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供）
自一九七０年代末起，共产国家就风起云涌放弃共产体制，向市场经济倾斜。苏联和东欧诸国，以及中国等指标国，都纷纷采取开放市场、放权让利措施，尽管在政治体制上有些国家仍坚持威权作风，如中国，但在经济层面却不得不往自由开放大步前进。共产世界是这种情况，在民主自由世界里，政府在经济舞台所扮演的角色有过激烈的变化，我们可经由经济思潮的演化来了解。
一般而言，经济科学自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开始，以迄马夏尔（A. Marshall,1842~1924）的新古典经济学，都主张物品和劳务的交易皆由市场自由操作完成的，政府在经济体系中可说毫无地位可言。经由市场机能的运作，社会资源即能达到最适分派的境界。
经济大恐慌的挑战
这种境界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为一九三０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大量失业，使经济学家发现凯因斯经济学才是救世之论。于是乎，政府以政策创造有效总合需求，来促进经济成长以解决失业的方式，遂成为要角。
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受到庇古（A. C. Pigou,1877~1959）的严厉批判。这位“混合经济”观念的创始者，在其一九二０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中提出了“外部性”和“社会成本”两个概念，认为市场并不像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般完美。
庇古指出，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在“无意”间难免对别人造成“伤害”或“有利”，这种外部性无法被决策者考虑进来(污染即为一例)，其结果是一种社会负担的成本，势必造成浪费。换句话说，自由市场机能并不必然产生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最适结果。完全竞争所假设的模型与实际间产生了诸如“独占”与“共用财”的缺口，资源分配因之受到损害，这些缺口必须经由政府出面纠正。纠正的方法是：合法扩大政府的经济角色，来将产业组织运作所产生的外部性予以“内化”。在政府的干预下，“市场失灵”将可被改正，而再度保证社会资源被有效率的使用。在凯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庇护下，政府于是跃上经济舞台，不旋踵即爬上了主角的地位。
凯因斯理论的风光到一九六０年代末期“停滞膨胀”(Stagflation)产生后，重货币学派、供给面经济学者，以及理性预期学派相继兴起，纷纷对之作无情且致命的挞伐，终使其黯然失色。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福利经济学的文献都充分解释市场的不完全性，也说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甚且进而产生新而更有力的集体干预手段，如“环境经济学”就是其产物。不过，至少从一九六０年代起，即有一批新生代经济学家已开始致力于研究政府干预的极限和缺点，理论上较为重要的是“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学说，实证上则推“管制经济学”(Regulation Economics)为首要。
集体干预能否善用？
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一九八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领衔的公共选择学者认为，指明市场体系的不完全性，使我们更清楚集体干预的效果，以及由政府当局支配工具使经济体系更趋完美，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将这些工具作最佳使用？如何保证？又有谁可以保证政府的决策能真实的反映集体意愿？即使“决策”正确而能代表集体利益，谁又能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能符合立法者的意思？他们指出，政府不是万能的上帝，它也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人的本性并没有变。一个人不管是受私部门或公部门雇用，有机会他也照样会追求其个人满足的极大。他们得到一个矛盾的结论：在私部门厂商中，个人行为较与公益调和；而在官僚体系内的个人，却更有机会来得到更多自由，以满足私利。
公共选择学者基本上认为，如果存在着“完美”行政系统，则由政府出面来保证公益，是可以纠正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但事实结果，却往往相反，他们所提供的答案中，最重要的为“官僚”(Bureaucracy)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行为有三种自发性的不利：一为缺少竞争，其结果是追求成本极小的压力消失了，生产成本提升将使社会大众支付较多成本，却无法得到相对多的服务。二为政府服务往往生产过度，此因许多政府部门都是“独占”的，普遍存在“过多投资”的现象。即使需求没有增加，生产也会提高，因而造成“社会浪费”，这跟私部门的独占情况没有两样。三为控制的无效率，政府系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监督，但政治力量往往无法正确代表全体人民的集体意愿，实际上总是产生过度消费，图利特定的某一群人之结果。因此，市场失灵固然需要纠正，但由政府来担此重任却也产生了“政府失灵”，而后者的弊害似乎更大。
社会计划价值何在？
管制经济学旨在分析政府干预的成本和效益。其兴起的背景有二：一为一九六０年代美国大社会计划的失败；二为经济学的长足进步，尤其是资讯获取技巧以及个体经济理论的更新。他们的实证工作特别在下列三方面有所表现：其一，自美国肯尼迪、詹森总统以来，花下大笔经费的社会计划，诸如扫除贫穷、都市更新、社会安全、种族整合等等，这些计划对美国民众的利益何在？特别是那些需要刻意照顾者是否真的受益？其二，美国联邦政府对企业的“经济”、“社会”管制，举凡贸易、食品、药物、职业安全、健康保险、航空和交通等等的管制，是否真的改正了“资本主义的浪费”和“市场无效率”？其三，美国政府的许多特定立法，如最低工资率、失业保险、土地规划和房屋立法、消费者保护、高中教育补贴、药物和犯罪的制止、反污染(噪音、黑烟、污水)等等立法，到底有否达成其肩负的目的？
管制经济学者所要探究的是：管制的结果，是改进资源的分配或抑制呢？美国人民的福利在政府的管制之下，是否真的增进了呢？
一般而言，二十多年来的实证研究显示：在管制之前已独占的企业，并没有因为管制而有明显变动，而管制也没有改变价格的歧视。至于寡占的企业，如航空和货运业，管制之前的价格竟然远较管制之后的价格为低。
受保护者反而受害
关于扫除贫穷，最低工资法、所得重分配法案以及社会安全等方面立法的评估结果，大多发现与政策目标相违背。结论是：应受保护者反成受害者，而得利者则是利益团体或是中产阶级。此外，在消费者立法保护上，实证也显示，消费者并非受益者，反而是特定生产者得到了庇护。基本原因在于：立法管制前，责任鉴定完全由使用者负担，他们以学习的方式来反映不好的产品，使其在需求减低下被淘汰；而在立法之后，由于学习成本的下降，他们本身乃疏于警觉，只凭借政府管制之力来保护自己，一旦管制失效，受害的程度往往更大。另一方面，消费者立法的政府管制负责人，其行为像警察而不是消费者和产品的保护者及改进者。举例来说，美国药物管制之后的劣药并不比管制前少，但管制之后的新药出现速度却显着降低，对于消费者的福祉非但没增，倒是减少了。
在新生代经济学家的理论和实证双重交逼下，“政府失灵”愈见明显，修补的大原则无非是“减低对政府干预的依赖”，以及“依循市场经济的逻辑运作”。简单的说，就是让“自由经济”重回舞台。
弗利曼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这本书的一九八二年版前言里曾说过，当一九六二年该书出版时，由于其论点并非“主流”，几乎没有报章杂志理它，而其在一九八０年出版的《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一书却被所有主要的传播媒体竞相报导，销售量甚为惊人，该内容的电视节目也甚为轰动，而且至少被译成十二种不同的文字。这两本书同样都是自由经济的哲理，两本书所受待遇的差别，恰可代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经济思潮的演变，他又举出一九六四年高德华的惨败，而一九八０年雷根的大胜(两者的信念一致)，也是自由经济思潮复活的另一明证。
又走回私有化老路
一九八０年代以来，美国不断的出售公营企业，在教育、医疗、住宅等方面也明显走向私有化；英国政府坚持“私有化”政策，将许多公营企业抛售；社会主义的法国在一九八一年将银行及多个他种产业收归国有之后，但随即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之后也不得不强烈的步向“私有化”及“反管制”的道路；而墨西哥、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也都卖出一些公营企业，而且又计划卖出更多。令人讶异的是，中国也以超速脚步赶搭私有经济体制的列车。凡此种种都是“经济自由”再度抬头的铁证。
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在一九七四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其后多位崇尚自由经济思想者陆续得到该奖的事实，也应就是这种现象和趋势的反映，这种趋势可用“自由经济”的抬头，也可用“政府退位”、“市场重生”称之，甚至可用争议性较大的“尊重个人自由”、“个人主义抬头”来表示。当一九九０年代高科技突飞猛进，网际网路一日千里发展，如趋势专家大前研一所言，在四个“I”—“投资”(invest)、“产业”(industry)、“资讯”(information)和“个人消费者”(individual consumer)的带动下，“经济无国界”逐渐明朗，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出现更带动此趋势，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潮流的沛然莫之能御，致“民族国家的终结”(大前研一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一本书名)话语出现了。在此情况下，政府的角色也有更大的变化，尤其在经济层面上也应该力量更小才对。不过，正如弗利曼在一九九三年二月特地为其台湾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译本所写的序言所说的：
“我很高兴，《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文版能在台湾发行。
虽然该书英文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前，但该书所揭橥的理念乃是永恒的。那些理念适用于三十年前，也适用于今日的环境，而就某些层次言，可说更切合当前的局势，政府干预市场的年代已因舆论而有所改变；当年批判政府干预属于极端且激进的论点如今已广被接受。尽管如此，政府干预的行为并未随着观念的改变而同等变化。
相反的，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０年代以来，非但没有减弱，且有增强之势，今天的政府花掉国民所得的一大部分，采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细腻地干预到个人生活。
共产主义的瓦解使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其实不然，似乎我们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之型态，而共产主义国家却正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们所处的国家之型态。
……
……以美国为例，我确信反转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缩小政府规模和减少侵犯个人事务是极为迫切的作法。我们的行为有必要配合我们所说的话。
……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透过市场机能赢得繁荣之后，常有强烈倾向走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型态，要维持市场机能的运作可能比导入市场机能来得困难。”
那么，在全球化热潮、民族国家面临终结的大环境下，政府的规模为何不见得会缩小呢？当二００八年全球金融海啸淹没全球之后，自由市场又受到攻击，政府管制再次大行其道，尤其各国政府“印钞救市”、大量举债来救经济、拼经济，以致“大债时代”来临，而天灾人祸愈演愈烈，在在考验卑微渺小人类的智慧，是否该停止追求无止境经济成长了呢？
大家一起来过“简朴生活”！
前台湾行政院长张俊雄，曾要求各部会首长朝美国诗人爱默生所说的“简朴生活，高超思维”生活模式去落实。不料却引来冷嘲热讽，尤其在台湾经济景气被认为低迷的时刻，更被指责为雪上加霜。不过，个人倒是举双手赞成，彻底执行，也期盼全民响应。如此，“永续发展”才不会只是一场梦。且让我从李家同教授的〈癌症细胞〉一文谈起。
李教授在该文中描述其“癌症医生”朋友老张，收入高得不得了，却过着简朴生活，每次都坐公车参与聚会，从不大吃大喝，但对他人的经济困难会慷慨解囊。六十二岁时老张退休，原因是得了癌症，只剩几个月的生命，他的儿子也是癌症医生。让人纳闷的是，老张不久就去世了，同学都收到讣闻，除了绝对婉谢花圈这些玩意儿外，还有一个“参加者都在指定地点坐他们家租的游览车去”的要求。
葬礼时由老张儿子的致词中揭晓老张这么快去世的谜底，原来他从头到尾没有接受治疗。老张还特地录制一卷录影带在其丧礼中播映，他在影带中说癌症细胞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癌症细胞的分裂永远不会停止，于是将人体中其他正常细胞的养分吸得一干二净。老张认为健康的人都是癌症细胞，因为健康所以吃得多；因为有钱，所以消耗掉大量资源。可是，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人用得多，其他人就要倒楣了。
老张在录影带中提醒参与丧礼者：“如果全球的人都像我们这样地吃远洋的鱼，全地球海里的鱼只够我们吃一天。”老张也对与会者提出：“如果全世界都像我们一样地享受，地球上的资源能撑多久？”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四十年后，石油就用光了。
为何老张不接受治疗？他的儿子并没有解释，但李教授由影带中看出，老张对于自己的生活好感到内疚，所以他一直尽量过得很简单。非洲大批人得到爱滋病却无人得到任何治疗，老张虽热爱生命却不愿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别人，他不愿意自己太健康，因为太健康就是癌症细胞。老张是提到了自己的病，说它不可能痊愈，即使花了很多钱治疗，顶多可再活三至四年，这段期间他能做的非常少，却得花费人类大量的医疗资源。他在临死之前捐了一大笔钱给一家慈善机构，专作医治非洲爱滋病人之用。
李家同教授感同身受之余，日常生活也身体力行趋向简单，也认同“我们不能生活得太好，我们不该是癌症细胞，我们应该将青山绿水留给下一代，留给别人”的生活原则。毕竟人类自一九七０年代以来就愈来愈感受到资源的相对贫困。可是，为何“节约”、“安贫乐道”等等口号喊得喧天价响，收效依旧有限呢？我们但见崇尚名牌、炫耀性消费依然是时尚，而前些年在台湾掀起的“卡债、卡奴”问题，其中有部分就是消费至上，甚至是“享受至上”行为的反映。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肃的提醒，“强调消费、鼓励消费”的凯因斯理论，以至于总体经济学中“以消费提升经济成长率”的理念和政策，都应重新思考。此外，当代基本经济学以“自利”作为“行为动机”和“极大化生产和欲望”为基本原则，甚至于将“技术进步”、“创新”作为永续发展万能丹的观念，也都必须重新检视。尤其地球暖化严重、天灾人祸愈见频繁的此刻，更是冷静检讨的良机。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