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的北大校友李少民说，李克强在70年代末就喜欢听贝多芬的交响曲。他很感慨地告诉李少民，贝多芬的交响曲简直就是为自己写的。我想，李克强一定更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而他自己的命运，也足以让人唏嘘。
贝多芬遭受连串打击，却不认命，最后终获成功。李克强一定钦佩他的奋斗精神。《纽约时报》记者张彦(Ian Johnson)2015年11月23日刊文，谈“贝多芬在共产党中国的命运”。他说，贝多芬在中国很受欢迎，中国人认为要想成功，就必须“吃苦”，承受艰辛。
李克强也有他的命运交响曲。而他承受的真正艰辛，既不是源于他在北大的求学时代，也不是源于他大体随顺的团中央生涯，更非源于他在河南和辽宁有惊无险的地方官体验，而是源于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把手经历。那十年给了他地狱般的感受，好不容易熬到退休，生命却莫名其妙地嘎然而止。
李克强命运交响曲最不同凡响的地方是，他在生前并不成功，死后却惊天地泣鬼神。老百姓想念他的好，因为他总是惦记他们的苦难；体制中人心有戚戚焉，因为他们有着和李克强一样苦苦挣扎的心态，却不知自己会不会和他一样，有同样悲惨的下场；学者们则对他的结局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与警示。几乎所有这些悼念李克强的人，都在借机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这种不满史无前例的规模化，公开化，实在是近年罕见。
李克强命运交响曲带有十足的悲剧色彩。它用李克强之死鞭挞了中共体制的荒诞、卑劣与溃败。它用李的从政经历揭示了体制中人思想和行动分离造成的人格分裂。李克强在做学生时思想曾具超前性和独立性，但后来当官，为了顺从体制需求，他掩饰或牺牲了自己的思想独立性。他让思想归思想，行动归行动，难怪他的导师厉以宁说他“很会做官”。
李克强命运交响曲还告诫体制中人：曲线救国，此路不通！李克强从80年代起带着自由派思想进入体制，但很快就为体制干起反自由派的脏活。1986年，他代表团中央坐镇北大，阻止学生参加学运，就是例子之一。当他当二把手时，他的“相忍为国”或者是相忍为党更是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尊严、理念甚至生命，只成全了一人独裁。李不会背叛共产党只好背叛自己的理念。不是他改变了体制，而是体制改变了他。当然，他还是守住了个人的道德底线，但却无法改变、无法阻止整个体制的沉沦与堕落。他的曲线救国最后不能不以失败告终。
李克强的命运交响曲是所有曲线救国者的命运交响曲，他的命运为他们提供了警示，在体制认同和良知反抗中，你向何处去？李克强苦苦挣扎，他还存有良知，不允许自己黑或坏，最后被又黑又坏的体制吞噬。贝多芬的最后命运是光明战胜黑暗，而李的结局则是被黑暗毁灭。所有中共体制中人，都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与肮脏的体制同流合污，要么被体制吞噬。
李克强在世时显得微不足道，以至于很多人忘记了他的存在。离世后却激发整个社会的怀念、质疑与思索。这可能才是李克强最大的政治遗产。李克强之死虽然没有造成上世纪“4.5”运动和“6.4”运动那样的群众觉醒，但似乎正在酝酿一种豁出去的社会情绪，反正是死，何不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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