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这是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的诗句，湖阴先生姓杨名德逢，是王安石在江宁的邻居。从描述的情景来看，杨家环境优美，庭院整洁多花，靠的是常常打扫经营。
古人居家如是，城市的面貌又如何呢？吴自牧的《梦梁录》中，记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风俗，叙及城市卫生，已存在专门从事环卫工作的职业，和处理城市污物的渠道。
“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工搬载乡落空闲处。人家有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倾倒液体）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
据此描述，则古代城市的垃圾处理，其实已经很有秩序。那每日清扫街道、搬运垃圾的役夫，是不是类似今天的环卫工人？临近新春，便由官府出资雇人，疏通沿门沟渠，铲除道路污泥，雇船载运至乡村空闲处。这极好的农家肥料，用来充实田土，必定大受欢迎。至于残汤剩菜，刷过锅碗的泔水，公私粪便，因遵循行规办事，均有约定俗成的主顾；或用之以养猪，或施肥于庄稼，既防止了城市污染，又满足了乡村需求，是一举两得的便利。偶尔也有争抢粪便的事情发生，会闹到官府，定要争个输赢才罢甘休。1970年代，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城市里的公厕，有时因为粪便的归属问题，不同生产队的农民甚至会大打出手。
而与市民密切相关的饮食卫生状况，在《梦梁录》中也有记载。
“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仿效汴京（北宋京城开封）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宫中到民间购物），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也不敢草率也。”
经营食品，为炫耀路人耳目，不靠弄虚作假欺骗顾客，而以质量信誉作为追求，注重食品卫生，“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令消费者尽可放心食用。宋代官制，并无今天专门的工商管理机构，那么，宋人的商业自律道德，真的是境界很高了；宋代的消费者，想必也无须举报投诉了。再仔细一看，原来朝廷也到民间购物，不搞特供，宫内宫外都是一个生态标准，商贩哪敢制假造假！
一座城市，能表现出这样高的文明水准，则当时之世风淳厚，应该可以想见。然而同样是帝国首都，明代北京市民的精神文明面貌，却就不免令人遗憾了。韩德羽《旅次谈屑》上云：
“京都人家尚洁净，堂室整饬，不染纤尘。其移物悉倾弃户外，堆累狼藉。……积雪时，第（只）扫户外方丈地，所谓自扫门前雪也。扫雪堵于行道，碍通行则不恤也（妨碍交通就不去管了）。”
自家堂室，定要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纤尘不然。居家产生的垃圾，却一概倾倒弃置户外，即便日积月累，满地狼藉，也熟视无睹。如此缺乏公德，就连作者也禁不住感叹了：“吁，洁己而秽人，岂性之习乎！”
韩德羽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人，他之旅途所见，说明当时世风颓败，较之南宋时期，已经渐至不可收拾。中国人的恶习，不待柏杨先生斥责，其实由来已久，至于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目睹。
然而不变的是中国家庭个人的卫生习惯，似乎照样延续。据《徐氏三可传》说，徐霞客的母亲“喜种豆，满架蔓施（缠绕），剪芸疏灌，如奉名花；场圃洁拭，不忍婢唾”。徐老夫人身处乡村，操持农耕，卫生习惯却是极其讲究，便是场院苗圃之地，也不容忍婢女随地吐痰。
中国人偏爱整洁的习惯，不独江南一带仅见，所谓云南蛮荒之区，也有这类人家。徐霞客《滇游日记》叙及：“平行岭上，东十五里，宿于磨盘石之卢姓者，家有小房五六处，颇洁。”洁而言“颇”，旅行家赞赏欣喜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又云：“芹菜塘……村庐不多，而皆有杜鹃灿烂，血艳夺目，若以为家植者。岂深山野人，有此异趣？”在远离繁华的大山深处，目睹如此动人美景，无怪足迹踏遍天下的徐霞客，也要格外表示一份惊讶了。待后来游踪转移至悉檀寺，其笔下的遭遇，更令徐霞客终身难忘。
当晚，“寺中具汤池候浴，遂与四长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砖甃（用砖砌成），长五丈，阔八尺，汤深四尺，炊从隔壁釜中，竟日（一整天）乃温。浴者先从池外，挽水涤体，然后入池，坐水中浸一时，复出池外，擦而涤之，再浸再擦。浸时不一动，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盘浴后，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平常只言茶道，其实净身也讲洗浴之道。你看云南寺庙中，僧人招待客人入浴，简直堪称艺术，不单浴室环境幽雅清静，就连洗浴的一整套方式，也是大有讲究。局外人倘若不是身临其境，仅凭想像，难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蒋碧微女士在《我与悲鸿》一书中，也曾提到过日本人沐浴的习俗，同云南寺庙中的情景可谓如出一辙。她1917年去东京，发现日本澡堂盛行男女同浴。澡堂名称也很有情调，叫做“风吕屋”。她第一次进去，刚脱衣入池，便被同浴的日本女人赶了出来，然后半用手势半说明，教她怎样洗东洋澡：“先在池外用肥皂擦身，冲洗干净以后，再下池子去泡。”
不知道这习俗是日本固有的呢，还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2023-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