大说特说，都不会过甚其词。对于自由的要求，我们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英国很早就有争取自由的历史，但这只是英国人所要求的自由，并不是人类共同所要求的自由。自清教徒逃到美国后，自由才由神所赐予，不可以用人为的力量剥夺，至此，自由才不只是英国人的自由，而是天下人类所该要求的自由。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肯定自由时，自由就成为任何时代、任何国民都可以适用的原则，亦即，予自由以普遍妥当性。同理，自史密斯从人性出发研究经济学之后，经济学才被予以普遍妥当性。在此之前，经济学只是适用于一定时代、一定处所的经纶之策，而以“人性如此”而出发的经济学，只要对方是人，就可适用，亦即可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处所。所以，史密斯将经济学予以普遍妥当性，而普遍妥当性，是作为科学必须的前提，如此一来，经济学也就是科学了。如果人性的研究是道德哲学家所要做的事，我们也就可以了解经济学的创建者亚当．史密斯，之所以是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的缘故了。
当然，人性的研究非始于史密斯，而经济现象的研究也早就有许多学人尝试，但从人性出发研究经济学的，却是始于史密斯。是史密斯开始站在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交叉点，把经济学构成一门有系统的学问。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虽也曾站在这个交叉点上，但他未能充分发挥这个地位就去世了，史密斯也就这样才能独揽这个功绩。
史密斯提出的利己心，后由边沁的心理学快乐说（Psychological Hedonism）发挥得更彻底，而且成为正统派经济学人生观的根基和立场的前提。在十九世纪后半，一方面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以为人性是复杂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利己心，另一方面，理想主义者斥史密斯的见解为自然科学，而企图从别的立场来创建经济学。然而，无论如何，企求说明人类本身里面复杂的经济现象的锁钥，将是永远不变的。史密斯将经济现象的说明求诸人性，犹如康德（Immanual Kant,1724-1804）将眺望外面的眼睛转向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史密斯常被与康德比较的原因。就这一点，史密斯的地位不只在个人主义经济学中，而且，不管他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史密斯其实超越了一切学派，这也是他的第二个功绩。
以上指出史密斯把政治色彩从经济学去掉，以及他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这两个功绩，这都在《原富》这本经典名著中显现。一七九六年，克劳斯（C. T. Kraus）教授就说：“世界未曾有过比《原富》更重要的书籍，自有新约圣经以来，没有对于人类有如此伟大贡献的书籍。”巴克（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也说：“这一部书是以往所有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在确立政治的原则这一点，是单一人最可贵的贡献。”这些话或许过于夸大，但史密斯的划时代成就与功绩，在历史上实在是绝无仅有的。
《原富》内容精要
亚当．史密斯于一七六八年开始着手著述《原富》，一七七三年时已基本完成。他多花三年时间润饰该钜着，初版于一七七六年三月，也就是美国建国和《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面世。
《原富》共分五卷。第一卷共分十一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它从国民财富（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接着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第二卷论物品积蓄的性质、累积及运用，共分五章，主要内容是讨论资本的性质、累积方式，分析对劳动数量的需求取决于工作性质。第三卷论不同国家财富增加的过程，共分四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造成当时比较普遍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政策的原因。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共分九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理论。第五卷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共分三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国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为全民服务有多少种开支项目，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只有赤字和国债，这些赤字和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
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有系统的伟大经济学著作”。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原富》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原富》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十八世纪结束以前，《原富》就已经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原富》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史密斯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史密斯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史密斯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常常征引《原富》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原富》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原富》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原富》一书写作技巧高超，文笔清晰，拥有广泛的读者。史密斯反对干预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在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该书的伟大成就之一是，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概念。亚当．史密斯驳斥了旧的重商主义，这种学说片面强调国家储备大量金银的重要性。他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的基本重要性。他的分工理论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断的政治限制。
《原富》的中心思想是，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者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者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透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用亚当．史密斯的话来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原富》第四卷第二章）
史密斯在《原富》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经济制度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卷，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史密斯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史密斯描述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史密斯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史密斯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富》中，史密斯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观点，也就是马尔萨斯在一七九八年发表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宣称的：“人口增长”已远远超过“地球供养人类的能力”，亦即“人口呈等比或几何级数增加，粮食呈等差或算术级数增加，人类将陷于‘贫穷的陷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