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86年出现的《唐山大地震》这部作品和苏晓康这个作家，因而评论界将此概括为“大地震”热和“苏晓康年”。
《唐山大地震》的意义在于：
第一，在题材的拓展上，它开了写“冰冻新闻”的先例，此后的《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战俘记事》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历史反思型作品无不受其启发和影响；
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将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以来的“全景式”、“集合式”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相结合，发展为新的“大而全”式的写作方式。它与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问题报告文学最具“革命”性的文体特征：宏观综合与学术性。
苏晓康的创作除文体上的这一特征外，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批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为基础，热情呼唤“法治”，如《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如《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最后的古都》和《活狱》等。
在1986年以后，以苏晓康为首领，很快形成了一个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其骨干有赵瑜、贾鲁生、麦天枢、胡平和徐刚等。
与刘宾雁《人妖之间》选择单个人物／事件典型的“事实演绎”进行社会现实批判不同，这一时期的问题性报告文学，其典型选择往往是更具普遍意义的行业性、领域性、社会性问题等。这类“问题事实”搭建文本架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历史文献、学术思辨和政论结合在一起，既有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也有对现实政治的反思。与19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题材报告文学作者多为专业作家不同，这些“记者型报告文学”在文体气质上大多是“硬碰硬”的重大题材（卢跃刚，2000）。
在这一群体中，苏晓康被认为与刘宾雁在精神气质上具有某种传承性（谢泳，1988），但在对属性事实的编织和意义升华的维度方面，两人却大相径庭，“刘宾雁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激愤集中溶注于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苏晓康则善于通过对非典型事件的集中处理来达到与刘宾雁同样的目的”（谢泳，1988）。苏的文本写作方式一度被称做“苏晓康体”，即“全景式”、“集合式”、“立体式”的“宏观综合与学术性”（章罗生，2005），以及“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安哲，1988）。苏对属性事实的意义升华被认为既包含“政治学的思考”，也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接近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谢泳，1988）。
与《人妖之间》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文本结构不同，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用“主题＋个案”的结构方式，全篇为“丰年的灾讯”、“天灾与人祸”、“州官与蔡民”三个主题展开。作者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两个视角，结合当地历史，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将河南驻马店地区水患带来的饥馑贫困及背后一系列问题的现状描摹，与他的采访现场实录及个人观感交替呈现，对每一个小故事作者都直接进行意义提升，并在结尾处不无嘲讽地表示：
‘我的初衷，原本实在是想去那洪荒之中寻觅解民于倒悬的感人事迹。可让我捡到的，尽是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堆在一起，真叫我难以下笔。如实写出来，同大多数地方那温饱有余、小康在即的景象相悖，颇不合时宜，很怕被抓了只看支流、大唱反调、“抹黑”“歪曲”一类的小辫子。然而，夜深人静之际，枯坐灯下，眼前就会浮现出朱湾村姑娘那悲戚的眼神、弥陀寺三青年的恸哭、温家老母废墟上的庵棚、邵家老爹绝望的呼救……于是，终于按耐不住，决定如实写来，算是给我们这个正在摆脱贫困的时代，再唱一支贫困的挽歌。’
三、陨落
苏晓康以及同时期的问题性报告文学之所以在1980年代中后期短暂地获得较大的话语实践空间，与国家政治的“改革开放”诉求对思想观念先导的迫切需求有关，也与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既紧密又紧张的复杂关系”（莫之许，2007），“一方面持不同理念的知识精英从官方获得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特权；另一方面相当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已经大大超越了主流政治当中保守势力所能够容忍的尺度，因此笼罩着某种“民间”和先锋文化意味的光环。这种双重优越感在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架构中轻易地因现实政治需要的变化而丧失殆尽。”
3、1989年在天安门学运被镇压后，意识形态倒退，对报告文学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一批主将“落马”，如苏晓康、钱钢、戴晴，声势大减，社会影响萎缩；二是后继有人，挣扎生存下去。生存到“六四”以后仍有作品和影响的作家，赵瑜和他的体育题材，是一个奇迹；最有影响的后继者是卢跃刚。但是报告文学的衰落已成定局，卢跃刚说：
‘七、八十年代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尊敬、信赖、支持，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对社会的震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立场，以及坚持这一立场显示出来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基本特征掀起了一场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报告文学风暴。
‘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连续七、八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类新会员入会审批专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凤毛麟角，一两部而已。这个情况说明，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报告文学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现了巨大的断层。有作家公开在媒体上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是作家”。这种工具论、喉舌论的献媚，文革后，连那些最左的作家、评论家都不好意思说，而且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来人，特别是像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文艺沙皇”级别的人对此都有检讨、忏悔。’
2008年秋，我听说卢跃刚来美国了，于是非常想见一见在报告文学全军覆没后又异军突起的这位优秀后继者，辗转联络，终于在新泽西见到他，一个留着长发的四川雅安人，我跟他聊了些海外故事，他听得出神，却一言不发。有人私下告诉他受托赵紫阳家人，正收集素材写赵传，他闭口不谈。后来听说这部赵传在台湾出版，但是卢跃刚却从此不见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