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派国家主义的崛起，原因极其复杂，全球政治极化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恶化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有一点也毋庸置疑，那就是民粹派国家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建制派国家主义密切相关，这是胡锡进、王陶陶、任意等人所不愿意承认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建制派国家主义者争相在墙内外各种平台上，以各种身份发表战狼言论，对西方国家的各个层面进行嘲讽和抨击，胡锡进就曾经鼓吹过中国应该增加核武器，任意前不久说美国在阿拉斯加的谈判表现就像当年的大清。不仅如此，他们也一直为打压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和结社自由辩护，有时候说中国保障公民有充分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必须在国家的法律内行使"，有时说那些发表异见、信仰宗教、成立民间社团、运营民间机构的人收了境外资金，意图颠覆政权。这几年间，公知的声音几乎从网络中被清除掉了，少数还能发出来的，也要面对网暴和挖坟的危险；思想市场上可供拣选的十分有限，除了教科书里的马克思主义，无非工业党、入关学、粉红女权；官方的意识形态建构也不太成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民族主义，其他可以感知到的特征并不明显。
在这样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网民，很难不成为国家主义者。他们从建制派国家主义那里学会骂"公知"，对"颜色革命"和"叙利亚学"（西方国家向某些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导致那些国家陷入内战和经济崩溃）头头是道，用"境外势力操纵"来指控一切他们看不惯的人（比如女权）。他们甚至发展出了自己的"爱国亚文化"，比如将爱国饭圈化，把中国叫做"阿中哥哥"。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网民，没有像这些国家主义前辈一样，成为建制派的国家主义者，而是变成民粹派国家主义者呢？
这里面，恐怕时代因素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多成长于改革开放，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对于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倾向。在《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一文中，赵鼎新总结了两种关于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国家一方面放弃计划经济模式，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主导资源分配等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产权改革、法治建设和自由订约权等制度创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须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国家中心论者则更强调政府通过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发展政策，有意识地扭曲市场价格来保护和培养未具竞争力的产业，使之能在世界市场取得竞争性。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978-2008年，同样也是西方国家繁荣发展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美国和英国纷纷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同时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相继倒台，弗兰西斯·福山接过黑格尔的衣钵，高歌"历史的终结"。可以说，一个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接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建制派的国家主义者除了在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自由之间更倾向于国家民族利益，当然也是那些在理解中国经济为何崛起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国家中心论的人，而且这种倾向并不仅是受到国家宣传的影响，更是他们自身做出的一种认知上的选择。
相比之下，在民粹派的国家主义者成长起来的时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要么已经边缘化，要么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说服力。这一方面跟国家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并对自由主义的论述进行系统性打击有关，另一方面，在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时产业开始升级，专利数量跃居世界第一，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领先于世界的技术。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并不是太高，在2021年，排名在一百名开外，但它的发展速度却明显高于排名比它靠前的诸多国家，这就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简单来说，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网民，留给他们的选项就只有一个，不管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持有正面还是负面的态度，他们都难以否认"中国特色"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和民粹派国家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形成对国家与经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上，他们的认知是否曾经有过另外的选项。在体制与人民之间，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偏向体制，但他们认为体制和人民还是有区别的，当人民里的有一部分有着和体制不一样的立场时，他们并非不能理解。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胡锡进有一些话听起来那么像公知话语，除了要做舆论工作，他对另一种选项也是熟悉的。然而民粹派国家主义不仅认为人民是一体的，而且也坚信体制和人民应该是一体的，这就使得他们对于异见的宽容度要低于建制派的国家主义者，如果这种异见来源于体制内的人，他们就更加无法容忍。这就是胡锡进必须被批倒批臭的原因。
五四那天，腾讯的张军发了一条微博："当我们忙着做各种致敬青年的策划时，青年们正在睡觉。"瞬间点爆另一个战场。评论里有这么一条，让中国的精英阶层看得心惊肉跳："1921年我们醒了一次，打爆了资本家的狗头。2021年我希望我们还会再醒一次，等醒过来再把你们杀一次。"两年前，马云首次提出了"996是福报"，他的视频在b站上的弹幕从"马爸爸"开始变成"你工人爷爷来啦"。这两年，整个简中都在谈"内卷"，此前"丧文化"的风靡已经或多或少昭示着这一问题的根源：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所以"低欲望社会化"也比别的国家来得快，年轻人普遍意识到自己上升通道极其狭窄，很多人干脆就放弃努力了。
那些不甘心"躺平"的年轻人，有一部分拿起了毛选。在豆瓣年轻人扎堆的小组，比如"鹅组"和"自由吃瓜基地"，组员将毛泽东称作"教员"，并不时引用他的语录，"教员"甚至成为粉红女权最爱引用的理论家。知乎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读起了毛选"，里面有答主给出某出版社的统计数据，毛选的销量在2015年开始稳步增长，在开始谈论"内卷"的这一两年，销量更是增长了一倍之多。在电商平台，毛选成了热销商品。二次元的孩子都会用毛选的话来玩梗。
如果说毛泽东重新火起来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斯大林在中国年轻人中地位的上升则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账号"今日俄罗斯RT"发了一条微博，提到印度一名叫"斯大林"的政客，并将斯大林和希特勒并称为"独裁者"，遭到年轻人的群嘲和抨击。有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之所以被推崇，与年轻人思想左转没有关系，只是因为他们使国家变得强大，然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国力并不逊色，年轻人却对该账号将斯大林和希特勒并举感到十分不满。这其中不能说与思想的左右没有一点关系。
这两个战场看起来是独立的，实则是相通的。除了时代的塑造、政治风向的转变、建制派国家主义的"养蛊"，因为快速发展带来的"内卷化"，同样也推动了民粹派国家主义的暴走。前面说到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和民粹派国家主义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前者的政治认知成型于改开年代，后者的政治认知成型于新时代，这大概率也意味着，前者分享到的时代红利要远多于后者。在民粹派国家主义者看来，像胡锡进这样的建制派国家主义者是既得利益者，占据着显赫的社会地位和优质的社会资源，但他们立场不坚定，工作不扎实，德不配位，必须被打倒。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解释的是作为整体的民粹派国家主义崛起的原因，而不是个体的国家主义者更倾向于建制派还是民粹派的原因。这场纷争起初被标志被"胡沈之争"，在我看来完全是搞错了方向。沈逸发那个微博只是一时意气，虽然这次民粹派国家主义者站在他那一边，但他本质上和胡锡进任意一样，都属于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在他后面起来的子午侠士、上帝之鹰、孤烟暮蝉等人，才是民粹派国家主义的煽动者。据说子午侠士是一位因贪污被解职的前警务人员，而孤烟暮蝉是惠东县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两人属于体制内的基层人员，或在体制内失意的人士。有人总结过他们所用的伎俩：他们平时热衷发布一些仇外的信息，涉及欧美、日韩、港台，以吸引爱国民粹的关注，等兵马弹药充足，就挑一些"公知"下手。他们的关注者特别擅长挖坟，会将这个"公知"所有公开的社会平台账号扒个底朝天，以欲加之罪的方式找ta"恨国"的证据，如果这个"公知"有墙外的账号，那基本上已经难逃劫难。这几年，被孤烟暮蝉及其关注者网暴到退出微博的人不计其数，连在b站上红极一时的中政法学教授罗翔都扛不住黯然离去。而子午侠士最近接连发动了几场相当成功的法西斯圣战。女权主义者、LGBT、建制派的国家主义者，都在他的打击范围，他的支持者，覆盖厌女、恐同、民粹，和太平洋对岸的川粉高度类似，用他们最爱的"教员"的话来说，真的是"环球同此凉热"，只是世界已经不再太平。
赵鼎新在上面提到的同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以及社会力量对这一自主性的大力约束。所以中国的这种自主性，是"有限的自主性"，对政体的发展来说健康的。改开以来，中国从意识形态合法性转变成绩效合法性，所以这种对自主性的约束，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民主选举、精英制衡、程序决策和新闻监督，而主要来自绩效的压力。他有提到"民粹"的危险，但只想到那种有民生诉求的民粹，或者左翼的民粹，但没有想到那种左右合流的民粹，或带有民族主义的民粹。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道，在改开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不太兼容，所以中国政府要抑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分表达。但我以为，他这个论述缺乏说服力。在某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加威权主义，这个从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和民粹派国家主义者的共同点就可以看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框架用于解释当今中国的合法性结构，似乎已经有点力不从心。
任意说，中国体制的优势在于可以奉行长期主义，不用顾及一时的民粹压力，这话恐怕过于制度自信。在我看来，如今崛起的这些民粹派国家主义者对现政权构成的挑战在于，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不仅与绩效合法性相关，也与意识形态合法性有关，而且是两种绩效与两种意识形态。现在在年轻人中开始流行的毛泽东思想，是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在他们的键盘中越来越失控的民族主义诉求，实则是当下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此同时，这两种意识形态也各自对应着绩效上的要求，即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以及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三四年前中国曾经出现一批毛左青年，在佳士运动后基本销声匿迹。这一批人当时给政权带来的仅仅是一重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压力（因为他们大多是基于理想主义去行动，并非为了个人诉求），已经让当局心有余悸，如今的民粹派国家主义者带来的是四重的合法性压力，其挑战可想而知。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行动》中，丸山真男写道："来自下面的法西斯的动向——即激进的法西斯运动的每一次痉挛般的发作反倒成为一种契机，更加促进了来自上层的法西斯化。"这才是实打实的对中国"制度优势"的测验。
就在此文写作的这两天，网络民粹依然揪着胡锡进猛揍，环球时报的田里被挖出越来越多瓜，而胡锡进的微博，一会儿说要准备好对澳大利亚进行远程打击，一会儿说"让美国自我沦落为闭关锁国吧。让他们去搞极端内斗和内卷吧"。不管这些只是作秀求和还是代表他的真实立场，民粹派国家主义只会被这样的表态刺激得更加疯狂，如此陷入恶性循环，建制派国家主义终将自食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