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这段引文，涵盖了另外六大经济问题，咱们分头点评。针对第七点，城市化和房地产红利萎缩，我的看法，症结还是生产要素不能经由市场主导，实现最优配置。在诸多要素中，劳力、土地、和资金，是投入房地产的三大主要生产要素，其中劳力相对过剩了若干年，土地名义上集体所有，本质上国家垄断，任意从乡村低价收购，高价卖给开发商，维持土地财政。资金来自国有银行，按潜规则贷给权贵集团，高价卖房，逐级分赃，导致中国的房价总值，超过全球其它国家房地产的总和。尽管高喊“房住不炒”，但不见实效，空置率世界第一，鬼城随处可见，远远背离市场规律和实际需求。不过，对“城市化已经做过了头”的说法，我不认同。纵观各国城市化，包括中国近代伴随工商业发展的城市化过程，都是人口自由流动和聚集的结果，城市建设规模，随着农转非的实际需要逐渐扩大。房地产的发展速度，应该跟随市场化的自然过程。而咱们房地产的急剧膨胀，与其说是城市化的自然过程，不如说是城市化的扭曲过程。记得有地产大佬放话“房子就不是给农民工住的”。还有，批评农民工子女不能在城市入学的文章，多如牛毛，但说了也白说。因此，有国外学者批评，说中国有快速工业化，但没有相应的城市化，或者说，没有跟工业化同步增长的城市化过程。而脱离城市化的工业化，将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加速贫富分化，二是加剧城乡对立。
第八点，是大政府小社会增加管理成本。据《文学城》网站统计，中国官民比例为1：21，美国1:700、欧盟1:720、巴西1:610、非洲1:350、俄罗斯1:330、印度1:520。说中国养官比例世界第一，不算过份。一直高喊“精兵简政”，但越减越多？原因有多种，主要还是缺乏选民监督，政府有自我扩张的冲动。其中，权贵家族和关系网自我繁殖，是主因。这种现象，在县级熟人小圈子里，看得特别清楚。关于“农管执法”的事，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梁京评论说，“农管队伍”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垂直指挥系统，经费中央拨，人员上面派，似有平衡和监管地方的功能，目的是保证非常时期的粮食供应，因为中央已对地方失去信任。梁京曾是体制内农业专家，如果他的话属实，那么，“农管”来头不小，将扮演什么什么角色，值得密切关注。
第九点，国富民穷；第十点，房屋贬值风险；第十一点，银行暴利时代终结。这三点可合并点评。关于“国富民穷”的说法，我有两点补充，一，部分国人有偏见，认为“国”是指中央（朝廷？中南海？），民就是中央以外的其他人。其实从权力架构看，所谓“国”，应该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军机构，所有吃皇粮的人都算。而所谓“民”，是指跟皇粮无关的各色人等。如果这么一算，那么，就能发现，如今所谓“国富”，也未必真富。起码，已有贵州等省，公开表示无力偿债，希望中央拨款。而中央，也发话“爱莫能助”，“自己孩子自己抱”。
二，顺便反驳一种谬论，什么“有国才有家”，“国富民才强”，“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比喻国跟家的利益关系。照此说法，似乎水流方向不是溪流奔江河，江河归大海；而是相反：大海倒灌江河，江河填满溪流，溪流由低往高，爬上山坡。凡正常思维，都知“先家后国”“民富才能国强”的道理。可是，官宣硬是相反，跟革命歌曲唱的一样：“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里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党成了水跟秧，人民成了鱼跟瓜。主次混淆，顺序颠倒，从来无人质疑。愚民宣传的结果，国与民的关系，就成了镰刀与韭菜的关系。“民穷”的结果，“国富”必成泡影。如今民企倒闭，外企撤离，国企亏损，失业严重，各级财政恶化。就算中央能无锚印钞，也不可能放开胆子不顾后果，向来习惯对外大撒币的中央，如今也开始捉襟见肘。
第十二点，人民币国际化。口号喊了多年，也有个别小国捧场，但成效甚微，人民币占国际结算的比例，一直没超3%。想跟美欧硬通货抗衡，须知前提条件：一是经济实力持久稳定；二是币值坚挺，信用度高。尽管欧美日也有纸币超发问题，但毕竟市场与法制兼顾，就算印钞，也是”有锚印钞“。而咱们属于“无锚印钞”。就连国际金融权威，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最近也承认，人民币取代美元绝无可能。如咱们经济复苏无望，长期处于低速运行的话，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恐成海市蜃楼。
原文：国家发达无一不是深耕政治制度、基础研究，然后推动工业革命的结果。历史从来没有仅凭任性的权力就可以不顾资源条件，无限扩张经济而成功的。
21世纪最大事件是全球化终结，地缘政治崛起，中国不可能再有“以时间换空间”的机遇，国际博弈得靠实力，当务之急是解决好举邓旗还是走毛路，要民富国强还是国富民穷的问题。至少得解决好保护私有财产，法治替代人治、禁割老百姓韭菜三大问题。
总点评：全文最后两段有总结性，所以我的点评，也得做个总结。先说国家发达的条件，作者提到关键三点：一曰深耕政治制度，二曰砸实基础研究，三曰推动工业革命。我都同意。应该说，三个条件没有先后顺序，基本同步发展，互相促进。咱们几十年的快速崛起，看似弯道超车，走了捷径，最后恐怕免不了还得重新补课。
然而，作者的回顾反思，蜻蜓点水，缺乏深度，这可能是体制内跟大外宣的先天局限，不必苛求。文章最后写道：当务之急是解决三大问题：第一，究竟举邓旗还是走毛路？第二，究竟要“民富国强”还是“国富民穷”？第三，完善法制，保护私产，禁割韭菜。这些都没问题，我只补充一点：就是思想路线的关键作用（或叫认知障碍）。就跟上次改开先从解放思想发端一样，假如没有真理标准讨论，不能破除“两个凡是”，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如果真想开启改开第二春，需要解决的分歧，不仅仅是毛路还是邓路问题，而是更为深刻的全面反思，系统检讨，为什么改革开放煮了夹生饭，走了回头路？这跟老邓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一手遮天，罢免胡赵，六四屠城，恶性走资，把社会矛盾积累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都有关系。邓说毛后期的问题“积重难返”，依我看，缺乏配套的邓氏改开（包括江胡习的国家垄断与恶性走资）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该是积重难返的N次方。
好了，我的点评已经超长，必须打住。如果读者有兴趣，想听我详解如何才能开启二次改开？不改开又会如何？敬请期待更多拙作。
2023年7月15日，草于北京寓所
作者关凤祥为北京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